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变革模式及启示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变革是近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主要的变革模式有国家政权主导的全国性乡村治理变革,社会力量发动的乡村治理变革,知识精英与地方权力相结合推动的乡村治理变革,地方政权推行的区域性乡村治理变革,革命政党主导的乡村治理变革。乡村治理变革的首要目标应是在乡村社会建立一套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同时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联互动、对农民基本逻辑的尊重、对乡村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关系的处理等也至关重要。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革探源:基于人的需要之视域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乡村治理变革,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推动乡村治理变革;在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革的诸多动力源中,农民的需要及其新变化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也是理解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理由之一,应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予以关注和重视.     

组织公共性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再造

村庄公共性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再造的基础。在开放、流动、分化的乡村社会场景中,村庄公共性的再造需要以基层组织为枢纽,整合乡土社会的伦理性、科层制的程序性和群众路线的政治性,并通过组织制度、组织机制、组织载体、组织体系的能动性调适实现村庄的组织化,塑造村庄公共秩序。组织公共性是村庄公共性的适应性形态,它突破了村庄单元的限定,在融合国家制度因素的条件下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可见,村庄公共性并不必然随着乡村社会变迁走向衰落,而是能以富有韧性的形式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织再造。     

乡村治理基本单元的多层化体系建构 ——以三种农村集体资产改革为例

自治和行政是乡村治理的两大工具,两者不同的组合方式产生自治主导型、自治行政均衡型、行政主导型等不同的治理路径,进而形成自然村、行政村、乡镇等多层化基本治理单元体系.以三种有关农村集体资产的改革为例,集体资产产权分配改革宜选择自治主导型治理路径并以自然村为基本治理单元,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改革宜选择自治行政均衡型治理路径并以...     

论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征。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协调统一、治理内容的整体性及其统筹兼顾、治理路径的协同性及其综合施策、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及其并行推进等四个层面。治理主体包括两级党委、乡镇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协同合作,治理内容包括乡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人居环境治理体系的全面建设,治理路径包括"富民"基础上的"三治"融合,治理目标包括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利益福祉和农民个体全面发展的三维并进。     

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与协同治理的现实之辨

体制吸纳是行政权力吸引社会组织或个体精英进入公权领域运作的社会过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介入乡村治理的行为,会对刚刚获得认同的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消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一定要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角色,实现适度规模的体制吸纳,继而最大程度避免体制吸纳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协同治理的美好远景。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村民公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之实证分析——来自江苏和贵州农村的调查

村民公共参与指村民通过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影响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行为。调查显示,由于受媒介接触、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村民公共参与呈现出"社会性参与热情而政治性参与冷漠"的两极分化趋势。通过交互分析发现,村民公共参与的所有变量与乡村治理绩效均具有显著性相关关系。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则表明,村民公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力度很一般。其中,政治性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大,社会性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小,这一结论对我们寻找乡村治理绩效的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及其得失

在清代,乡村治理被视为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全局,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清代乡村治理是一个从中央、地方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首先,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由国家政权掌控并制定乡村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其次,建立了一套成熟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尤其重视发挥州县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再次,清王朝还积极利用乡村社会的乡里制度、士绅、宗族等地方性资源来推进乡村治理.当然,乡村社会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利用 自身特色积极回应并参与其中.清代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为当前乡村治理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分类与分权：社会变迁视野下的社区治理重构

在现代城市治理体系之中，社区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伴随着社会变迁，城市社会空间在重构与分化，社区治理模式与权力结构也在持续变革。进一步而言，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分类与分权的趋向。从分类与分权的视角重构社区治理，一方面可以小区及其居民卷入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水平为指标开展分类治理，另一方面可以多元主体在社区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为切入点实施分权治理，在充分考量了社区治理中的复杂性和异质化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能够消解社区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从而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