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暄教授“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评述

关于我国刑法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与大陆法系刑法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比较研究,学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移植说”和“肯定说”两种对立的观点。高铭暄教授作为“肯定说”的主要代表,认为我国选择“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将排除社会危害性的理论置于“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之外,并不影响其实际功能的发挥,“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既具有“入罪”功能,也具有“出罪”功能。此外,要准确评述高铭暄教授关于“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学术观点,还必须充分把握比较对象理论上的完整性,避免机械地进行不合理的比较,并通过全面了解自身和对方的长短处,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定罪理论体系。     

也论我国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兼论构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原则

新中国的刑事立法重点移植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而刑法理论则主要借鉴的是苏俄上世纪60年代之前的刑法理论内容.在构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时,对于我国现有的刑法知识应当去苏俄化.为了顺利实现这一目标,在去苏俄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三项基本原则:其一,坚持渐进式原则.我国刑法理论,特别是犯罪构成理论的改革,不能采用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方式,而要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略.其二,坚持全面借鉴、系统分析的原则.无论是大陆法系、英关法系还是当今的俄罗斯刑法理论,都值得我们认真、系统地进行比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其三,坚持自主创新原因.我国刑法理论应兼采各家之所长,兼容并蓄,为我所用,以此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下认罪的界定

犯罪构成理论直接影响被告人认罪的界定。由于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与德日层次性犯罪构成理论下,成立犯罪的基本要素具有同一性,对犯罪行为的价值判断具有同向性,使得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下对认罪的界定存在相通之处。但犯罪基本要素的结构性差异,使得对认罪的界定也存在重大差异,而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自身的特点也影响着我国被告人认罪程序的构建。     

中俄犯罪构成理论刍议

中国犯罪构成理论在构建之初学习前苏联的模式,认为犯罪与犯罪构成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而俄罗斯刑法理论已经修正了犯罪与犯罪构成的关系,认为犯罪的外延大于犯罪构成,犯罪构成中没能容纳的决定刑事责任大小的因素都由犯罪概念加以补充,这一理论进步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但中国刑法理论与前苏联及俄罗斯一样,都把犯罪构成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笔者认为,犯罪构成之外存在诸多影响刑事责任的成立及其程度的主、客观要素;司法实践证明,仅以犯罪构成来定罪而无视其他主、客观要素的价值 ,将不足以支持量刑.构筑合理的犯罪构成理论乃是中俄两国刑法理论走向成熟与发展的必经之途.     

刑法教义学视阈下犯罪构成理论之重构

在刑法教义学的视阈中,我国通说的四要件理论不是真正的犯罪构成理论,其仅仅是刑法理论的一个意识形态标签。真正在指引刑事司法实践,并具有实证法基础的,是"罪———责"模式的犯罪构成理论,它包括犯罪行为判断和刑事责任判断两个阶段。但是,我国主流刑法理论却错误地将其概括为罪责刑模式理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该理论对"刑事责任"概念的理解存在方法论的偏差。相比之下,罪责模式理论赋予了"刑事责任"犯罪论机能,并将其纳入到犯罪构成体系之中。     

内地刑法与台湾刑法犯罪构成之比较

犯罪构成理论是近代以来刑法学犯罪论部分研究的基准与核心。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及政治现状,台湾与内地的刑法理论差异较大,尤其是犯罪构成理论,更是属于不同的法律体系。内地和台湾两地刑法历史的沿革和特点不尽相同,台湾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属于大陆法系递进式的,是三元模式的;而内地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属于前苏联和我国刑法的平面整合式的,是属于耦合模式的,或者说是平面整合模式的。二者在构成要件的比较、与刑事诉讼机制的一体性、对刑罚权的制约等方面的规定都有所不同,两者各有其优缺点。     

德日、俄中犯罪构成理论哲学基础研究

德日三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同康德哲学紧密相关;俄中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究其根源可追溯至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而其直接哲学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我国对不同犯罪构成理论哲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众多须商榷的观点.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理论定位研究

对于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理论定位,学者们一直争议不断.产生争议的原因首先是混淆了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理论、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关系;其次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各种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在犯罪构成上的特点.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在犯罪成立理论意义上使用的一个概念,完全不同于德日法系三段论的犯罪成立理论中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在中国刑法理论中,利用犯罪构成理论是完全能够区分一个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在中国的犯罪论体系中应当内在于犯罪构成之中,其理论地位不应当被质疑和动摇.     

内幕交易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

在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中，犯罪的客观方面包含的内容最为丰富。作为犯罪行为的客观外在表现，它最能反映每一具体犯罪的特色与个性。按照刑法规定，内幕交易罪在客观方面必须符合下列条件：行为人利用自己合法掌握或非法获取的有关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价格有重...     

未完成形态犯罪的理论困惑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再解读

本文通过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在解释未完成形态犯罪和违法性阻却事由时遇到的困境进行分析剖解 ,批驳了“一个犯罪只有一个犯罪构成”的观点 ,并修正了对犯罪构成理论的一些错误理解。同时 ,在坚持刑事一体化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对该说的一些个人理解。最后得出了一个全新的结论 :我国的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发展阶段初探

对于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发展的历史，学界主要有四种观点：两阶段说，三阶段说。四阶段说以及五阶段说。为了反映最近的理论发展，而且从较长时间内反映犯罪构成发展的阶段性规律，笔者主张新的三阶段犯罪构成理论发展史：即第一阶段、奠基阶段（1949--1982）；第二阶段、改良阶段（1983--1997）；第三阶段、改革阶段（1998-）。     

论环境刑法行政化

环境刑法行政化研究的是环境保护进程中刑事法与行政法的交叉和衔接问题。环境发展的经济性、环境保护的预防性以及刑法的稳定性和谦抑性品格共同构筑了环境刑法行政化的基础。环境行政犯罪中的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关系,为环境刑法行政化的制度性关键—环境行政违法要件与环境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界限。环境刑法行政化是环境行政权与环境刑事司法权运行的制度化体现,权力分析的方法为环境刑法行政化的发展构筑了现实轨道。制度缺陷与完善是环境刑法行政化研究的落脚点,是从行政化的视角对我国环境刑法的赢弱之处予以审视与反思。     

论可罚性的中国语境

可罚性是德日刑法在犯罪构成体系之外对行为的犯罪性评价的一个因素。有学者将其认为是构成犯罪的第四个条件,即构成犯罪不仅要符合构成要件、违法且有责,而且行为还必须具备可罚性。但是也有学者主张从犯罪成立条件的内部对可罚性问题进行解释。日本学者认为可罚性的要素包括客观的处罚条件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而德国学者将后者称为个人的排除刑罚的根据。可罚性是学者对于主要是刑法分则中的一些排除犯罪性的特殊规定的理论总结。中国刑法中也存在着许多免于处罚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主要是在总则中。并且对于这些免于处罚的规定的性质,中国刑法理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解释。     

定罪情节之辨

定罪情节是中国刑法＂立法定性定量＂模式的体现,是中国刑法的一大特色。以往对于定罪情节的研究存在一个误区,即认为定罪情节是事实或事实情况,定罪情节应当是从具体事实中抽象出来的事实因素,而非事实或事实情况。定罪情节是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在量上决定行为是否达到犯罪程度的犯罪成立要件。犯罪的成立=犯罪构成＋定罪情节。所有的犯罪的成立都要考虑定罪情节,并不限于情节犯。     

金融诈骗罪主观要件探析

金融诈骗罪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侵犯财产所有权。其犯罪构成与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一样,必须同时具备犯罪客体、客观、主体、主观四个要件。金融诈骗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以及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认定此类犯罪必须正确把握的问题。“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必备的主观要件,而不是选择要件。金融诈骗罪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只能是直接故意,不能是过失,也不能是间接故意。     

程序视角下美国犯罪构成的价值诉求

美国将排除合法辩护这一程序性因素作为犯罪成立条件之一,形成实体与程序紧密结合的独特的犯罪构成模式,因而其犯罪构成的价值不仅蕴涵于实体性的判例或制定法的原则、制度与规范之中,更表现于作为犯罪构成组成部分的程序性要素及其实际运行过程.其中控辩双方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体现了美国刑事司法活动对于实质公正的追求;正当程序规则对于刑法价值的深远影响则在于当公民自由与审判公正、社会安全与人权保障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刑事司法优先选择了对公民自由的保障,体现了个人本位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而辩诉交易使被告人受到的惩罚与其行为的实质危害不相符合,牺牲了实质公正,体现了对于效率价值的追求,反映了美国刑事诉讼的功利性色彩.     

论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

由于相同的意识形态等原因,苏联时期的立法对新中国的立法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立法基本上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并突出表现在刑事立法的阶级属性上.新中国成立后,刑事立法仍然大量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俄刑事立法的新成果并没有被借鉴到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刑事立法与中国刑事立法已经在刑法原则、犯罪论及刑罚体系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反映当今俄罗斯市场经济需求的刑事立法可以、而且也应当对中国的刑事立法起到借鉴作用.同时,俄罗斯对刑法典进行适时地多次补充与修订也是值得中国刑事立法关注的.     

真正身份犯之理论困境及其解决

在无身份者帮助、教唆有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场合,存在着一种理论困境--如按通说无身份者构成真正身份犯之共犯(教唆犯、帮助犯).则与真正身份犯的主体相违;如否认共犯(教唆犯、帮助犯)为真正身份犯的犯罪主体,又会缺失处罚非主体之共犯的正当性.针对这一理论困境,笔者提出了如下三种解决方案:方案一是革新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即否认犯罪主体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通说.解构真正身份犯从而使矛盾得以解决;方案二是以共犯独立说取代共犯从属性说,对无身份者、有身份者分别定罪.从而化解矛盾;方案三是在方案一的基础上.对犯罪主体进行重新界定,将其分为犯罪的主体资格与犯罪的主体身份,使无身份者基于法律的规定取得"准身份",最终走出所谓的理论困境.     

身份犯若干问题研究

身份犯,是指刑法规定的以行为人的特定身份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或者刑罚轻重要素的犯罪。在诸多关于身份犯立法理由的学说中,义务违反说更能揭示出身份犯的本质特征。我国刑法应当在总则中增加关于身份与犯罪构成、身份与共同犯罪的一般规定。在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特定身份者的参与,犯罪行为是无法进行的,其在共同犯罪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和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因此,共同犯罪的性质应从身份犯定。     

略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公布和实施,标示着我国法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将和其它法律一起,构成以宪法为基础的立法体系,使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更加完善,更好地为经济基础服务。 刑法的任务是采用刑罚的方法同一切犯罪进行斗争,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保护社会主义所有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为了实现刑法的任务,准确地打击犯罪和严格地保护人民权益,刑法规定了同犯罪作斗争的各项原则和制度,对罪与非罪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