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人鬲,自驭至于庶人”解

大盂鼎铭文记周康王对贵族盂说:“锡……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通常对这句铭文的解释是:“人鬲”就是“鬲”,指奴隶;“人鬲”包含了“自驭至于庶人”;既然“驭”是养马赶车的奴隶,那么排列在最后的“庶人”自然是最下等的农业奴隶了。我认为上述解释似不够妥当,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 大量的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表明,西周庶人的身分与奴隶是有区别的。庶人     

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新探

战国封建论者以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为据,说明商周的“臣”、“众”、 “驭”、“鬲”、“人鬲”、“五夫效父”是奴隶,论证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是奴隶社会。然而,经过认真的译注,切实的辨析,我觉得他们引用的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被他们曲解了,而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恰恰说明商周的“臣”、“众”、“驭”、 “鬲”、“人鬲”、“五夫效父”不是奴隶,反而证实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 郭沫若的《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把《令鼎》定为成王时器。他在《释臣宰》和《驳〈实奄字说〉》中摘录了《令鼎》金文(释文)的一句话,证明“臣”是奴隶,现抄如下:     

大盂鼎铭文“妹辰”的涵羲及其源流演变

一中国最大的博物馆之一——上海博物馆中,陈列有驰名中外、西周初期的古鼎——大盂鼎,保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纪元前一千零五十六年)康王大臣盂所作的重器。鼎重三百零七市斤,铭文长達二百九十一字,在研究古代社会、法制、历史、语言、文字各方面,具有重大的价值。鼎铭有“女妹辰又大服”一语,其中“妹辰”一词,清代吴大(?)氏认为应当释为“昧辰”,意思和“昧爽”一样。他说: 妹辰“当译“昧辰”,(?)“昧爽”也。“释名”:“妹、昧也。”“易略例”:“明(?)故见昧。”“释文”:“昧、本作妹。”“说文”:“晨、早昧爽也。吴氏封於古文字的研究,被称为“具有     

小盂鼎非康王器

清代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的小盂鼎,原器亡佚,仅存拓本,铭文约四百字。诸家考释,多定为康王器,尤以郭沫若氏《两周金文辞大系》论之甚详。郭氏定为二十五年器,依据拓本铭末“隹王廿又五祀”,断为康王,主要立论于铭文中有“用牲啻周王(武)王成王”,以为武王、成王之后自是康王无疑。 殊不知,“成王”之后,铭文泐缺四字,辞已不可考求。由此断为康王器,实属佐证不足。而“隹王廿又五祀”亦属误释。 1986年春,笔者与东北师大陈连庆教     

秦系文字鼻祖——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与散氏盘、毛公鼎、大盂鼎为西周青铜重器,被誉为“清末四大国宝”,均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季子白盘内底部的铭文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且其书法颇具新意,用笔谨饬,圆转周到,一笔不苟,甚有情致,是先秦书法代表作,这派圆转书风对后世影响深远,开秦系文字之先河。古代把铜称为金,所以人们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金文是珍贵的历史资料,《礼记》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汉《铭论》说:“钟鼎礼乐之书,昭德纪功,以示子孙。”以此显示,金文主要是为统治者祭天敬祖和歌功颂德之用的。…     

“全国首届杞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杞，在先秦史中是一个小国，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小国，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故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其记述，列入《世家》之中。《史记·陈杞世家》有杞国国君的世系，对其事迹则认为：“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而根据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青铜器铭文，以及其他先秦文献记载，杞国历史文化并非“不足称述”。自清朝末期以来，在今山东新泰市境内出土一批有关杞国的青铜器，其中有铭文者皆有“杞伯”之记载。于是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前辈学者虽然对其铭文作过一些考释，但未作过全面研究。为了更好地研究杞国历史文化，同时也为了促进区域…     

庶为奴说

庶宇金文里很不少。其形式,盂鼎作?,毛公鼎作?,伯庶父敦作?,伯庶父簋作?,子仲匜作?,邾公华钟作?。这些形式,一一分析,可得三件东西:一、厂相当於小屋子;二、?相当於煮东西的锅子;三、?相当於锅下所烧的火。合起来看,应该是厨房或杂屋或如上海人所谓“竈披间”之类。就形式而言,固然可以得到这样的解释;就音与义而言,也可以得到与此相符的解释。庶通煮,周礼秋官庶氏注:庶读如药煮之煮。单就这一例看,庶与煮实含有相同的声音与相同的意义。且煮字的形式,也包含锅     

孔子的经济与军事管理思想

孔子经济管理的目的是社会繁荣,实现大同世界。认为维持社会繁荣运转的两个程序是富民、役民。《子路》载孔子看到卫国人口众多,说“庶矣”,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在《阳货》篇中,孔子又说“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深得这两大经济活动的...     

商代的马

一、马与走马、先马商代的社会等级中，有一种人称为“马”。殷墟所出辛、康丁时代的无名组卜辞中有：《屯》243：壬辰令马。弼令。①又称为“多马”。如武丁时代的宾组卜辞中有：《合》5720：己丑卜，宾，……令多马。《合》5722：戊戌卜，□，贞羽己亥多马亡□。□月。“马”作为身份等级的名称，明确见于文献记载，《韩诗外传》卷二云：“商容尝执羽，冯于马徒，欲以化纣而不能。”商容是商代晚期的名臣，为了能够感化纣王，曾亲自参加“多马”的活动。“马”在西周时代又称“走马”，《元年师兑簋》铭文：“左右走马，五邑走马。”《淮…     

孟子“推恩”说

孟子“推恩”说张俊相在博大精深的孟子哲学中，贯穿着一个可以被称作“推恩”的思想方法。《孟子·梁惠王上》有言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适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     

江西诗派称谓辨

江西诗派作为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其所引起的争论也多。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中所列之人不皆是江西人，自宋至清，对于此派为何单以江西为名一直为人所怀疑与异议。南宋刘克庄即质疑道：“派中如陈后山，彭城人；韩子苍，陵阳人；潘*#老，黄州人；夏均父、二林，蕲人；晁叔用、江子之，开封人；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勉，京西人，非皆江西人也。当时如曾文清乃赣人，又与紫微公以诗往还，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当日无人以此叩之。”(《江西诗派总序》)清代张泰来也对此疑惑难解：“诗派独宗江西，惟江西得而…     

从汉代经学的沿革看“齐─鲁─道”之变

从汉代经学的沿革看“齐─鲁─道”之变赵过去读《论语》每至《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辄惑不解。近几年研读秦汉历史，纵观前汉齐、鲁门户纷争，后汉今古派系对立，考其线索头绪，复以夫子“齐→鲁→道”之变较之按之，幡然似有所悟，于是不揣谫陋...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与作用

根据可考的材料，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于周代。它设立的基本目的，是为了防止国家官吏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失德失职，而导致国家政权败亡。周公曾告诫周成王要：“继今立政，其勿以检人，其推吉上，用励相我国家”；“其勿误于庶狱”；“庶狱庶慎”，“知之有毛心，灼见之有俊心，……立政，任人（行政官员）、准夫（司法官员）、牧（民政官员）作三事。”①周公的这几句话是讲于还政成王之时，其大意是：今后治理国家，不应用好险小人，而应用有德之土，来保佑我nl的国家。具体方法是，国主不应把自己的精力用于具体的国家事务，而应让国家官…     

《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辨证

《尚书·周书》所载的殷商事可借助甲骨卜辞得到验证，但贸然的两相对比极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通过与甲骨文类似的辞例比较，《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中的“咸”实与甲骨卜辞中的“成”无关，亦不指“成汤”,而且句中的“成汤”与“帝乙”还存在先后的等级落差。“自……至于”的辞例不仅具有表示落差排列的义项，其中也往往添加“卒”“皆”“撤”等一类的范围词，《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中的“咸”就属于这一类现象。     

孔子社会稳定思想探析

本文从新角度对孔子社会稳定思想进行了剖析，认为孔子社会稳定思想系统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以仁政德治为社会稳定机制的核心，如果人人皆行仁道，相互友爱，统治者恪行仁政德治，社会秩序就能安定了；二是以正名为谋求政府与家庭双向结构稳定的模式，即以“仁”的内容，“礼”的框架，“正名”的方式，三位一体地摆正各阶级、阶层人们的位置，以实现全社会的高度和谐与统一；三是以“庶、富、教”为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础前提，即人口、财富、教育是社会发展与稳定的三大要素和基础前提。孔子稳定思想精华颇值汲取，但其局限性诸如泥古守旧，封闭保守的因素则应摒弃     

“天人合一”新考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和人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最主要的课题。人们常常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相分”等用语来概括和表述对天与人关系的不同看法。“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但作为一个哲学用语或命题则最早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事各顺改名，名各顺放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道德。”“天人感应”一词也来源于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按：指汉武帝）垂问乎天人之应。”至于“天人相…     

“”与殷末周初之管地

“”与殷末周初之管地李民《宰角》是商代晚期铭文较多的一件青铜器，其铭文在研究殷商史方面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特别是它直接关系到郑州商城的定性问题。关于《牢角》铭文可见于以下著录：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１７９６年）１卷９页，阮元：《积古斋钟鼎器...     

青铜器研究与安徽古代史

建国以来,安徽考古事业发展很快,发现有铭文的铜器约104件,连同无铭文的铜器计算,估计约达千件以上。自前青铜器研究已成为我省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就青铜器研究,讨论有关我省古代史的几个问题。 一、商殷时期的安徽“淮”、“南土”的问题 “淮”字最早见于帝乙、帝辛“征人方”卜辞,“南土”、“南邦方”和“夷”字最早见于武丁卜辞。对“淮”、“南土”、“淮夷”的解释,学术界并不一至。大体讲     

《九歌·河伯》“九河”辨释

《九歌·河伯》:“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关于“九河”,历来注释大都本之于王注与洪补,罕有异说。 王注:“九河: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洁、钩磐、鬲津也。”(《楚辞章句》) 洪补:“古记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又云:“九河名见《尔雅》,     

"对扬"再释

铜器铭文中的熟语“对扬”,前辈学者已有讨论,但各家观点并不统一。若全面分析铭文材料和文献用例,可以认为,“对扬”是一个感谢用语。限于铭文的体裁,一般是作器者对有恩于他的人表示感谢时所用。“对扬”的使用是西周时期礼制隆盛的一种外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