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一段问题史

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段问题史。本文主要考察了“重写文学史”的话语背景、理论预设和实际效果,认为它在反思既有文学史写作的单一性与政治性的前提下,试图解构传统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图景,追求文学史叙述的审美性和个人性。文学史的“重写”使文学史回到了文学本体,实现了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也使中国文学史在现代知识谱系的构建中逐渐旁落和边缘化。     

早期当代文学史真相的迷失

早期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虽然以再现文学史真相,建立科学的文学史论述为己任,但由此所致却恰恰是泛政治化文学史话语对文学史真相的遮蔽。这一现象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话语生产流程有关,其中作品的经典化、经典的本质化、本质阐述的权威化、本质阐释的权威泛化等环节对文学史真相均有遮蔽作用。一,由于经典化是各种权力综合作用下的合法化、主流化,经典化过程成为主流和共同体运用有限史料置换历史原生态的过程;二,对文学史本质规律的概括不但没有接近文学史真相,反而造成了历史话语对真相的遮蔽,使文学史论述沦为话语游戏;三,在本质阐述权威化的过程中,领袖的言论成了绝对真理,对文学史本质规律的阐释变成了对领袖言论的阐释;四,领袖的言论又不同程度地被不同代言人的言论所置换,最终导致文学史真相在本质阐释泛权威化的格局中进一步迷失。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文学史重写的先声——论瞿秋白的文学史"整理"观

文学史写作往往不是纯学术事件。早在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就提出要对中国文学史进行革命的"整理",实质上最早涉及了近现代以来文学史重写与革命逻辑的关联。瞿秋白文学史"整理"观的意义有两点:一,作为红色文学史写作意识的发端,开辟了此后革命形态的文学史叙述先河;二,率先倡导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史重构模式,把文学史写作纳入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建构中。     

《白话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文化演变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于1928年出版,至今一直处于不断地被阐释之中,然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呈现出不同的研究形态。关于《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可分为4个阶段:1949年前杂音交织的白话文学观念论争;1949年至文革结束期间官方话语规训下的"形式主义"批判;1979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新启蒙思潮下的文学史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百态横生的跨学科交叉渗透研究。     

现代文学史著作对“新诗”的命名——以20世纪20～40年代文学史著作中的“无韵诗”为中心

新诗是一种不同于旧诗的诗歌形态,在其百年发展史上,名称很多,名称是一种指认,一种特征概括,更是对新诗发展思路的确认,对新诗未来图景的想象。"无韵诗"是新诗诞生之初的一个重要概念,时人称"无韵诗"为新诗,将其纳入新诗论说的话语场中,赋予自由押韵的新诗以合法性。本文考察20世纪20～40年代出版的文学史著中"无韵诗"概念使用、创作指认的情况,努力还原这一概念从走进文学史著,到被叙述为"新诗的黄金时代"直至逐渐淡出文学史叙述的过程,论析了文学史著作对"无韵诗"的兴衰史所起的作用,进而对新诗发展历史进行反思。     

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

在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进程中,探寻文学史自身的话语和问题非常重要。中国文学史家自觉将世界文化交流意识融入了文学史写作,高等教育的体制和思想方法也直接影响了文学史的叙述。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虽已成为过去,但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有着永恒意义。文学多功能的认识和教育素质的文学培养,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更加密切的联系,都将为文学史未来写作提供新思路、多途径。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史理论述论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文学史理论建设与史纂实践走向自觉的时期,是多种文学史观念方法共存并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时期。本文概述了这个时期重要而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史理论内容,重点回顾了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文学史理论发展的联系,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现代思想潮流和方法对我国文学文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史理论研究,编写出更科学更多样的文学史著作,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文学史编写中的历史本位主义批判

本文立足于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历史,对文学史著作编写中所形成的历史本位主义(以朝代为纲的结构模式、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的叙述模式和"社会化"的主流话语模式)及其成因作了简要分析,认为文学史编写必须突破这种历史本位主义而回归文学本位主义,才可能真正改观.并就文学编写与教学对文学人才培养的影响作了简要论述.     

现代文艺思潮与中国俗文学学科建设

中国俗文学学科的建立是在20世纪上半叶各种文艺思潮论争中完成的。每一次现代文艺思潮的论争都影响着俗文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近代文学革新运动推动俗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新文化运动引导俗文学研究"走向民间";"文学大众化"思潮助推俗文学研究对象的本体回归;"文学民族形式"论争带来俗文学研究的繁荣;"民间文学主流论"思潮导致俗文学研究的边缘化。     

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性危机--《文学革命论》之革命话语考论

建国以来的现代文学史,把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的革命话语叙述为"革命",而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改良话语叙述为"改良".这种"顾名思义"式的叙述,不仅导致主观历史对客观历史的严重背离,而且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性根基的匮乏.事实上,无论在陈独秀还是在胡适,亦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其实质都是"改良",而非文学史之所谓"革命".而其中最具学术意义的是这种背离是如何形成的?形成以后又因何造成一种真理性、知识性的假象被代代传承?文学史的话语建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究竟是何关系?此种关系又如何处理?对这些问题的审理,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乃至中国历史现代性叙述的诸多问题,甚至是根本性问题.     

主流文学史的时空扩展与文献佐证——评付建舟《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系列著作

目前,我国主流文学史分为两个部分,即通常以《中国文学史》命名的古代文学史部分和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命名的现当代文学史部分。前者一般叙述到晚清,以小说为例,往往以所谓的四大谴责小说代表这一时期的小说发展水平,其他作品则轻描淡写,几笔带过;后者一般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展开叙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略有变化,追述到五四以前,     

文学史的叙述问题--文学史学的基本话语研究

我们必须确定一套建构文学史的基本理论话语体系,确定"文学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范畴所必要的理论范式.本文着重阐述了文学史的叙述框架问题、文学史的叙述形态问题、文学史的叙述时间问题.     

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大体可以从四个层面来描述:"中国文学史"这样一种著述方式是伴随着古今文学的转型而产生的;现代的纯文学观深刻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文学史"撰写;对古今文学之异的清醒认识是编年体文学史兴起的契机;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古今"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即从这四个方面展开.     

“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性与未完成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障碍基本扫除,"五四"文学的启蒙性、世界性、现实性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钱理群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较好地处理了"立人"与"立国"、"自律"与"他律"关系,被誉为现代文学史重写范本。当代文学史方面,审美与民间、个体性与一体化、共和国与新中国是出现频率很高的几组关键词。90年代后期,思想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派"论争公开化,文学史研究成为现代性反思的一个重要场域,审美现代性、资产阶级现代性和反现代的现代性是其三个主要维度。文学史是经验事实与价值意义的结合体,不管何种叙述方式,都应葆有它的鲜活性和在场性。     

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在1980年代后中国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格局中,香港文学的历史存在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较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问接纳的左右翼文学格局挑战了以1949年为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1970 年代后的香港文学与香港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相呼应,以其在全球性背景下开始的多元化进程和雅俗课题上的突破揭示出20世纪后3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这些都根本性地拓展了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使之得以摆脱"中原心态"、"启蒙思路"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遮蔽,建立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互为参照的格局.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重写文学史”问题考辨

“重写文学史”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学界和中国文坛均产生过深远影响.欧美学界关注文学史话语和书写机制的权力关系,中国学界重视历史文学的底层经验和书写策略.新旧形态的历史主义习惯将文学史观念襄挟在文学作品和社会语境之间,文化诗学批评则关注历史与当代之间的文学活动、作品与情景之间的活态历史,以及史学与诗学之间的理论生态.文学史体系之下存在的是经典形塑的文化史空间,重写文学史问题之下则是以往被遮蔽的活态历史和民间经验.     

论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著述范式的嬗变

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实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并隐含着三种著述范式的发展与嬗变:20~40年代的新文学史主要以语体/文化为中心,以科学性的进化论为内核,是新文学的合法化叙事;50~70年代的新文学史主要以作家/政治为中心,以阶级性的反映论为内核,是新中国的合法化叙事;80~90年代的新文学史主要以文本/美学为中心,以现代性的生成论为内核,是新时代的合法化叙事。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理论与实践

中国当代文学已走过60多年了,但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近年才起步。由于中国当代文学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进入系统的学科史整理和研究前,有必要对学科史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深入清理,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成熟,还会增进我们对当代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深入理解。为了更有效地展开讨论,本文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与90年代,并选用人民性、文学性与历史化作为考察三个时期文学史写作的核心关键词。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