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若镜:论庄子体道的镜子思想

庄子的理想人格与理想国分别是至德之人与至德之世,其实现前提是内心达到无欲望撄扰的虚静状态.以虚静之心观物,和镜子成像一样:镜子成像的前提是“虚”、“静”,只将外物毫无偏私地呈现;体道者用心若镜,使自己的精神达到一种虚空澄明,纯净旷达的状态,排除思想中的杂念和欲望,对外物不进行价值判断,因此万物众生平等,人与世界和谐相处.     

镜子隐喻与哲学转向三题

文章由镜子隐喻透视哲学转向。拈出三题 :近代笛卡尔、培根开始铸造认识论哲学转向的基本形态 ,它遵循“镜子隐喻” ;20世纪维特根斯坦哲学通过用语言问题取代心灵镜喻凸出了哲学的语言转向 ,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表象论的镜子模型的摧毁则是一种走出西方知识论传统的运思之路 ;由“言”与“知”的视角 ,联系中国古代庄子学说 ,从一种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到中西哲学之分殊及其会通的可能。     

力戒公式化脸谱化 真正以史为鉴

从古到今，人们都经常说要“以史为鉴”，这大概要算是史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了。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口号年年讲、反复讲的情况下，中国大地出现了两次和平时期最大的人为浩劫（“大跃进”和“文革”），主要根源当然不在史学方面，但无可讳言，由“四人帮”及其同伙导演，打着“古为今用”旗号的“批海瑞”、“评法批儒”等闹剧也确实起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作用。为了使“以史为鉴”真正起到有益的作用，必须首先检查一下“镜子”（史书及其他史学论著）本身。如果这面镜子被人为地涂上油彩，或者本身就…     

《彷徨》折映的鲁迅心境

一一部文学作品的涵蕴,大致可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看。说某作品是某时代社会生活等的“镜子”,是从“客观”着眼观照的结论,说作品是作者某些情感、心绪、思想等的“表现”,则是对作者“主观”内面世界观照的结论。鲁迅的小说集《彷徨》可以说是两方面都达到了极高境界,而且是相互渗透着、密切结合着的。它在这方面达到的艺术境界,应该说比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更高。鲁迅《呐喊》写的多是“回忆”,即辛亥革命前后的题材,那时的人和事,如果说是“镜子”,则     

镜子与他者

对唐传奇《古镜记》的阅读理解一直以来是在单一的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器”与“道”的二元结构使得镜与道在话语中获得一种契合,镜子作为器的象征之物出现在两种话语之中：政治话语、亚宗教话语.当置身于拉康“镜像阶段”理论下阅读时,则凸显出镜像对主体形成规范、召唤、揪斗,直至最后的决裂.本文将文本置于东西方不同文化体系,解读因维度不同而导致的主体地位、主体形成及成长的方式、他者介入的方式等不同,来探讨主体与他者的关系,通过对这一关系的演绎得出他者之缺失的结论,并揭示出现行阅读理论的不足,呼吁对理论的完善.     

镜子:居室的“慧眼”

镜子是居室中的一双“慧眼”,它时时在提醒家人和客人:你的衣着打扮是否得体合身,容貌表情是否端庄自然。因此在居室装饰时,谁家都会在玄关、卧室、卫生间等地安装上几面镜子。 玄关是入户的首要通道。如果在玄关迎门墙上装     

生活 心灵 文艺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镜子”,这命题不能说不对。但有的文艺评论家却太强调了这一面,而忽视了作家心灵对于创作的作用,却是不尽妥当的。     

从“囚徒困境”模型看效率与公平的辩证法

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在现实生活有广泛的应用，具有一定的镜子作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一直颇具争议，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陷入了“囚徒困境”。通过对效率与公平辩证关系的“囚徒困境”模型分析法，可以找到走出“囚徒困境”的途径：一是基于外部环境决定的依存关系与合作；二是政府干预。     

近代来华西方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评析

近代来华西方人对中国民族性格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看法 ,既赞扬和肯定了中国人的一些优秀品德、特性 ,又剖析了中国国民劣根性 ,指出了中国民族性格的多面性、矛盾性 ,并对中西国民性进行了比较。“西方视野里的中国人形象”总体基调是不高的 ,但它是我们必须照察的历史镜子 ,可“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     

中国传统重要节日风俗简论

节日风俗的由来 我国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山水不同,环境各异,形成各地、各族人民固有的风俗习惯。虽然有其相同者,有其差异者,但都是伴随着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它反映了各个民族的生息、发展、进步的过程。风俗是历史的镜子,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无不打下时代的烙印。所以古代人对风俗的解释为“礼,履也。国人所践履,定其法式,大而冠婚丧祭,     

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研究——兼论五保户与政府的法律关系

五保户与政府是公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政府不能因为对五保户的管理和供养取得对五保户的财产权利;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亲属的赔偿,不属于遗产,政府无权取得五保户死亡的死亡赔偿金。     

《列朝诗集小传》“胡应麟条”辨析——兼谈胡应麟的历史评价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对胡应麟评价极低,但影响极大,后世关于胡应麟及《诗薮》的评价大体循钱氏之论,这对正确认识胡应麟及《诗薮》颇为不利。其实,钱氏批评的主观性太强,不应成为学术评价的主要依据。我们应当重新认识胡应麟及《诗薮》的学术地位。     

论唐代长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环境

西域移民进入长安后生活环境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变化,由初唐的胡汉融合到盛唐的大国心态,逐渐变化为中唐“屈辱”的社会心理与晚唐的受排挤、被压制。作者从唐人对待藩将、胡商、胡艺、胡俗等的态度具体阐述了这一变化。     

浅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五四运动后,我国思想界各派学说竟起,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可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在学术界的一场充满自由平等氛围的争论,胡适＂问题与主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向当时中国学界不够科学的各种思想方法。     

新“老子化胡”说：从伪说到史实

“老子化胡”说从两千年前左右产生至今，已经不是单凭史学考据就可以定论的伪说，而是异质文化之争的潜在史实。历史中的伪说可以变成史实，这就是“人文化成”的奇功。“老子化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凯旋，却未必是个体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福音。从本质上说，“老子化胡”说所说的并非故去的旧事，而是常新的现实。     

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

汉代有“商胡贩客”活跃于边境地方,内地亦“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其中明确有“西域贾胡”,他们对于社会经济的繁荣有所贡献。当时外国使团中也有被称作“行贾贱人”的商业经营者。乐府诗中“酒家胡”称谓,则反映了另一种形式的都市饮食服务业经营。“商胡”、“贾胡”、“酒家胡”的活动,与汉家商人有一致性,然而也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他们的活动,也是促成汉代经济文化在特殊条件下实现进步的因素之一。     

胡汉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轫

胡汉民是被后世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谱系中有意删除的人物。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胡汉民在唯物史观的输入传布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先驱者的角色。他不但正面推介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还批驳了一些欧美学者对唯物史观的非难攻击。胡汉民把唯物史观归结为"经济史观",对阶级观点阐发较少。胡汉民1919-1920年的哲学史研究和井田制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史学领域的首次实验,意味着唯物史观开始从学理介绍向具体研究过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萌芽。胡汉民将唯物史观作为学理来研究的态度,为我们审视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提供了不少启示。     

论1940—50年代中共对胡适的积极争取

1940-50年代,中国共产党争取胡适,是期望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地位,为国家的和平、建设与祖国统一大业服务。抗战胜利后争取胡适,是期望他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发挥影响;建国前夕争取胡适,是期望他与过去决裂,在思想信仰和治学方法方面改宗马克思主义,以影响和挽留一批知识分子为新中国服务;50年代中期争取胡适,是期望他拥护统一事业,促进海峡两岸统一大业。胡适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理念以及1949年以后大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胡适最终没有接受统战的重要成因。     

胡适与文学革命

中国文学在上世纪初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主要归根于以胡适为首的文学改良派提出的"文学革命"。《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集中体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决定着今天中国文学发展状况。百年后的今天,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再次思考胡适当年的文学改良思想,无疑对文学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