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民族志”与“历史的民族志”——民族志实践中的历史之纬

作为新兴的跨学科合作平台,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已渐趋成熟,其依托民族志报告的文本书写,包括两种类型：“历史民族志”和“历史的民族志”,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呈现不同的研究取向与价值。此二种写作方式,将历时性与共时性作为交叉的基轴统一纳入文本写作之中,将“过去”与“当下”融入整体的历史予以建构。但“历史民族志”将时间空间化、历史场域化,在历史的时间维度上做田野行走;而“历史的民族志”,更注重将时间维度嵌入空间的延展之中,在当下的田野中把握历史脉搏。     

历史民族志及其汉语书写实践

民族志既是人类学知识的载体也是人类学的方法论，历史人类学学科的确立也需要首先确定历史民族志的写作原则。历史民族志的交叉性要求它要同时借鉴两个母学科的优长，但其书写需要采取不同于纯粹的历史学的和人类学的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在表达技巧方面，古老史学的生动描述传统则可以提供借鉴。     

《南史》点校拾误

中华书局本《南史》在点校方面存有少量疏误,列举若干较重要者加以辨析。     

《中原音韵》点校失误五则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收录了元周德清编撰的<中原音韵>一书,并进行了重新点校和整理,但是其中存在不少标校失误的地方.略举五则.     

历史民族志的另一种解读方法

历史民族志是一种文本文献 ,所提供的信息是立体的 ,而不仅仅包括文字所传递的内容。从纵向上看 ,历代民族志构成了一部民族知识史 ,体现了历代在这方面的认识与发展过程 ,同时还被深深地打上了作者本人的烙印。     

《尚书正义》点校札记

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是目前最通行的《尚书》版本 ,但其中错误很多。不仅阮刻本存在着不少漏校、误校、校记选录不当、刊刻新出错讹等问题 ,用唐石经等 11种本子作参校 ,发现《四部备要》翻印本、世界书局及中华书局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等 ,也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     

族群文化精神史、历史民族志与文学叙事的复合——重论张承志的《心灵史》

张承志的《心灵史》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书写哲合忍耶教派的宗教文化精神的发展史。在书写方法上,《心灵史》以历史民族志的书写方法将历史文献与“历史田野”相结合,并以历史想象描叙历史情境。《心灵史》不是纯粹的历史学著作,它沟通了历史、人类学和文学,形成了一种复合型文本。     

《春秋经传集解》点校商榷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春秋经传集解》是现今最通行的《左传》杜预注本。但该书在校勘标点上时有疏忽,问题主要有三：一是沿袭丛刊本之误;二是校点时有可商;三是《经典释文》混入《集解》。     

《胡宏集》重印本点校辨误

中华书局《胡宏集》2009年重印本在标点、校勘方面存在可以进一步推敲的地方。这对正确理解胡宏本旨构成一定障碍。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辨误并提出修改意见。     

远古历史的民族志书写与文学再现——以赵宇共小说《走婚》《炎黄》为例

当代历史小说出现一种以某一族群历史为对象,会通历史、人类学和文学复原栩栩如生的历史图景,探究族群文化精神的叙事作品。赵宇共的小说《走婚》、《炎黄》即对华夏远古历史进行了复原,体现出历史民族志书写的性质,有较严谨的知识性,并对华夏文化精神的根性进行了多方位探索。同时,小说把知识的表达转化为文学意象,将知识性蕴含在想象和虚构的小说世界之中,对上古先祖生活的描写有血有肉,有较高的文学审美性。     

考证学与历史研究

这里所谓“批判地审查” ,包括考证。历史唯物论者不仅需要运用现成的考证方法和成果 ,还需要用辩证法驾御并改进传统的考证学。(1 )用矛盾对立、统一的事物发展法则 ,取代胡适的十字公式 ,重新表述学者在从事“校勘”、“辨伪”、“考异”等工作中的思维发展程序 ,即“发现矛盾 ,充分揭露矛盾并试图解决矛盾 ,在一定条件 (取得确证 )下最终解决矛盾”。版本之是非 ,文件之真伪 ,记载之异同 ,无一不是矛盾。有矛盾就需比较 ,有统一就需归纳 ,因此 ,世界东西方的考据家不谋而合地都使用归纳比较法。(2 )用辩证法驾御和改进考证学 ,使考据家不…     

新批评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文本观差异之比较

以新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为例，对两者的文本现进行比较，通过文本在这两个批评流派中所指涉的范围、所起到的作用度所产生影响的不同，揭示出两者在理论宗旨、学术视野和批评方法上的差异性，从而证明，文本观是其理论宗旨、批评风格的折射，又是形成两者不同理论宗旨、批评风格的深层原因，以文本观为中心展开批评流派之间的比较具有极大的可行性。     

杨慎与《诗经》考据学

在《诗经》学史上,清人之考据成就最为世所注目。而清人之考据,实由明之杨慎启其端。杨慎于明中叶,以其博学宏才,一改宋元儒者空谈义理之风,旁征博引,将《诗经》研究推上了考据的轨道。不仅影响了明后期的《诗经》经学研究,而且也为清代《诗经》考据学的兴盛,开启了先河。     

论顾千里的校勘学思想

顾千里是清代著名校勘学家,“不校校之”是他校勘学思想的核心与灵魂。其校勘学思想的形成,受传统校勘思想,特别是宋人校勘思想的深刻影响。在校勘学史上,顾千里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有关理论对当今古籍整理校勘事业不无启发作用。     

《鹖冠子》为先秦杂家著作考

鹖冠子为战国晚期楚国人,其著作《鹖冠子》是成书于战国晚期中后期的一本先秦古籍。虽然对《鹖冠子》一书,吕思勉、李学勤、吴光、孙以楷等先生已确证其非为伪书,但是也并非如许多学者所言为黄老著作,而应该是先秦杂家的著作。对《鹖冠子》的重新定位研究,对于认识战国秦汉之际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国哲学以及整个文化思想学术的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国小说考述

目前人们所知的三国小说共约六种,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考察,发现了其时的小说四种,即曹丕的《海内士品》、嵇康的《圣贤高士传》、皇甫谧的《逸士传》和康泰的《吴时外国传》。对三国小说的总体概况进行分析,三国小说的创作相当繁荣,其成就和地位并不逊色于当时的诗文。     

文学批评理论与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

由《黑暗的心脏》不同解读及殷企平与王丽亚学术争鸣说起,讨论了文学批评理论对文本意义理解的作用及文学批评理论与文本意义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重点指出依据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读者在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赋论历史考辨

文体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之一,而作为文体之一的赋学批评,因赋创作的特有体制,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为赋之体,“不歌而诵谓之赋”为赋之用。然深入古代赋论的历史与体系,其间隆替、交叉等复杂现象又非前引之句可以概括,所以欲明赋学体用,必先对赋的理论批评历史轨迹进行梳理。     

南宋诗人许及之生平事迹考补

南宋永嘉文士许及之,官至副相,善诗文。然从《宋史》以来的诸多史料,对包括其生年、初任官职等重要生平事迹的记载多有疏误。今据相关史料,从八个方面对其生平事迹记载中存在的疑点进行考辨,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试论卢文弨书信中校勘思想方法

介绍了清代校勘学大师卢文弨从事校勘事业的基本情况，以《抱经堂文集》为基础，分析和研究了收集于其中的卢文弨现存书信，着重探讨了书信中的校勘思想和方法。将其书信中的校勘思想归纳为：采众家之长，择善而从；依据体例，适择校注篇幅；保留他注，以助后学。将其书信中的校勘方法归纳为：联系实际，以资校勘；运用算术方法推理助校。同时，指出并举例说明了书信中所见的卢文弨校书不足之处：不察本书体例，强征他书而误；对本书体例考察有失而致误。研究结果可以补充他人对卢文招校勘思想和方法研究的不足，为深入研究和全面探讨卢文弨乃至清代校勘思想和方法注入了新鲜的内容，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