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3S系统的我国城市规模协调性分析

提出了城市规模3S系统的概念,并对城市规模各子系统的单系统协调度及3S系统整体协调度进行了界定;在计算各系统协调度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规模的协调性,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了比较。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的维度,我国城市规模3S系统整体协调性、及各子系统的协调性都比较差,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城市规模3子系统中,城市用地规模子系统的协调性相对较好;东、中、西三区域城市规模子系统协调性的相对优势出现分化。     

城市内部因素对中国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影响

文章从城市主体行为出发,结合城市生产率、城市居民税负等构建城市人口解释模型.基于2008-2011年全国101个代表性城市数据,利用残差分离、门槛回归技术展开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生产率、城市便利度呈正向关系,与居民税负、征地成本呈负向关系;城市内部因素影响城市人口规模的路径为“影响因素—城市房租水平—城市人口规模”,城市生产率具有决定性影响;城市生产率、城市便利性对城市人口的影响,越过人口规模门槛后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中国沿海三大都市圈中城市人口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迥异.     

系统风险、规模与股票收益

该文运用经验研究方法探讨系统风险系数(Beta)、规模与未来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否考虑市场风险溢价符号,Beta始终没有对未来股票收益表现出显著的解释能力.在不考虑市场风险溢价符号时,规模对股票收益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规模效应存在.当市场风险溢价符号为正时,规模效应依然存在;当市场风险溢价符号为负时,规模效应消失.本文还发现,Beta系数与公司规模没有明显的关系.     

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财政规模:理论与实证检验

在Barro的政府规模的内生决定理论框架下,运用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规模的面板数据,实证性地估计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最优财政规模区间以及分区域地方政府的最优财政规模区间。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是生产性的,但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规模过大;政府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均显现出随其规模扩大而缩小的效应;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实际规模均远远大于平均最优规模。     

中国政府卫生支出的最优规模及其实现

笔者运用中国1978年至2009年政府卫生支出与GDP等相关数据,对政府卫生支出的性质、最优规模及实现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卫生支出是生产性支出;目前中国政府卫生支出规模不足,其最优规模应占GDP的11.9%;政府卫生支出的边际产出随其规模负向变动;当年人均GDP与上年政府卫生支出水平对当年政府卫生支出水平具有显著影响。笔者在最优取向增长模型中预测了2011年至2020年各年政府卫生支出规模,希望为动态实现政府卫生支出最优规模提供合理途径。     

基于政府职能的政府成本分析

政府成本状况,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因素。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来看,政府的职能从低到高划分为三个层次:核心职能、适度职能、积极职能。以此为基础,对政府规模进行分析可知,政府成本也分为三个层次:政府核心成本、适度成本和扩大成本。并且无论政府规模,或是政府成本都是动态的,并且依赖于经济社会的状况,存在一个均衡状态。     

城市发展规模与通勤质量水平耦合协调度分析

城市规模决定了城市的空间布局,进一步决定了居民通勤方式的选择,而分析城市居民通勤活动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职住严重分离的重要命题。从空间层面和质量层面两个维度确定通勤质量的评价指标,从居住层面、生产层面和服务层面三个维度评价城市发展水平,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我国主要城市通勤空间和通勤质量均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变大,且通勤空间一般高于通勤质量水平;二是不同城市规模在居住、生产、服务方面具有差异,且与城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三是我国主要城市发展规模与通勤质量综合水平总体上呈正相关变化,但在城市发展规模和通勤质量两大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并不理想。     

政府成本的内涵设定与构成要素

政府规模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政府规模成本与政府职能(权力)、公共支出规模正相关.政府运行成本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别,狭义的政府运行成本与公用支出、职务消费密切相关;政府决策成本中的当前成本、机会成本、边际成本、沉落成本、风险成本和摩擦成本等各个要素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分析政府成本的内涵特点和构成要素,确定外延边界、描述相互关系,是政府成本绩效控制的必要的理论准备.     

地方政府竞争、支出行为调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面对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现实背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与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之举.文章首先立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的典型化事实,从理论层面系统阐述地方政府竞争、支出行为调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三者间的多重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依次选取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与规模作为中介变量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展开实证考察,结果发现:一是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但支出规模的增加却显著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二是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与规模调整的影响效应截然相反,竞争程度的提升在阻碍支出结构优化的同时助推了规模的扩张;三是虽然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却能够通过影响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和规模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质量,且间接作用均呈现出抑制效应.     

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

近年来,随着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增长,我国部分学者特别是政府决策管理人员对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呼声日高,甚至已把控制人口规模增长作为实现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是否已成为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本文以我国最大城市上海为例,多角度地系统考察和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的关系,发现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总体上是相互促进、互动发展的.而且相对受到严格控制的户籍人口规模增长,受控较弱、相对强势的常住人口的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具有更密切的正向互动作用关系.也就是说,本文研究证明:到目前为止,人口规模增长仍是促进我国大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或至少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人口规模增长已制约我国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规模适度化的评价标准

政府规模问题是一个古老的命题,迄今尚无定论。政府规模是否适度,需要依据科学的标准去衡量。 为此,需要从多学科视野进行立体透视,分析影响政府规模的主要因素,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 并提出衡量政府规模是否适度的标准,从而为评价政府规模适度化提供科学依据,使政府规模适度化成为可 能。     

财产与信用——兼论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认为资本性财产是建立和维持信用关系的基础 ,没有一定规模的资本性财产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用关系 ;声誉机制是特定财产制度的产物 ,没有这样的财产制度 ,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声誉机制 ;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根源在于民营企业缺乏必要的资本性财产 ,以及在“二元”结构财产制度下民营企业缺乏建立声誉机制的积极性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关键是扩大民营企业资本性财产规模 ,同时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非国有化进程 ,重塑民营企业的声誉机制     

借鉴EGAEI法改进政府信息公开评价的思考

政府信息公开是维护公民知情权,建设透明政府,促进依法行政的关键。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继续深入推进,但仍存在许多问题。确立科学的评价尺度,运用恰当的评价方法,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评价,既可以准确反映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实绩和发展水平,又能对今后的工作起到积极导向作用。针对现有政府信息公开及其评价中的问题,借鉴电子政务测评EGAEI法,以期对改进现有政府信息公开评价有所裨益。     

公民参与:我国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应有之义

现代民主理论的产生,为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公民在意见表达、参与水平、及参与的影响力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应从公民参与的制度层面、政治文化层面、组织规模层面提高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水平,特别是要保持公民参与和政府承受力之间的平衡.     

关于政府行为非理性、自利性及其调控的分析

在公共管理中 ,政府行为的“二重性”是普遍现象。其中 ,非理性行为对政府的发展构成了严重障碍。导致政府非理性行为发生的关键因素是政府的自利性 ,并由此引起公共管理中价值选择的偏差。对政府非理性行为的调控必须从克服政府的自利性入手 :依靠完善政府动态运做机制 ,使政府的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有效统一 ;依靠改善政府静态生存状态 ,使政府的有限性与有效性高度统一 ;依靠政府质量的提高 ,使法制政府的权威得到维护。     

关于政府管制的新思考

金融危机促进了政府管制理论和实践的新思考。政府管制内在的产生权力扩张的冲动,与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主义产生冲突。政府管制中的利益博弈也影响着对管制的认识。限制政府权力的目的不是为了削减政府,而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更好地为公民服务,一个小却无能的政府绝不是宪政主义的选择。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政府＂大＂还是＂小＂,而在于适应政府治理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实事求是地对待政府权力和规模的发展。管理、政治、法律途径的整合要求政府管制要以服务为中心。     

投资风险：政府与高校的博弈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超常规的跳跃式发展,高校在校生急剧增加,高等教育资源全面趋于紧张。为了尽快缓解紧张状况,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新一轮的基本建设高峰,许多高校大规模进行新校区建设。但是,由于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不足,大量的建设资金由高校自筹解决,由此引发部分高校的巨额贷款,远远超出了本身的偿还能力,政府、银行、高校对高校的巨额贷款都将面临较大的债务风险。但是,高校在巨额负债面前,仍有很高的贷款积极性,政府应该采取主动措施,积极有效地控制和降低风险。     

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行为的变迁与创新

社会转型的基本标志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适度、规范、高效、廉洁、公正和透明的政府行为与其相适应,这对于推进社会转型进程,把握其方向,减轻其振幅与压力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政府行为必须进行重塑和创新,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在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行为手段和行为环境的创新上有大的突破,才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新时期我国政府激励机制重构的研究

进入2l世纪,我国经济建设处于关键时期。政府不仅要面临国内的改革压力,而且更面临经济全球化、市场竞争激烈化的压力。在这种环境下,政府激励机制的重构尤显重要。国际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激励机制之间好与坏的竞争。基于此,剖析我国政府激励机制重构的必要性,提出了我国政府激励机制的新取向。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现状与思考

论述了中国的政府采购制度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立法滞后、财政资金运行效率低下、地区封锁、行业垄断现象盛行和消息不畅等 ,提出今后加强政府采购制度建设的关键是提高政府采购工作质量 ,完善与政府采购相关的法律体系 ,夯实政府采购制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