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抑商”二分说

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既是王权政策，也是社会现实，但同时也一直存在着重商恤商的思想与呼声。到了明清两代，重商恤商既成为一种经济思想主流，也成为王权经济政策的主要部分，而“抑商”则偏重于伦理方面的社会影响。本文在考察这一问题时，着重分析了明清时期“抑商”内涵的变化和重商的实践特征，指出：明清两代的商政理论与实践都是有悖于传统“抑商”思想的，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进步。     

关中隐型文化的互补结构及其历史展开——围绕资源配置方式再探关中隐型文化之一

作为关中文化开头的两大篇章,“周”与“秦”已经转化为关中隐型文化中的互补结构,其“抑商”本色在“汉唐文化”中也表现得十分鲜明。以“抑商”为底色和以“周秦互补结构”为政治基调的关中隐型文化还表现为“儒道互补”、“儒法互补”和“儒佛互补”等。这种以多重互补为特点的“抑商”的关中隐型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的早期独领风骚,但随着资源配置方式对市场化的吁求日益强烈,它只能陷于落后,其出路在于从“抑商”向“重商”转型。     

论中国古代法中“重农抑商”传统的成因

通过法律困辱工商业者、限制私人工商业发展，这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传统的形成，直接由“农”、“商”对封建国家的“利”、“害”属性所决定。从政治经济方面讲，私人工商业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结构的稳定有着经常性的危害，它常导致小农经济瓦解。从伦理方面讲，私人工商业是对封建等级秩序、“均平”秩序、俭朴秩序的经常性破坏因素，它易导致社会尊卑贵贱紊乱。这两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封建国家以“重农抑商”为国策     

治国之道 归心于农──也谈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

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最能代表“民以食为天”与“治国之道，归心于农”的改革思想。本文通过史实进一步说明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刚开始确立阶段所具有的进步作用和存在的不利因素，以期提供些许启示。     

论中国法律传统的价值导向——以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为视角

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由来已久,对中国法律传统的价值导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法本位上的义务本位取向,民商法领域的“重农抑商”传统和诉讼观上的“无讼”理想。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可以使我们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更为细致和深入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说“形似”

形神关系是艺术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中国的艺术理论，往往有重神轻形的倾向，因而“形似”的价值与地位向遭贬抑。本文认为，“形似”技法的产生与有意追求是人脑精细化、观察深刻化的结果，是艺术上的进步。只有经过“神—形—神”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国的艺术才能得到升华，到达其辉煌鼎盛期。“形似”不仅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法，更促使了山水诗的产生，并使中国诗歌最终能达到“无物不可写，无情不可寄”的地步。因而，“形似”在中国艺术史上有其重要的价值与地位。     

中国古代的重商时期

中国古代的重商时期张雪昆中国古代主要推行抑商政策，这是学术界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至少在四个历史阶段：西汉初、东汉、晋、南朝，不仅没有推行明确的“抑商”政策，相反，政府对商业是相当自由放任的，甚至是鼓励的，所以，商...     

农耕与游牧:古代中国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

中国古代存在农耕和游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游牧文化是与农耕文化相对存在的文化系统。形成两大文化类型的主要原因不仅是生态环境 ,还有中国古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和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中特有的中原为“中心”思想。从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关系的角度而言 ,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     

关中文脉论纲

作为地域文化现象,关中文脉表现出了与中国其它地域文脉不同的特征。它产生一发展的前提,是此地由自然条件所决定而在很长时期内实行的专制。也可把它的结构看成一个“多重互补体”,即经济基底上的“炎黄互补”和“汉唐互补”结构,政治上层的“周秦互补”结构,文化上的“儒道（或佛）互补”结构等。其中包括,周公的“仁道”和“仁政”,是人类在“以人为本”之途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关中文脉原创性的代表“板品”,应倍加珍视;追求平等、公平等目标,也是应被今日继承发扬的。与地中海文明或中国“关东文明”相比,关中文脉特质的主要方面是“抑商”。关中文脉特质的另一侧面,是由盛唐的“重商”政策及其盛世文明来显型表达的。关中文脉的又一特质,是其早年文明原创性高于国内其它地域;此特质虽在其“抑商”的限制下逐渐向相反方向转化,但至今尚依稀可辨。关中“逆商”特征长期影响了中国发展,也使关中深陷困境,在当代须大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关中文脉主导面也不是一无是处。在平衡市场经济弊端上,首先是周公仁道文化基因在弱化、抵制、减缓市场经济对人的“异化”方面至今有用。     

浅论“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合理性

“重农抑商”政策,在我国历史上推行了很长时期,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还多次加强。春秋时政治家管仲曾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主张以农为本。战国时,改革家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在魏国推行“尽地力”和“平籴”法以发展农业,把农民吸附在土地上,对强国富民起了重要作用。重农抑商、奖励耕织,还是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变法规定:“多耕织可免本人劳役、赋税,不安心务农而从商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做官奴。同时还制订“优惠政策”招外国无地农民到秦国垦荒,并给予田宅,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传统经济思想和传统政治思想之间具有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表现在哲学思想上：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石有三，一是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特点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二是以“特色论”、“两点论”和“重点论”三位一体的矛盾论学说；三是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唯物史观。表现在经济思想方面：邓小平理论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崭新观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上浓重的伦理中心主义的变革；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他的“富民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崇尚小而全的自然经济思维定势的变革，也是对平均主义思想的否定。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邓小平的系统改革论，是对中国传统的改革变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是对中国传统的国家统一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和发展；他的民主与法治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为政在人”的人治观念的深刻变革     

“以德配天”与“以人为本”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考的重要问题。商周之际，为了解释周代商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重要思想，开启了神权政治观向道德政治观的转变。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奴隶制的瓦解，“公室衰微”．人的主体地位上升，“以德配天”思想被诸子发展为“以人为本”的政治观和系统的民本思想，从而使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研究先秦政治伦理，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借鉴意义。     

论儒家伦理对我国商业文化的影响

<正>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在儒家“重义轻利”思想影响下,“重本抑末”、“重农抑商”,这是中国商品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胡平同志的观点则不然,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有七十二个弟子,其中子贡即是集文人与商人于一身的代表。孔子的儒学是注重现实的,义利并重的,他讲的许多话是体现了商业文化的。”本文就儒家伦理思想对商业文化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叙一己见,就教于方家。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中西本末观中手工业地位差异的比较分析

历史上中西方经济的发展中均出现过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但是在那之后却出现了中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道路。笔者发现大多数学者在中西方经济比较时,凡涉及到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把手工业与商业统称为工商业,实际上仅仅在谈论商业,手工业多是一笔带过。笔者认为,除了文化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导致“重农抑商”政策存在差别外,中国古代抑的是手工业和商业,而西方抑的是商业。这种对手工业的不同对待,笔者认为也是导致中西方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西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西汉时期政府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并在前代统治者的基础上对这一政策进一步发挥、发展,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此后历代封建王朝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时最好的效法榜样。但这一政策在西汉初期和西汉中叶以后所起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西汉初期发展农业的政策使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但抑制商业的效果并不明显：西汉中叶以后继续发展农...     

宋代武将作者诗词创作倾向

将视野聚焦于宋代武将（专指军事将领，而非从军文官）的诗词作品可以发现，武将的文学创作不仅作品数量可观，且其中不乏佳作。而作为武将身份的创作者在创作上透露出明显的文人化倾向，具体体现在作品的题材选择、创作形式以及思想内容上受到儒家思想和文人雅趣的影响。这一倾向与宋代“崇文抑武”现象密切相关，同时武将以“武”来寻求身份认同的困难处境亦对武将创作的文化倾向产生了推动作用，从而影响了武将的创作倾向。     

浅论中古审美“清”尚

“清”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雅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审美倾向，它孕育于儒、道哲学，经由魏晋玄学的培育而发展成熟，直接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玄学精神，广泛流行于中古品评人物、文学批评之中，并且最终在文学创作领域完成了包融哲思与审美的“清”境的艺术实践。     

试论老庄美学中的“非美”倾向

对“美”的讴歌是贯穿西方古典美学的一个主旋律，中国古典美学却更多是对美的非议、拒斥和否定。美与其说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不如说是作为反面形象诞生。这种“非美”倾向滥觞于中国美学的开端之处——先秦美学，特别是老庄的美学思想。老庄美学中的非美倾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整合性的思维方式以及道家崇尚自然等观念有关，并对当代美学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两汉"禁民二业"政策的历史考察

“禁民二业”思想是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四民分业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后来成为历代封建王朝中一项重要的统治政策。两汉时期“禁民二业”政策与重农、抑商和抑兼并问题密切相关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大体而言 ,西汉前期“禁民二业”政策主要是为了实现重农和抑商 ,西汉中期以后则以抑兼并为主要目的 ,东汉时期“禁民二业”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抑制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由于历史背景之不同及其政策目的之差异 ,这一政策所发挥的现实作用也因时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