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竞争、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了2011—2018年中国265个地级市的绿色经济效率,综合运用面板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地理距离与经济差异是其产生空间溢出的重要因素;(2)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存在一定抑制作用;(3)地区适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地区过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则对其产生显著“拉低效应”;(4)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5)推广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最大,地区竞争与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负向影响也主要源于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为此,推动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保持地区间的适度竞争,分类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将有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     

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

随着绿色发展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各地政府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降低环境污染和提高增长质量的主要途径。为了考察地方政府环境分权和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本文利用非期望产出EBM模型测度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并将绿色技术创新指数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最后,结合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空间集聚以及邻近地区的策略竞争效应;(2)环境分权对本地和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变动特征,且现阶段并未跨越分权驱动创新的临界点;(3)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效应整体为负,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等不同类型环境分权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4)区域环境分权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强。     

数字经济破解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困境的影响机制研究

立足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深入分析数字经济推动我国产业发展低端解锁的内在机理，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能够直接推动我国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数字经济通过促进要素结构升级、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交易效率，间接推动我国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以及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而这一效应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在考虑不同的估计方法和模型的内生性之后，上述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本文研究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更好利用数字经济推动我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产业集聚对中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集聚高效化已然成为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基于2006-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区位熵指数法、熵值法和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集聚对中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建筑业有着显著的地区集聚特征,其中浙江省和湖北省的建筑业集聚程度较高;(2)不同地区产业集聚水平高低对我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布差异有着显著影响,受集聚水平影响最突出的是中部地区,其次是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最后是东北地区;(3)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和动力装备率对不同地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也存在显著差异;(4)我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具备一定的“时间惯性”,展现出“雪球效应”,呈现出空间集聚性;(5)产业集聚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正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追溯对食品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知识整合的中介效应和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生命力,而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能否以及如何催生和促进食品企业的创新行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扩展的知识基础观,以知识整合为中介变量和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本文构建了一种重要的新兴信息技术——数字追溯对促进企业创新行为(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管理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采用四个可追溯体系建设示范地区中305家在数字追溯方面已经具备一定基础的食品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层级回归和调节中介模型检验方法,剖析数字追溯对促进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追溯对食品企业三种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知识整合在数字追溯与创新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其中数字追溯对流程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影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对产品创新的影响存在完全中介效应;(3)环境动态性在数字追溯促进创新行为的直接路径中没有调节作用,但在中介效应的前半段(数字追溯—知识整合)和后半段(知识整合—流程创新、知识整合—管理创新)中起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了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和机器学习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 2—201 9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度了地区数字经济水平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从人力资本投资、企业创新能力两个角度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利用机器学习模型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溢出效应”。结论：全国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逐年上升;数字经济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存在非线性趋势。     

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与“资源诅咒”: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机理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利用30个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资源诅咒"现象的内在机理。基于门限回归模型,估计了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3因素在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临界值;利用Hausman检验分析了门槛变量的影响效应,并且进一步探讨了自然资源通过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做产生的间接效应。结果表明:1)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显著的存在基于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水平的单门槛效应,制度、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有效地改善资源依赖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2)阻碍地区经济增长的可能因素是资源依赖度,而丰裕的资源能够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3)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是自然资源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途径。     

碳排放权交易下财务绩效对碳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20年实行碳交易试点地区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企业财务绩效和碳绩效的关系,并引入环境社会责任为中介变量、碳排放权交易及绿色技术创新为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财务绩效对碳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环境社会责任在两者关系中充当正向且显著的中介作用,且该结论在多项稳健性检验中得到验证。同时,碳排放权交易和绿色技术创新在财务绩效对碳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对碳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显示,碳绩效亦可显著改善财务绩效,两者相互影响。此研究为我国企业长期发展提供了战略思维,旨在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可持续平衡,呼吁管理者关注环境社会责任,为企业早日实现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共赢提供支持。     

碳排放权交易、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

围绕碳排放权交易、政府补贴和企业技术创新3个关键点,以政府补贴为中介变量和门槛变量,以201 5—201 9年碳交易试点地区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建立了回归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显著成立且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政府补贴具有门槛效应,在政府补贴水平较低的区间,碳排放权交易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在政府补贴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碳排放权交易强度显著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在政府补贴水平较高时,碳排放权交易强度才能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经济集聚、选择效应与企业生产率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定位选择模型与标准集聚模型相结合的嵌套模型,采用1999~2007年中国288个地级市工业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及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从1999~2007年全国总体样本的检验结果来看,经济集聚对于多数制造业行业企业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即主要表现为拥挤效应而不是集聚效应;不同规模的城市对于不同生产率企业的空间选择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低效率企业倾向选择中小城市回避市场竞争,即表现出显著的选择效应。(2)1999~2002年及2003~2007年分时段全国样本检验结果及比较显示,在两个不同时间段,经济集聚对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生显著变化,1999~2002年期间主要表现为显著的集聚效应,2003~2007年期间主要表现出显著的拥挤效应。2003年以来,地区之间的"竞次式"补贴性竞争加剧,这削弱了区域内产业、企业的内在联系与协同发展,经济聚集过程中集聚效应显著减弱。此外,两个时段内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空间定位的影响均表现出显著的选择效应。(3)从发达地区(东部地区)、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经济过度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拥挤效应;西部地区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相对较低,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集聚效应。无论东部地区内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内部,对于多数制造业行业而言,选择效应均不显著。因而,全国层面呈现出的显著选择效应,主要源于低效率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中西部中小城市以逃避东部地区激烈的市场竞争。     

空间集聚、规模门槛与技术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了关于空间集聚、规模门槛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分析框架,并利用我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检验了空间集聚对技术创新影响的规模门槛效应.实证结果显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但是溢出效应存在门槛效应.对于规模门槛而言,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非是线性关系,城市规模越小,专业化集聚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更大,城市规模越大,多样化集聚对企业技术创新更显著.与大企业相比,多样化集聚对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更明显.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部地区的比较明显,而对于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     

资产泡沫、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了资产泡沫发生、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理论方面,本文构建了符合我国经济典型事实的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模型中,企业家在为研发筹集资金时面临融资约束。由于融资约束的存在导致资本市场的资金供过于求,发生资产泡沫可促进企业平均的研发投入增加,研发成功的概率相应上升。实证方面,本文采用FF-TVP-SV-VAR和TVAR模型以及我国2000-2016年的月度数据分别对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资产泡沫发生可以促进技术创新,但该效应依赖于融资约束。此外,本文识别了融资约束的两个门限值。低于下限值时,资产泡沫可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经济增长;高于下限值时,资产泡沫的技术创新效应较弱,因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     

财政科技支出、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省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

构建财政科技支出、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理论框架，借助2001-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测度我国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挖掘财政科技支出、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逻辑理路，结论如下：财政科技支出、数字经济显著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产生独立影响，且关联效应强化上述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财政科技支出、数字经济作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经济实力、人力资本、政府干预强度及经济开放度维度异质性，并受自身水平调节。高经济实力、人力资本存量、经济开放度及适度政府干预强度地区，财政科技支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更突出。财政科技支出、数字经济跨越门槛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也明显改观；财政科技支出、数字经济对地理和经济距离临近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显著空间外溢性，但对经济距离临近省份的影响效应更大。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有效测度环境规制强度和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本文选取2005至2020年全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异质性效应和空间溢出视角,探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其边际效应受到城市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部分线性函数型系数模型进一步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环境规制政策效应存在空间溢出现象,受规制地区环境政策强度提升可以通过地区间产业转移影响其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工业化进程,推动产业承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扩张,进而提高相邻地区的绿色创新产出。     

企业家精神、外资依存度与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4年31个省的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全国及区域层面实证检验企业家精神、外资依存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外资依存度对整体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分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家精神对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推动作用,而外资依存度在各区域则呈现出不同的作用效果,其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是对东部及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     

绿色金融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升级,国务院于2017年6月宣布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该试验区的设立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且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动态效应检验表明,试验区设立对企业高质量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长期推动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强化环境规制两个渠道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前者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推动效果,而后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创新质量上。异质性分析方面,试验区设立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不同污染程度行业以及不同类型行业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结论对中国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双碳目标下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大量碳排放引起的全球变暖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世界发展的关键问题，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低碳相关政策的支撑手段，对顺利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影响。从产业结构升级和降低碳排放强度两方面阐述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制，基于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计算碳排放效率数据并分析其时空演变过程，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可显著提高碳排放效率而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无影响，在更换被解释变量、缩短时间窗口和缩尾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异质性结果表明，该效应在碳排放交易权政策试点省市显著而在非试点省份不显著；机制检验证明产业结构升级和碳强度降低在其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提出绿色技术创新提高碳排放效率的政策建议。     

黄河流域环境治理溢出效应差异化研究——基于G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采用全局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实证检验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相互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第一,黄河流域九省份环境治理效率山西最高、内蒙古最低,整体看中游环境治理效率最高、上游最低;第二,区域间正、负向溢出效应同时存在,其中,中游对上游和下游地区环境治理效率溢出效应更显著、表现为促进效应,下游对上游和中游地区主要以负向溢出为主;第三,上、中和下游地区间溢出效应具有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发挥环境治理效率较高地区的引领促进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协同治理,提高黄河流域整体环境质量。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基于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实证检验

基于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高端制造业面板数据，应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并分析其空间相关性。在此基础上，引入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应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升态势显著，呈“东-中-西”依次递减状态，空间上具有正相关性；数字经济发展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明显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通过门槛面板模型实证得出，数字经济发展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全国及东部地区显示为线性特征，中部地区表现为“N”型影响特征，西部地区则为“U”型影响特征。     

我国物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效应的地区差异分析

物流业发展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然而,物流业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着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物流业发展经济增长效应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间差异不显著。分析认为,东、中、西部物流业基础设施的结构差异,RILS在东部地区的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政府政策措施的差异以及三个地区的财政充裕度不同是造成我国物流业发展经济增长效应的跨区差异的重要原因;而物流业发展经济增长效应的跨区差异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创新等手段来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