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产业智脑”平台助力东莞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对产业治理水平提出了“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近年来，东莞市以“五大支柱、四大特色”产业为支撑体系的制造业规模不断壮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转型升级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产业集群优势不突出、助力产业集群发展的平台不完善、决策层缺乏大数据支撑等问题。究其原因是东莞政企数据开发难度较大、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较薄弱等。结合国内先进城市利用平台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搭建“产业智脑”大数据平台，赋能政府、服务市场，以提升产业治理水平，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上海实践与启示

数字化生存是数字时代的重要表征。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要进行数字化赋能与赋权。数字化赋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推进城市向智能化转型,数字化赋权利用区块链、云计算等提升治理主体数字化参与和协同的能力。上海市在实践中注重从经济产业、社会生活与政府治理三方面推进转型,将刚性治理与弹性治理有机结合,实现了治理效度与人文温度的互嵌。理想的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路径,需要从整体性治理与韧性城市建设两方面系统有序推进。     

大数据赋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现代化的逻辑、挑战与对策

<正>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新型信息化,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总体目标。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现代化是政府信息化建设、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全面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当前,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处于新兴信息技术叠加赋能的时代,大数据赋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已成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新动能和新方向,有利于激发政府信息资源的潜在价值,推动政府数字化、信息化转型。     

城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合肥市城市停车现状及治理策略研究

城市停车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可以有效反映出城市治理水平的高低。文章通过文献资料分析、数据收集等方式,分析安徽省合肥市城市停车现状,阐述城市治理现代化为解决城市停车问题提供的重要指引,最后提出合肥市城市停车治理策略,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推进合肥市城市停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提供“互联网+停车”服务等。     

我国安全韧性城市建设的困境与路径探析

安全韧性城市建设已成为城市安全发展的新范式。当前,我国安全韧性城市建设存在空间规划缺乏差异性和适应性、基础设施建设缺乏冗余性和多功能性、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系不够完善、技术赋能和数字化转型不足、社会自组织力和协同不足等困境。应聚焦空间、过程、主体、方式等维度,提升“社区—组团—城市—区域”全空间韧性,优化“预防—响应—处置—恢复”全周期管理,构建“政府+市场+社会”治理共同体,完善“管理+技术+文化”多样化手段,不断推进安全韧性城市建设。     

时政资讯

《“十四五”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规划》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十四五”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政务信息化建设总体迈入以数据赋能、协同治理、智慧决策、优质服务为主要特征的融慧治理新阶段,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技术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成为政务信息化创新的主要路径,逐步形成平台化协同、在线化服务、数据化决策、智能化监管的新型数字政府治理模式,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领域的数字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探析

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是数字社会社区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数字技术能够成为传统社区治理创新甚至变革的重要驱动力，然而，由于数字技术嵌入社区场域的底层逻辑存在偏差，数字技术在社区治理场域尚未实现真正的赋能，针对社区治理的赋能只浮于表面或只限于部分领域，甚至没有赋能只有“负能”，对社区治理的赋能实际成为社区在数字化转型板块的新增任务，并没有成为推动社区发生变革式增长的驱动力量。为此，实现数字技术对社区治理的有效赋能，就要实现数据开放与共享，发挥技术整合资源的真正价值；秉持以人为本动机，提升居民治理的主体地位；明晰政府角色定位，强化政府的兜底和保障作用；激活多元治理要素，提高协同治理的层次与效能。     

2014年12月(中)学术推介

<正>罗章、王蓓在《赋能领导力:地方治理中政府领导力结构研究的关键要素》一文中以复杂领导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多元主体、治理网络及工具创新为着力点,对政府领导力结构中的关键要素——赋能领导力进行分析,阐释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中赋能领导力与行政领导力、适应领导力的交互动态作用。地方治理中对多元主体赋能的过程,也意味着政府领导面对众多社会主体与市场主体构成的复杂治理网络应摒弃传统管理中政府部     

授之以鱼，也授之以渔:资源和治理双重赋能视角下CVC与初创企业创新

创新是助力初创企业跨越“死亡谷”,实现可持续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然而,初创企业由于“新生”和“弱小”的劣势,创新资源和治理经验相对不足,制约创新活动顺利推进。CVC是由IVC衍生而来的新型股权融资方式,能够有效缓解初创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资源和治理约束。本文以2009—2021年D轮投资之前的上市企业风险投资事件为样本,实证研究CVC对初创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验证资源赋能和治理赋能在CVC与初创企业创新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CVC能更好地契合初创企业创新需求,显著地促进初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表明,CVC通过为初创企业提供财务资源、非财务资源和创新人力资源支持,缓解创新资源约束,实现资源赋能;CVC通过派驻董监高为初创企业提供治理经验和治理决策支持,降低创新制度成本,实现治理赋能。资源赋能和治理赋能是CVC影响初创企业创新的中介变量。这些结论在理论上深化了中国情境下CVC影响初创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与作用机制的认识,在实践中为企业开展CVC活动以及创新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启示。     

虚拟实践赋能单位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困境与对策

虚拟实践是伴随着计算机技术、数字网络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实践形式,与现实实践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虚拟实践赋能单位治理现代化正成为一种新潮流,但价值与困境并存。其价值主要表现在：革新工作方式,推进单位治理工作高效化;提供数据支撑,推进单位决策科学化;信息公开透明,推进单位发展良性化。其困境主要表现在：数据与现实间存在差异易导致单位决策者认知偏差;“数据拜物教”与“信息茧房”并存现象易导致单位成员主体性消解;虚拟实践成果的检验与转化存在不确定性易导致治理成本上升。为此,必须采取纾困之策：精细化治理与现实需求相结合,提高人在虚拟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在虚拟实践和现实实践中保持张力。     

基于TOE-D模型的数字善治：数据解构、技术驱动、组织变革和环境优化

基于对TOE分析框架的改进建构TOE-D模型,分析数据解构、技术驱动、组织变革和环境优化对推动实现中国特色数字善治的作用机理。数字善治的中国本土化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方式,具有技术性、组织性、环境性和数据性。数字善治本土化的数据逻辑在于从政府—市场二元维度配置数据资源,解决数据垄断问题;T-D模型赋能数字善治本土化的技术逻辑在于推动政府管理技术变革,催生数字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全过程,推进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全新合作;O-D模型赋能数字善治本土化的组织逻辑在于驱动组织结构从科层治理向数据治理转变,实现对内数据共享和对外数据开放;E-D模型赋能数字善治本土化的环境逻辑在于转变法律向度,向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共建共享的双重空间法治转型,同时优化制度环境,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的提升路径探析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持与支撑。但是,目前数字技术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在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数据孤岛、公民参与精细化治理效率不高、网络安全、技术支撑能力不足等。深入分析社会治理现存问题,并提出借助数字化技术的赋能作用的治理路径,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水平,以期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     

产业集群赋能平台从何而来：功能开发与信任构建共演的视角

产业集群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量大面广的集群中小企业如何推进数字化转型是现实难点。已有研究指出借助大平台赋能是推进集群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路径，但需要追问的是产业集群赋能平台从何而来？对此，本文理论抽样物产中大化工集团进入浙江海宁经编产业集群，构建“经编产业集成服务平台”的案例开展研究，归纳出一条集群外部企业联合集群企业和区域政府共同构建平台的路径。研究发现：产业集群赋能平台构建是功能开发行为与信任构建行为的共演，推动平台螺旋式成长的过程。具体包括“统一平台价值认知”“沉淀平台数据资源”和“挖掘平台数据价值”3个阶段。首先，平台构建以“统一平台价值认知”为起点，通过“平台用户痛点挖掘”和“数据价值主张形成”的功能开发行为，指引推进“制度信任构建”，吸引天使用户加入共创，获取价值反馈；其次，推进“沉淀平台数据资源”，通过“平台数据获取”和“平台数据汇聚”的功能开发行为，形成数字工具，服务“关系信任构建”，进而促进平台与用户共创、强化数据获取的深度；最后，发力“挖掘平台数据价值”，通过“数据驱动效率提升”和“数据驱动业务创新”的功能开发行为，支撑“计算信任构建”，快速提升用户数据规...     

数智赋能:信息系统研究的新跃迁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飞速进步及其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融合持续深化的同时,数据治理,高阶智能以及数智赋能正在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注焦点,进而引发信息系统研究的新跃迁。本文首先刻画了我国信息系统研究的阶段演化框架,讨论研究的“造”与“用”视角、主题跃迁、价值创造特点、方法论范式等。接着,通过凝练对于大数据的认识,揭示管理决策要素转变,探讨了现阶段信息系统研究的若干前沿方向,包括“大数据驱动”研究方法论范式、智能方法创新、人机融合行为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并概述了相应的建模思路和求解路径。最后,从数据、算法、赋能的层面,阐释数智化新跃迁的新特征、新挑战、新课题,以期为我国信息系统学界提供前沿探索和研究创新的启发。     

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审思与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现实要求,是新时代夯实基层基础、创新管理服务机制的关键路径,是加快推动精准社会治理、高效公共服务的迫切需求,是全面提高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要树立数字意识和思维,推进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多业务协同综合应用建设,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软件基础;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一体化数据平台,构筑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硬件保障;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和机制,推进数据共享赋能行动,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树立数据安全底线思维,完善多元协商机制和治理路径,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制度体系。     

大数据时代新型交通服务商业模式的监管——以网约车为例

大数据所带来的高度联通时代使公共出行服务提供在政府与市场(平台企业)原有边界发生移动,并催生网约车平台企业承担部分监管职能。但平台企业的垄断竞争问题性质难判定也带来相应的监管难题,一系列新属性要求建立灵活多样、多元共治的混合监管模式。同时,网约车出行服务商业模式运作的实质表现为不同层面交通资源的汇聚与重组,且存在着新的风险。本文借鉴广州市网约车实现由"经验治理"到"数据治理"的科技监管相关经验,重构我国大数据时代网约车监管的逻辑路径,包括以重复博弈和市场声誉约束机制发挥自律监管的作用、以大数据的信息技术赋能提升政府监管决策能力,以及以法治手段的跟进为前提重构网约车的合作监管等方面来寻求高度联通时代网约车平台企业长远可行的监管和规制之路。     

区域智慧建筑协同治理研究——基于南宁市WX新区智慧建筑建设实践分析

全球信息化背景下,智慧建筑领域是智慧城市最基本单元,智慧建筑建设长期存在问题。依托协同治理视角,以SFIC模型为分析框架,对WX新区智慧建筑建设发展现状及问题进行结构性分析,提出在政府主导下,以数字化平台建设赋能,多元主体协同的智慧建筑建设管理新路径。通过区域级智慧建筑管理平台、协同机制、保障体系、沟通平台,驱动多元主体协同动力,催化协同过程有序进行,对实现智慧建筑协同治理效果提升,进而可持续推动智慧小区、智慧社区乃至智慧城市建设发展以及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面向智慧城市的数据开放共享平台建设研究

文章以智慧城市建设为背景,针对当前数据整合能力不足、数据利用率低、数据安全问题频发等数据问题,运用数据采集融合、数据治理、数据安全保障等技术,设计一种数据开放共享平台,提升在智慧城市场景下数据采集、数据治理、数据管理、数据开放共享、数据安全管控等方面的能力,提高城市数据资源整合和利用能力,促进城市管理与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     

外部融接与内部并举：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二重向度

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础治理单元,其治理现代化能够不断巩固我们党在基层社会的执政根基,打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微观基础,是满足城市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要举,也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外部融接与内部并举是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二重向度。做好外部融接应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机契合,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动态融入,与数字赋能社区治理新模式对标竞进,与城市社区人口结构变化深度适应;加强内部并举需发挥城市社区党建的全面引领作用,强化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的社区治理制度保障,构建以“两邻”理念为主导的社区情感治理机制,打造数字化社区服务互动新平台。     

南京城市管理从“单管”走向“共治”

为了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南京市于今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了《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这是全国首部关于城市治理的地方立法,共6章、86条,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具有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