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级化网络治理：多层级村庄自治架构及其运行机制——基于秭归“幸福村落”的调查

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在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它通过构建"村级‘幸福村落’创建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三级村庄自治组织架构以及与之配套的运行机制,探索出了适合新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实际的层级化网络治理模式。"幸福村落"创建工作通过政府的全方位决策与部署,村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等多层级的行动与落实,村民的联动式参与形成了多层级、网络化、社区化相互结合的治理模式,既能自上而下地对接县乡政府和行政村的公共资源,又能自下而上地聚合、表达并且实现村民的利益需求,推进了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     

“后申遗”时代的公共性发生与文化再生产

"保护还是开发"作为中国申遗实践的热点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当代文化中产业与精英两个文化阶层借助官方观念错位而展开的话语竞争,忽略了遗产持有群体的文化觉醒;关注遗产持有群体的文化觉醒,标志着"后申遗"时代的到来。"后申遗"时代,文化觉醒引发的文化归属存在"误认"可能,遗产公共性则是觉醒的遗产持有者,以遗产为公共性实现的符号媒介,借助遗产媒介实现公共参与与群体沟通,避免"误认"。在当下申遗实践中,遗产公共性已在"遗产话语"、"遗产表演"、"遗产资源"与"遗产行政"四个维度发生。遗产公共性的社会建构应落脚在遗产的"文化再生产"上。     

武陵山片区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研究——以湖北秭归县“幸福村落”治理模式为例的分析

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加速,乡村社会矛盾突出,特别是经济基础较差,发展速度较慢的民族地区和山区农村,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当下社会的需要,社会治理改革亟待深入,要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模式,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有机结合,村民自治的主体意识和作用加强,社会安全稳定和谐发展。武陵山片区中的湖北秭归县进行的“幸福村落”建设实践探索,形成了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幸福村落”模式。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当前武陵片区的现状,深入分析、总结、提炼和完善这个模式,对武陵山片区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国家基于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助力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而做出的时代选择。数字信息化时代下,正确把握内蕴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助于厘清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内在逻辑,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创新社会参与渠道、构建乡村治理平台与完善配套政策体系,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再仪式化与农村社区治理的逻辑机制——基于浙江台州市L区“乡村十礼”的实践

农村文化礼堂的再仪式化,是将传统农村民俗礼仪和儒家传统礼仪结合起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其实质是文化再生产。浙江台州市L区"乡村十礼"的建构和礼仪实践,反映了以象征性的符号表达仪式的特定关系、礼仪文化再生产的建构方式和乡村社会转型的价值再塑方式再仪式化的逻辑机制。"乡村十礼"的实践表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农民道德共同体和精神家园的仪式过程构成了再仪式化实践逻辑。"乡村十礼"为行为规范的礼仪活动,反映了政府建构乡村社会文化礼仪的价值取向、农村社区治理的文化选择和农民个体的文化意愿,也成为农村社区治理中文化治理的探索实践。     

“一带一路”沿线乡村公共文化产品的创新路径

本文从公共艺术设计角度出发，以公共文化的产品设计特征为出发点，通过城乡公共文化产品的差异性比较分析，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的推广和发展，提出构建“一带一路”沿线乡村公共文化产品的创新思路，构建城乡丝路文化产品的协同发展新模式。     

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梁漱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帝国主义入侵和西方文化涌入,造成中国文化严重失调,是近百年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文化失调问题的唯一方法和途径是乡村建设.在此理论指导下,他建立乡农学校,主张以农立国,以农业引发工业的发展,改良风俗,对文化进行重建等.历史证明,其实践结果给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留下宝贵经验,启示人们要重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互相促进,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充分发挥农民的自主性,注重国家与社会力量相结合.     

论社会主义新农村视域下的乡村文化建设

乡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推动乡村全面和谐发展、促进乡村社会文明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文化生活普遍贫乏单一、不良文化占有一定市场、文化基础设施十分薄弱、文化市场发育极不健全等诸多危机,充分认识乡村文化建设的价值功用,切实把握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大力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观念创新,建立健全乡村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努力创新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容形式,着力夯实乡村文化发展的基本阵地,积极推动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加快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农村公共产品：乡镇政府职能定位的逻辑起点——“新农村”建设语境下的解析

由于传统思维的惯性作用,乡镇政府往往偏重于政治控制和行政管理职能。随着“新农村”建设的起步,作为“政权末梢”的乡镇政府也应开始思考自身的职能定位: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侧重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纵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轨迹,乡镇政府集权式的制度安排并没有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服务;而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的新情况又对乡镇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问题域的研究,以“新农村”建设为逻辑语境,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的新情况,并在这一语境下对乡镇政府职能作进一步考量。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

[提要]“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场域,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方法论。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应当理解为一体两翼,自治是主要内容,法治是保障底线,德治是辅助工具。中国农村可以划分为传统农村和城市化了的农村,传统农村与城市化了的农村在建设环境上有所不同,传统农村以人口流出为主,农业占据主导地位,村民收入结构单一,事务复杂性低,面临德治影响广泛,法治薄弱,建设动力不足,建设能力有限的挑战;城市化了的农村以人口流入为主,第二、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村民收入结构多元,事务复杂性高,面临法治影响广泛,德治薄弱,建设难度较大,建设优势未被充分利用的挑战。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需要正视中国农村具有显著差异的事实,坚守完善自治主轴线,利用法治和德治共同促进自治的原则,区别对待传统农村与城市化了的农村,传统农村应强化法治建设,提高建设热情,增强建设能力,城市化了的农村应强化德治建设,正确认识建设难度,充分利用建设优势。     

“千万工程”经验助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必须回应的关键问题。浙江省实施的“千万工程”,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为起点,全面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乡村治理机制,问题导向、科学路径、精准治理为增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提供了实践载体和参照样本。“千万工程”通过丰富乡村治理组织资源、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村治理效能不断提升,提供了树立乡村系统治理理念、优化乡村基层治理结构、协调乡村治理主体利益、创新乡村治理实践方法的经验启示。基于此,在未来改进乡村治理中应健全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聚焦农民关切,突出民生导向;构建共治格局,改进治理效能;坚持统筹推进,强化多元保障。     

汉服之“美”的建构实践与再生产

艺术人类学以审美经验及艺术实践的跨文化研究为基本宗旨,但长期以来,对于＂美＂究竟是实质性的客观存在,抑或＂美＂只是在特定的传统文化脉络之下、意识形态式的政治话语体系之中、行业协会机制及艺术品市场的商业化运作的具体场景之内被人为地建构出来的？却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文章试图以当前正在中国若干大、中城市里蔓延扩展的＂汉服运动＂为案例,通过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方法,实地调查积极投入＂汉服运动＂的一些都市青年男女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而探讨汉服之＂美＂的建构性。①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

梁漱溟在上世纪30年代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未能帮助中国找到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方法,但他的探索对今天的新农村文化建设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多样化开展农村教育,鼓励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农村文化建设,借助文化建设来调动农民建设的自觉性,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我国乡村建设关键与浙江“千万工程”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注重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在阐述我国乡村建设内涵与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建设的三个重要关键,一是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引入市场力量;二是既要解决有效供给,又要重视有效管护;三是既要防止大拆大建,又要避免低效配置。在阐释浙江“千万工程”实践及其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浙江“千万工程”对我国乡村建设的启示,即在农村社区人居环境建设和治理中,应探索建立“四位一体”的治理体系,也就是“党政合一”的科层治理、“智治合一”的精准治理、“调动群众”的柔性治理以及“激励相容”的市场治理,以充分发挥不同制度对行为主体在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和营运管护中的激励与约束作用。     

感知、行为、表征三元逻辑：乡村振兴视域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主客互动与再生产

留住乡愁，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是乡村文化振兴应有之义。现代化浪潮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出现碎片化与同质化、“量”与“质”失衡等矛盾，作为文化空间中的真正使用者，村民的互动实践赋予村落文化差异性、乡土性“质”的内涵，对村落文化空间的再生产意义重大。通过借助列斐伏尔空间理论及其三元辩证关系分析，结果发现：当地村民在文化空间的感知层面中将文化符号整理成地方性知识体系；在行为层面中通过对文化再生产的自主转场，跨时空对文化进行了重构；在表征层面中借助核心文化特质的知识权力对文化空间中的再生产实践进行规训。由此形成稳定的乡村文化再生产过程，重新赋予凋敝的乡村文化社会性意义，回应了乡村文化何以复振的议题。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人才流失”问题探究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是主体，新农村建设需要有高素质的农民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涌向城市，由此导致了农村“人才流失”，严重阻碍了新农村建设的进程，解决农村人才匮乏问题迫在眉睫。必须从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优化农村的创业环境入手，解决农村“人才流失”问题，同时还要通过教育、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等措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下的乡镇政府职能解析——基于“新农村”建设的话语分析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起步,作为“政权末梢”的乡镇政府也开始思考自身的职能定位: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侧重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纵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轨迹,乡镇政府集权式的制度安排并没有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服务;而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的新情况又对乡镇政府提出了挑战。作为问题域的研究,本文以“新农村”建设为逻辑语境,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的新情况,并在这一语境下对乡镇政府职能作进一步考量。     

关于完善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

按照管理民主的要求,建立和完善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和必要保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这就要求必须因地制宜改革现有乡镇体制,完善基层政权对村管理模式,规范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规范发展新型经济社会服务组织,以构建现代乡村治理新格局。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新乡贤的作用研究

源于浙江桐乡的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有效途径,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并最终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和工具,"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中仍有待丰富和完善。从乡村的历史和现实逻辑思考不难发现,当下乡村治理仍陷于困境的关键在于乡村内生动力不足,最大限度地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径。中国源远流长的乡贤文化恰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宝贵资源,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引入新乡贤的参与、保障、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其道德示范、能力引领与学识涵养,有望全面激活乡村自治体系、有效培育乡村法治精神、充分唤醒乡村德治传统,全方位激发乡村内生动力,进而重塑乡村共同体,达到乡村善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