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欲望与男性权威的建构——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阐释

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可以拆解归纳为三种叙事话语模式:一是“花瓶”模式;二是“处子”追逐;三是“破鞋”原型.这三种叙事话语模式都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它是私有制下的产物,其本质是对女人独立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否定.张资平的恋爱小说,无论从文本策略、叙事姿态,还是从话语方式等方面看,都是典型的男权文化文本,体现出男权文化的价值立场.小说以各种女性在爱情、婚姻上的坎坷经历和不平命运,显示出男权文化话语霸权的巨大张力:女人在两性关系上意欲反抗和颠覆男性权威的主动出击的姿态,其最终结果却是走向事物的反面——更加有力地建构和强化了男性权威,揭示出男性本位主义价值立场之下女性生存处境的尴尬、荒诞及其悲剧性的命运.因此,张资平笔下的“新女性”充其量只是“伪新女性”,其小说的反封建意义就此被彻底消解.     

疾病的意义生成与价值转换——论革命恋爱题材小说中的疾病书写

革命恋爱题材小说中的疾病书写,打破了革命＋恋爱的两极模式,形成革命-恋爱-疾病的三角结构,从而丰富了文本的内涵。分析由茅盾的《蚀》与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以及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构成的现代革命恋爱题材小说的三部曲中的疾病书写,不仅可以看到革命与爱情的相互关系,而且可以看到它们之间“为何”与“如何”产生关系,由此梳理出革命话语中疾病意义生成与价值转变的轨迹。     

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情爱模式及其文化语境

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情爱描写模式经历了爱的觉醒、革命 恋爱、商品化游戏性的爱情、田园牧歌式爱情、革命与翻身解放中的爱情、作为生命力象征的爱情等历程,不同的爱情描写模式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息息相关。     

“革命加恋爱”：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革命加恋爱”小说在 2 0世纪 2 0、30年代普遍流行 ,从自身的主题模式看 ,恋爱有着强大的粘合性 ,革命是变量 ;它大多产生在上海这个 30年代的文化消费都市 ,“文化街”的繁荣为其流行与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媒质 ;30年代的作家置身于“文化街”与“亭子间”之间进行文学实践 ,这种文学生产方式将革命与恋爱相粘合产生出大量文本形态。主题模式、文化传播、作家的文学生产方式三者的结合使得“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成为 30年代上海独有的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论赵树理小说中婆媳关系的民间叙事

婆媳关系是赵树理小说所涉及的女性解放问题中特别被关注的一个侧面。有关革命的、新政权的叙事话语使其小说具有了叙事的合法性 ;而他自觉的民间叙事立场又使其小说自溢出相悖于证“名”的叙事空间 ,呈现出真实的女性关系     

现代女性革命小说文化价值的再认识

现代女性革命小说丰厚的文化价值应该重新予以认识:虽然现代女性革命小说有其局限性,但是,该类小说的创作在促成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女性传统和创作模式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形成了现代女性的角色意识、现代女性的心态、现代女性的审美取向、现代女性的话语,对推动“五四”女性文学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具有划时代的贡献。     

论李昂9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李昂20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借政治、历史等题材书写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意识的建构.其后殖民叙事展现当代台湾社会女性的迷惘与虚妄,而其政治小说文本中的女性通过身体政治消解男权话语中心的策略使身体具有了社会和文化维度上的意涵,李昂还通过重塑历史表达女性寻求自我身份认同历程艰难.其创作实践丰富和拓展了女性写作的空间,作品中的现实人文关怀对当代大陆女性作家写作具有启发意义.     

"样板戏"叙事:"他者"观照下的女性革命神话

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两性话语权力交锋中不可多得的另类版本。"样板戏"大多以女性作为剧中的主人公或主要英雄人物,但她们身上却缺少真实女性应有的性别色彩。这一女性革命神话虽然表面上改变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但却并没有改变女性作为"他者"的历史命运。"革命"只是在形式上解放了女性,然后又通过"去性"及"花木兰化"的方式把女性重新约束在以"革命"来命名的男权话语之中。这一"样板戏"叙事模式,在看似抬高女性的革命言说中其实不自觉地潜隐着男性话语霸权。     

潜隐在“革命话语”中的不谐音——论丁玲“革命＋恋爱”小说中隐含的矛盾现象

丁玲的“革命＋恋爱”系列小说，深刻呈现了她此期创作探索的矛盾现象：努力表现时代“革命话语”，却不时遭遇潜在“性别话语”的干扰，导致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相背反。体现在：本意作为被改造者或受教育者塑造的女性形象，结果却高扬女性主体意识；多重叙述视角的交替运用凸显了作者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对“革命话语”的表现程度与情感态度也目性别意识与性剐立场的渗透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丁玲创作探索的得／失对日后女性解放与女性写作发展不无启示意义。     

革命"克理斯玛"信仰的隐喻性书写——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阐释

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通过爱情"得"与"失"的叙述来体认和确证革命的超验性和权威性,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无处不在的革命"克理斯玛"信仰,因而充满了"布局的欲望"。恋爱话语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表述功能,这既是"革命的艺术化"叙事理念展示,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渴望再生的普遍文化心理再现,更有隐身其后的现代文人追求"圣道"传统心态的在场。     

《红豆》与《青春之歌》对爱情的双重理解

50年代小说《红豆》和《青春之歌》都描写了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 ,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 ,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 ,是对当时“革命 +恋爱”小说模式的反拨。但那个年代的作家无法挣脱政治意识的束缚 ,她们的思想和创作都无法避开“为政治服务”的套路 ,爱情则成了神话 ,而且一旦背离了革命 ,将必然走向崩溃 ;只有依附于革命 ,爱情才有可能获得新生。     

小说《觉醒》女性主义文学特征分析

凯特·萧邦的小说《觉醒》不但具有明显的反传统意识形态的倾向,而且表现出女性主义文学的特征,从而展示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困境。作者通过塑造独特的女性人物形象,采用反叛男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描述反传统的女性行为,超越与男权制社会文化相联系的象征秩序以及运用弗洛伊德式意象等方式,形成了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颠覆和反叛,引起了一场反映女性主义精神要求的“话语革命”。这是一部表现女性反传统意识形态的女性主义经典小说。     

毕飞字女性意识小说文本特点浅探

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性别意识,从题材的选择、书写方式、男女形象的塑造探析了毕飞宇关于女性意识的小说文本特点,可见,由于作家身处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中,作家书写的女性意识所采用的话语模式,是一套纯粹的男权话语模式.作家描述的男女关系模式仍然是不平等的,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依然是主体与客体、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重要与次要的模式.他的书写显得那么保守和顽固,对女性的压抑、禁锢是他在维护男权中心文化道路上不得不走的一步.     

革命与女性的纠结——小说《青春之歌》的一种解读

由于时代的原因,十七年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女性特征往往被弱化。小说《青春之歌》中,处于权威及主导地位的是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话语,但在"革命"的规范下,我们仍可看出潜在的女性话语,爱情则是女性话语的显现。     

"妇女主义"和主体性建构——沃克文学写作对女性主义话语的突破

沃克的小说描绘了20世纪美国黑人女性自身性别角色和性别意识的觉醒,是族群意识和女性意识的双重表达,其写作的主题和动力主要来自这二者.胡克斯站在黑人女性主体性建构的立场上,批评了沃克的"妇女主义"思想.女性主义话语在把女性作为一个同质范畴的时候,其理论话语通过把不同女性团体的经验同质化和系统化,从而抹杀了那些边缘的和抵抗的经验模式.沃克着眼于人的解放来理解黑人女性自身的解放以及黑人的性别和谐,其小说虽然受到了主体性理论思想的批判,却是对于女性主义话语的真正突破.     

二三十年代"革命+恋爱"模式中的性别政治

在二三十年代流行的"革命+恋爱"的小说叙述模式中,存在着革命权力秩序与性别权力秩序相互纠缠的现象,本论文从二三十年代"革命+恋爱"模式中革命女性的形象书写入手,通过对情爱关系中的性别政治、革命女性的浪漫之爱对革命意识形态的美学实践的影响以及对革命女性的情爱心理中同情即爱的情爱特质的分析出发,试图呈现革命女性性别在政治权力秩序转化为情感秩序时的独特作用.     

黑暗之外——解读《奥多芙的神秘》中的“崇高”

哥特小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青睐,人们抛弃哥特等于恐怖的固有理念,认为哥特小说的体裁、关学特点、性别意识等都具有研究价值。文章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奥多芙的神秘》中的美学话语“崇高”,从而发现作品中的“崇高”其实是不平等权利结构的体现,进而看出作者借小说向男权社会的话语提出的质疑。     

论英国女性小说的命运及文化困境

18世纪英国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女性小说的第一次繁荣。在建构自身文学传统的过程中 ,女性写作受到男权话语的指斥、限制与改造。直至今日 ,女性写作依然面临“失语症”、缺乏公正的美学标准等文化困境     

“革命文学”潮流中女性解放问题的探索与反思——茅盾短篇小说集《野蔷薇》新论

尽管茅盾一再把《野蔷薇》的主题往革命的方向指引,但对女性个性解放的追求与命运的表现,对旧社会、旧礼教的批判,却使《野蔷薇》在主题上与五四时期关注女性解放的小说一脉相承。对个性解放思想在改变女性命运方面的能力与成效的质疑,对男权思想和社会旧势力的批判以及对革命的揶揄和讽刺,既显示了《野蔷薇》对革命文学潮流的背离,也展现了茅盾这些小说在探索与反思女性解放问题方面的深刻意义。     

戏说与解构：世纪之交“文革”题材小说一瞥

世纪之交集中出现了一批有份量的“文革”题材小说,以王小波、阎连科、王蒙等作家的作品为代表,不约而同地显示了一个共有的叙事模式,即“文革＋性”。这种看似对“革命＋恋爱”文学公式的延续却构成了对“文革”的革命话语的极大嘲弄和彻底解构,在喜剧归谬中让那段历史的任何政治修辞无以正名,同时也暴露出迎合当下趣味,使历史时尚化、游戏化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