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法律的特点与性质

所谓台湾法律,在时间上,仅指国民党政府逃台以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法律制度,而不包括国民党逃台前或者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台湾省的法律制度;在主体上,是指作为台湾地区事实上统治者的所谓“中央政府”的台湾当局以及台湾省政府,须由它们制定颁行或者修订认可的法律规范;在地域上,应限定为生效于台湾当局的统治辖区范围内,调整台湾地区的各种社会关系及台湾对外关系的全部法律规范。只要符合以上各项特定要素     

近年来日本稳定金融体系的对策及其效果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导致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机构为良资产增加,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破产。面对日趋严重的金融形势,日本政府采取了强化金融监督、金融制度改革和制定新的法律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秩序。     

金融机构劝诱销售金融商品的法律规制——以日、韩为借鉴

在现代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在金融商品销售中进行适当的劝诱是现实的需要,不应否定金融机构对于潜在投资者进行劝诱的权利.但是在劝诱销售中,金融机构及其业务人员必须把握尺度,遵循适当劝诱原则,禁止各种不当劝诱行为.对金融机构金融商品销售中的劝诱行为进行法律规制,既是保护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内在需要,也是促使金融商品市场形成公平公正的交易秩序的必然要求.     

浅析规范金融机构市场退出行为的法律对策

加入WTO给中国金融业带来了深刻变化,并削弱了现有金融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外资金融机构的不断进入,不仅会改变中国现有金融机构的结构,而且会促使现有的金融运行规则发生变化。因此,在规范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行为的法律建设中,必须在借鉴国外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金融现实,加快制定和完善规范金融机构市场退出行为的法律对策。     

经济发展中的政策性金融功能分析与框架设计

政策性金融是指政府金融机构充当金融中介 ,以比民间金融机构较低的利率向特定产业实施倾斜式融资的金融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中 ,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构筑发展中经济政策性金融的理论框架 ,并对日本高速成长期的政策性金融进行分析 ,可以对我国政策性金融的深化改革和加速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金融改革中"分立政策"的制度分析

金融政策的分立性会直接导致金融改革成效的差异,韩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金融政策的分立性同样是目前金融改革的重大障碍.中国金融改革成功与深化的根本之道在于,重新界定政府部门的基本职能,重建政府部门的权力结构,增加金融决策的透明性、科学性、前瞻性,增加金融政策议程设置的透明性,完善法律制度保障,从金融政策分立性中走出.     

金融混业经营的理论分析和路径选择

金融混业经营是指一个金融机构获准可以经营多个金融业子行业,或者获准同时经营多个隶属不同金融子行业的金融产品。我国金融混业经营以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为试点,已经从业务层面发展到资本层面,组织形式为金融控股公司,开始突破法律的限制。金融业从分业走向混业,是金融业内部的制度变迁。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制度变迁之路将是渐进式的,即逐步放松管制,在有效推进金融机构工具复合和业务交叉后,模糊金融机构边界,达到金融机构组织形式的整合,最终实现金融机构资本上的完全融合。     

算法社会下金融消费者信息权的法律治理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与算法技术的深度推进,各国逐步进入算法社会。在算法的驱动下,金融行业获得快速发展,金融消费者可以更为快捷地参与到金融活动中。不过,算法会对传统社会的风险结构带来变革,亦会对金融消费者信息权带来冲击。尽管我国对金融消费者信息权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法律治理体系,但是明显存在金融消费者的信息立法规制不足、金融机构未尽到全面的保护职责、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不力、法律救济制度存有偏差等问题。可以通过借鉴域外（欧盟、美国）金融消费者信息权的法律治理,提出完善我国金融消费者信息权的法律治理路径。     

台湾地区邮政金融改革对中国大陆邮政银行发展的启示

从邮政业务(储金、划拨、汇总)、简易人寿保险、代理业务和邮政资金的运用四个方面介绍了我国台湾地区的邮政金融营运概况,重点分析了台湾地区进行邮政金融公司化改革的举措,即修订规章、调整组织结构、改革人事制度、创办新种业务,最后阐述了台湾地区邮政金融改革对大陆地区邮政储蓄银行的启示,即建立健全邮政储蓄的法律体系、加强资金的自主运用、积极创新和开发新业务、提高管理效率等.     

发展绿色金融的法律研究

绿色金融是现代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发展绿色金融对于保护环境、发展经济以及金融机构自身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金融机构如何实施绿色金融战略是我国当前一个重大现实课题。从法律上而言,我们应当在考察与借鉴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合理的绿色金融法律框架。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财政金融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财政金融政策对推动民族统一战线建设、实现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烙上了国民党政治腐败的印痕。正确评价抗战时期国统区财政金融政策,对我们以史为鉴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金融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主要财政金融政策进行了剖析,对其历史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其形成进行了反思。     

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

194 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 ,国民政府从长远的对日关系考虑 ,制定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国民政府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违反国际法所犯罪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在审判前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并在审判过程中加以完善 ,审判是严肃、公正的。由于实行“以德报怨”、“宽大迅速”的审判方针 ,仅有极少数日本战犯受到处罚。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是战后大多数日本国民感激中国 ,对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审判过于宽泛 ,使大批日本战犯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工作的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切实把社会各阶层青年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战时轨道,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展开了全面的青年动员工作。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成立青年动员工作领导机构,建设、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在国统区,发动了广大青年推动和支持国民政府坚决抗战,争取民主,促进抗日青年统一战线;在日占区,秘密发展抗日青年组织,动员青年与日本法西斯和汪伪政权展开英勇机智地斗争,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特点及启示

《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经济命脉也被日本所控制。日据时期的台湾农业,确实得到了发展：米糖为主的农作物产量增长迅速、农业生产由单一体系向多角化发展。日据时期的台湾农业发展虽然有殖民色彩,但相对集约型的农业模式对人多地少的大陆农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的省政府合署办公问题探析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因应省制改革之需要,实行省政府合署办公的行政制度改革,先是在五省试行,然后逐渐推广到多数省份,达到了经费节省、人员减少、责任明确、政令统一和行政效率提高的效果。但是省政府合署办公问题不可能扭转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局限。     

日治时期日本神道在台湾的传播与局限

日本神道于日治时期在台湾的传播,带有浓厚的双面性格--一方面似乎具有日本传统信仰的"宗教"性格,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代表国家仪典的强势"道德"风格。如此双重性格,加上日本治台所谓"同化"政策的虚幻性,以及统治者、被统治者双方对"宗教"观点的差异性,造成日本神道在台湾、特别是被统治阶层间的传播,呈现出无法生根落实的面貌。 本论文除陈述具有"国教"地位的日本神道教,在日本治台50年间传播的轨迹,并藉此解析日本神道教无法在台湾社会"土著化"的原因。     

浅评后藤新平在台湾的鸦片专卖政策

甲午战后台湾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针对台湾的鸦片问题,后藤新平提出了他的鸦片“渐禁政策”,在台湾实行鸦片专卖。这一政策不仅稳定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而且成为其向中国大陆推广的主要侵略伎俩。后藤新平亦因此而跻身于日本政治统治的核心,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行政权威。     

1931—1945年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主要方式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的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这次伟大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广大海外华侨的热心援助。海外华侨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全力投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他们以宣传抗日救亡、组织救亡团体、捐款捐物、寄回侨汇、回国投资、购买公债、抵制日货、回国参军参战、维护国共合作、争取国际援助等多种多样的方式支援了祖国的抗战,为祖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左翼文学思潮和世界华文文学

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台港、海外的左翼华文文学思潮分别发生于殖民统治、国民党统治、资本主义制度、民族主义国家等各种境遇中,以其丰富多样的形态,构成了台港、海外华文文学传统的重要方面。台港、海外左翼华文文学始终以在野的处境、边缘的地位、民间的生存方式保留、发展了左翼文学的现实批判立场,并在多种思潮并存的局面中避免了政治性预设价值的根本性宰制,其历史经验拓展和加深了人们对作为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理论核心的左翼现实主义的认识。     

日本侵华对中间势力的影响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炮声,唤醒了广大中间势力,使其转变了一贯依附于蒋介石集团的政治立场,积极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建立各种组织,凝聚起抗日救亡力量;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竭力呼吁停止内战,共御外侮;首倡和维护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积极创办刊物,宣传抗日救亡;抢运战区物资,努力开发后方经济;奔赴抗日前线,血洒疆场,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