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的歧路——白先勇陈若曦比较论

白先勇与陈若曦是当代汉语小说写作的重要作家,他们的小说创作展现了至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场景与日常生活画面.不管是白先勇还是陈若曦,共产党开始主政大陆与国民党最后迁徙台湾的1949年在其小说叙述中都是一个重要时刻.只不过,在白先勇的叙述中,1949年以后,依然是民国风月,而在陈若曦的小说中,已不免换了人间,对于同一历史时间不同的叙述法构成了白先勇与陈若曦小说对照中最为触目的一道景观,两位小说家也以此建构了各自"最后的贵族"与"最后的左派"的文学史形象.     

福克纳与中国新时期乡土小说的转型

美国作家福克纳对新时期中国作家影响巨大,尤其是在表现人性、血缘、历史、文化、时间的神秘方面.贾平凹、郑万隆、苏童、莫言、吕新都从福克纳的作品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同时也融入了他们对突出中国乡土文化特色的可贵努力.因此,他们就创作出了充满神秘感的乡土文学,这样的乡土文学显然已经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风格的乡土文学了.     

被放逐者的哀歌：白先勇域外题材小说的创作

白先勇域外题材小说的创作集中在小说集《纽约客》中。白先勇在作品中展示了在异域生存的中国人被放逐的心灵事实 ,面对着一种格格不入的异域文化 ,这些被放逐者无法在心灵中取得统一而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意识和危机感 ,最后步入生命的虚无。随着时间的淘洗 ,白先勇域外小说中的压抑感也逐渐淡化 ,凸显的则是作家物伤其类的深在关怀。     

“我们”的舞台与象征资本的力量——白先勇与白氏昆剧效应

白先勇及其昆剧制作团队借助含混的修辞策略进行了精英化的自我阐释.白先勇的公众形象也完成了“三级跳”:由作家到艺术赞助人、制作人,再到“文化传承”、“文艺复兴”播火者.少数被“边缘化”的清醒声音揭示出白氏昆剧的生存动力是对艺术行政资源的变相垄断,但这些争议也湮没在白氏昆剧作为“媒介景观”扩散到社会话语中所形成的“话语市场”里.白氏昆剧运行的根本模式,其实是白先勇象征资本的扩大和积累,以及通过介入高等教育场域而实现的权力再生产.象征资本的力量,必须引起当代文艺事业与文艺批评的注意与思考.     

台湾现代诗的思乡愁绪与流浪悲歌

台湾旅美作家白先勇曾经在美国的一次文学报告会上,作过题为《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的报告,概括了台湾小说家们创作中的一个普遍倾向.白先勇这一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台湾诗坛.对台湾现代派诗人来说,思乡愁绪与流浪悲歌,同样是他们诗作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     

吸纳与创新——白先勇小说观的演变

台湾作家白先勇将“传统融入现代 ,以现代检视传统” ,实现了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 ,形成了独有的小说观。这种对传统文化及外来文化的吸纳与创新 ,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论中国现代作家对家族文化的情感认同

中国现代作家以其对家族制度与家族伦理的大胆否定显示出反封建的战斗锋芒,但由于来自封建旧家庭的经历,家族文化早已渗入其骨髓和血液,因而他们在感情上大都对传统的家族伦理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认同.这表明现代作家虽然在理性上彻底告别了旧的文化传统,但在现实生活中仍不得不与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尚未完全走出旧家庭的阴影而获得真正的解放,不过这从另一个侧面也昭示出家族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它的某些合理性的内涵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得以世代相传.     

多元文化视阈下的认同与观照——论汉族作家民族叙事中的“天人”关系

汉族作家的民族叙事参与了当代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建构,他们的作品对传统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艺术再现并彰显出独特的价值取向。汉族作家们以万物有灵为根基,考察和重新审视了少数民族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的文本显示出生态文学的特质和内涵,隐含着对替代甚至破坏自然原生状态的现代文明的质疑。文章还进一步考察了汉族作家文化身份的复合性对他们创作产生的影响。     

论1930年代京派与海派作家的文化心态

北京与上海不同的文化环境形成了1930年代京派作家与海派作家文化心态的巨大差异性。京派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作家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然而,在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京派与海派作家或者因为对政治的失望而远离政治,或者因为对政治的恐惧而放逐政治,他们最终选择了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体现出自由主义文化心态的趋同性。     

浅议白先勇和余光中乡愁创作的情感共性

本文以白先勇、余光中两位作家的经历作为切入点,寻求相似之处,并从中解读他们乡愁创作中的情感共性。     

白先勇短篇小说的死亡意识初探

本文通过对白先勇描写死亡的六个代表性短篇小说进行剖析 ,试图对作家的死亡意识有个更贴近更深入的评价 ,文章既分析了小说中人物的死亡原因 ,也考察了作家成长中所受到的来自家庭、社会、传统、西方等各方面的影响 ,以期多方位揭示其死亡意识的成因 ,从而为白先勇研究提供一点有价值的认识     

美国华裔作家成长经历的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

美国华裔作家从到达美国的第一天起就在种族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开始思索自身归属的身份认同问题.一方面他们在美国主流文化面前受到排挤,感受屈辱与自卑,但他们在弱势群体里竭尽所能保留自己的声音与尊严,与主流文化发生文化冲突,抗衡美国种族歧视与文化误解;另一方面他们试图接受美国社会观念,开始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美国文化,追求生活的多元与变化,企盼稳定,向往灵魂的居所和精神的家园.美国华裔作家成长经历的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实质是走向文化强国的中国和美国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缩影.研究美国华裔作家的成长经历,对思考中国文化强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读者的传统文化心理对现代海派文学的导向作用

现代海派作家主要从事文学消费品的生产,他们的文学活动必然是市场化行为.由于上海市民是传统或外表时尚骨子里传统的中国人,所以,消费者的传统文化心理对海派文学的规范作用显见.在读者的传统文化心理制约下,海派文学创作有传统化、媚俗化倾向.这种心理还对海派文人办刊、文学出版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而这种导向又在引导作家创作,市民传统趣味的大众文学因而得以代代相传.     

论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的文化品格

晚清谴责小说作家是现代文化转型时期很具特色的群体存在.传统文人的入世与超脱、传统道德与现代境遇、文人气质与世俗生活等看似对峙的文化品质在其身上混杂交融,并使他们成为复杂而模糊的图影.本文通过对谴责小说作家文化身份、文化思想以及文化行为等三个方面的论述,较为深入地阐释了这个群体复杂而又独特的文化品格特征.     

从非理性群体意识到集体主义精神理念--论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历史继承关系

集体主义精神是主流价值观的核心理念 ,它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于崇尚非理性“群体意识”的中国作家来说 ,他们对“集体理性精神”并不会感到十分陌生 ,因为两者之间形而下的关联性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但是仅仅凭借“形而下”的相似性 ,恐怕还不能从根本上揭示问题的本质 ;问题是信奉儒家实用主义伦理哲学的中国作家 ,究竟是如何从传统文化的非理性“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念 ,顺利地切换为无产阶级“集体理性精神”的思想信仰 ,并进而营造出了一个跨越百年历史的中国现代文学神话 ?     

知青作家的创作与寻根文学的发生

知青作家的生活经验直接制约着寻根文学的创作选择 ,并最终决定了寻根文学的创作取向。知青作家在文化寻根意义上对自我的超越有可能使他们的创作进入一个广阔的文化历史空间 ,但是 ,他们的某种既成的创作经验也可能构成他们超越自我的审美局限。倡导寻根文学的知青作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两难是新时期文学转型所面对的历史选择的和文化判断上的一个深刻的悖论     

论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文化选择

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作家通过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建构以及＂情＂与＂礼＂的冲突模式设置,表现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认同,但这种认同在晚清以降的社会文化思潮及文学创作潮流中却呈现出＂逆转性＂。对于他们的这种文化选择,应放置在20世纪初的复古主义思潮及社会现实的激变中考察,鸳蝴派作家认为传统文化观念,而不是西方文化理念,更适合作为转型社会必需的价值规范。他们在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开掘与转化中,形成了区别于五四文学吸收外来文化资源实现现代转型的另一种潜在传统。     

浅草-沉钟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浅草一沉钟社以"人"为核心的文化思想的建构,贯彻了调和中西的文化精神.这不但对上代作家激进反传统的文化思路作出了有力的反拨,也为他们的同代和下代作家提供了更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可资借鉴的文化模型.在以"人"为核心的文化思想的作用下,该社创作在展示"人"的处境和命运时,始终高扬着个性主义旗帜,顽强持守着个性主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革命文学主题在集体与个体关系问题上的缺失.此外,他们将"幽婉的情感"、"委婉的抒情"和"纯净的文体"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带有群体性的柔美婉约的风格形态,而这种社团风格的形成,不但使该社在文体上显示出独特性来,而且对于丰富此期新文学风格形态也具有重大意义.     

白先勇短篇小说中女性形象悲剧命运简析

白先勇是台湾六七十年代很有影响的一位作家,他塑造的女性形象悲剧命运的发展过程,体现了白先勇创作的逐步成熟。     

共相与分殊：张承志与鲁迅关系重审

张承志也许是最难以言说的一位当代作家。从早期响彻文坛的小说《黑骏马》到最近散文集《三十三年行半步》,张承志所表现出的一贯、坚决、特立独行,使得他在当代文坛中的存在显得既简单又复杂。不管是张承志自己还是学术研究界,一直将其与鲁迅进行比对。鲁迅的确对后代作家持续地产生影响,而张承志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经典案例。两位作家在孤独、决绝和坚韧方面极具相似性。这在革命话语、知识分子同行、日本体验、价值信仰等重要方面均有涉及。不过,这些相似性最终在对底层民众的态度、传统文化的评估、终极形而上问题的思考等更深层次上,两人实则相背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