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际金华士人的身份认同与文章观 ——以危素《金华柳先生文集序》为中心

金华学派自许谦后,柳贯、宋濂、戴良等人由理学家转为文人,这是从黄百家开始学界对金华士人递嬗特点的普遍认识。但是,对士人人生遭际的表层印象并不一定符合士人主观的身份认同。就柳贯、宋濂等人的行藏与撰述来看,他们或仕进艰难、才不见用,却意外以文学显名;或世不可为,不得已操觚撰述以载道。他们都以儒者自命,坚守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或出仕行道,或尝试寻找儒与文的折中点,具体到文章观上,就是主张"道之文",坚持为道德仁义与礼乐刑政立言。虽然在方式上有所妥协,但积极行道的用世精神却从未动摇。     

北宋中期文人谈兵论析

北宋中期文人谈兵勃兴,所谈兵事涉及内容广泛,体现了文人对军事问题的兴趣及其兵学修养。文人在原生儒学中寻求文事与武事结合的契合点以打通儒、武,解决了以儒者身份谈论军事问题时对其自身身份认定的尴尬。北宋文人以儒者身份谈兵,使其谈兵之文呈现出较强烈的儒家色彩。     

唐宋之际文人心态与角色之衍变

唐宋之际的时代剧变,使此期文人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或悲世,或混世,或避世,不一而足。文人所扮演的儒者形象也因此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服务于割据政权的幕僚文士、苟安于乱世的混世文人、不受传统束缚的风流才子等具有明显时代特点的新角色。这些变化是此期文学面貌的形成基础,也构成了唐宋文学转型的重要一环。     

论宋人的"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辨

宋人依诗歌内容的学派属性或作者身份,将诗分为"诗人诗"、"文人诗"和"儒者诗"。这种分类,是学术派别促成诗歌新变的反映。特别是"儒者诗"的价值定位及理学家的诗歌史重构,开历史上以学术干预文学创作的先例,表现出理学家文学观的狭隘;而这种不遵循文学规律的"新变",只能造成诗歌的衰落。     

不同处境下宋濂的活动及创作

科场的失败、社会的动荡以及吏治的腐败,使宋濂对元朝的统治失去了信心,命运让他与朱元璋结合在一起,在辅佐朱元璋从草泽英雄到开国皇帝的道路上,宋濂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入明后,宋濂得到了来自朱元璋的许多殊遇,并写了不少歌功颂德的文章,人们往往因此而对宋濂生憎恶之心.但如果我们对宋濂入明后极端严酷的生存环境给予足够的了解,就会感觉到宋濂极不平常的心态.不同处境的变化,使宋濂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入明前,他的文章泼辣大胆,自由奔放,富有批判情神;入明后的文章批判锋芒则大为减弱,但仍然有不少值得称赞的文章.尤其是身处庙堂的宋濂依然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作传,一个封建士大夫能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     

"男儿捐生苦不早"--论陈子龙之死兼谈明末士人对待死亡的心态

该文通过研析陈子龙最后阶段所作的诗文及其传记资料,勾勒他生命最后的轨迹,探究他生命终结前的心态.且因为他具备文人、官吏、义士等多重身份,有着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敏感细腻的情感,在明末士人中颇具典型性,故又借此一探明末社会知识分子面对生死抉择时的心态.     

论明遗民曾灿的诗心历程

曾灿是明末清初"易堂九子"中的重要成员,又是清初诗坛一位重要的遗民诗人.曾灿一生跨越明清两朝,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经历了从贵公子到抗清志士再到前朝遗民、官府幕僚的身份转变.而随着人生经历和身份的变化,其诗歌创作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透过其诗歌创作,实可窥其一生心态之变化.作为在鼎革易代之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遗民,曾灿其人、其诗有其典型意义.     

宋濂的散文艺术与绵延意识

宋濂是由元入明的文学家,为明代文臣之首。《阅江楼记》是宋濂的名作,其结构孕育着八股文的胚基,其文气即作者强烈的历史意识。宋濂的散文艺术,上承宋人王禹傅,下启清人刘曾。宋濂不同于王、刘之处在于他那特别强烈的绵延之感。在绵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互相渗透浑然一体。绵延是不可量度的精神活动,而文人在此活动中快乐无比极其幸福。中华民族文化的绵延是宋濂最为关心的问题。宋濂对历史的把握是一种带有其个性特征的时间感,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宋濂散文的文本品质。     

清人的宋濂文学接受

与明代宋濂文学接受经历先扬后抑再扬的波状起伏不同,有清一代,宋濂文学赢得普遍赞扬,但出现扬文抑诗现象,从初期的“明代第一文人”到清末的“文章冠冕”,人们对宋濂散文成就一致称赞,推扬极高,但由于《萝山集》失传,清人对宋濂诗歌评价不高。     

汉代政治变化对文人心态的影响

汉代文人心态变化明显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政治变化也会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在汉代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发展过程中,文人心态随着政治的盛衰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这种心态的不同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变化和传承。     

范鄗鼎与《理学备考》

范鄗鼎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理学家,一生以振兴儒学为职责,撰有《明儒理学备考》《广明儒理学备考》和《国朝理学备考》三部有关理学的著作。梳理三种《理学备考》纂辑过程和编纂体例,可见作者治学宗旨与治学精神。研究清初理学,范鄗鼎所著不失独具之学术价值。     

桂萼的经世思想与政治实践

桂萼是嘉靖初期的重要政治人物,由于“大礼议”事件的影响,历史上对桂萼的评价与其事功并不相称。桂萼一生事功以“为学为政,为德为民”为核心,其思想精华重在“经世致用”,他在君德、吏治、民生、财政、科举、教育等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都是对儒家传统的仁政、德治、民本等经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更可贵的是桂萼还针对这些思想进行积极的政治实践,对嘉靖朝革新及明后期改革皆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桂萼可以说是明中后期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     

多面人生──屈大均气节浅析

一个具有完美人格的儒生,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最佳的做法莫过于舍生取义了,但是面对明清之际的历史大变动,屈大均和大多数士子一样茫然无措,只得逃禅求生。这和平常老百姓眷顾生命,追求善果的做法是一样的。不过他能交游志士、凭吊故垒、追怀先贤,进一步形成了儒生气质并弃禅归儒,积极参与抗清复明的活动,最终能忍受生活的煎熬以遗民终老,维护了一个士子的完美形象。其一生许多难解之谜多可以从他的儒生角色形成过程中的气节变化来解释。     

李贽《说书》与明代八股文

明代思想家李贽经历了近乎传奇的一生.李贽的生平铸就了他的人格.李贽<说书>两卷是其八股文的代表作,它们在八股文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在八股文的文献中属于珍贵的文献.李贽的八股文具有四个基本特征:李贽的八股文合乎儒家传统但不迷信圣人之言;始终坚持对于真理的追求构成了李贽八股文的思想基础;李贽将八股文与文学作品同等看待,主张八股文必须有澎湃的激情;保持纯洁的心灵是李贽的八股文具有勃勃生机的人格保证.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清代版本《新说西游记》探幽(下)

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是清代《西游记》版本演变史上独具意义的一种版本。其文字主要来自于明代百回全本,又根据清代真诠本加进了唐僧身世故事。其评点文字认为《西游记》"原是证圣贤儒家之道",把《西游记》看成是儒家经典著作《大学》,不免牵强附会。但是其将《西游记》看作一部具有寓言意味的哲理性小说,并从社会学和人性的高度来看待《西游记》,有其合理的内涵;特别是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西游记》"奇"的特点和"幻中有真"的高度艺术境界,对认识《西游记》的美学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罗汝芳生平与家世述略

罗汝芳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被称为泰州学派“唯一特出者”。出生于南城县,一生研习理学,传播理学,门人众多,影响深远。罗氏为南城望族,人才辈出,而汝芳又是其杰出代表。汝芳世居南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因而其生平及其家世很值得研究。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生平事迹考论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一生忽而为儒、忽而为僧、忽而为道的诡秘行踪颇值得玩味,他最终皈依道教的选择及对自己道人身份的认可迥异于当时岭南遗民逃禅的普遍风气。薛始亨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鼎革前意气风发的求学阶段;鼎革后风雨飘摇中的奋然挣扎;中年绝望之际的退隐江湖;晚年参禅、入道之间的游走与徘徊。梳理其思想发展脉络,有助于管窥明清之际岭南遗民的隐微心态。     

地域文化与薛论道豪放曲风的形成

薛论道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散曲大家。山高土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他的豪放曲风,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精神使他的叹世曲具有愤慨豪放之气,近三十年的军旅生涯使他的边塞曲颇具雄健豪放之风,儒家教化思想的影响又使他的说理曲呈现出豪放中兼具庄重质实的特点。相较于明代后期以“绮艳”为主的曲风而言,薛论道独具特点的豪放曲风有着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和散曲史地位。     

明代的荐举取士与陈白沙的拒试南归

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的陈白沙仕进愿望一度强烈,后因科场失利,回乡潜心学问。朱英、彭韶荐之于朝,乃属明代科举选士之外的特拔方式。陈白沙拒试吏部是恪守儒家关于在位者＂执礼＂的原则,以维护人格与＂道＂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