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政治规制下的后妃参政

宋代后妃参与政治,取得了维护赵宋统治,安定政治局面的积极意义.出现这一政治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所推行的"士大夫政治".在宋代后妃参政活动中,士大夫始终参与,密切监控,主导进退;全面规制与掌控了这一过程的诸多方面.宋代后妃参政整体意义上的积极意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成功的一个方面.     

宋代临朝听政新论

宋代有 9位皇后 ,10次临朝听政。这在我国政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人们历来一般认为 ,宋代无“唐朝武、韦之祸” ,主要原因是宋代后妃的德贤和待外戚之法的严明 ,但是 ,若作进一步的分析 ,则会发现 :宋代皇后临朝的“合法”使皇权交替平静 ,社会和政治秩序稳定 ;她们在听政时基本上是绍述先王 ,遵守成法 ,没有强制皇权 ,专横跋扈 ;她们依靠的最基本统治力量 ,既非皇族也非外戚 ,而是文武朝臣 ,主要是文臣 ,这也是前述宋代皇后合法听政、守成而治的根源。     

论外戚政治

外戚政治与宦官政治是中国宗法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两个毒瘤.外戚政治是由于后妃参政而引起的封建政治体制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式.外戚,按照正史后妃纪,传及《外戚传》的记载,其成份是指皇室的外姓亲属,以及后妃系统的亲族,还包括皇家公主的夫族.实际上,她(他)们是一个直接依附于太后、皇后或皇帝宠妃的裙带政治集团,史称为戚党,又称为后党.这种裙带集团还包括着依附外戚的私门宾客、官吏僚属.由于皇帝女宠或临朝干预政事,外戚集团得以入参大政,这是封建王朝宫廷政治的必然产物,一般都称之为外戚政治.后妃通过外戚专权用事,外戚攀龙附风仰仗后妃权势而入参政治;外戚政治是后妃参政的延伸,两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宋代垂帘听政制度初探

有宋一代 ,女主临朝称制多达九人 ,为历朝所罕见。在宋代祖制家法与官僚体制的制约下 ,女主听政不仅没有酿成政治动乱 ,相反却成了巩固赵宋皇权统治的有力支柱。究其原因 ,乃是宋统治者建立了一套颇为系统完善的垂帘听政制度 ,然史家迄今并无专文论列 ,本文就宋代垂帘制的缘起、嬗变及防范后妃、外戚篡位乱政的措施作具体论述     

宦官专权背景下的后妃与唐代后期皇位继承

在唐代后期宦官势力不断膨胀进而形成专权的政治背景下,出身低微、没有强大外戚势力的后妃的皇子更能够得到宦官的广泛认同、支持,从而在皇位继承的过程中取得优势。生母出身高贵的穆宗能够即位则与当时宦官内争激烈的政治背景有关。后妃与唐代后期皇位继承的关系折射的是宦官在唐代后期皇位继承过程中的影响。以＂泾师之变＂为界,拥立拥立生母出身低微、缺乏外戚势力的皇子即位有着不同的政治意义。     

隋唐外戚类型与政局述论

外戚的概念是发展演变的,汉代以前,后妃即是外戚。隋唐时期,外戚一般指帝王的母族和妻族。外戚可分为四种类型:功臣、良臣型,无所作为型,奸臣、庸臣型和功过相参型。不同类型的外戚,对政局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外戚擅权与政治环境密不可分,政治腐败,环境混乱,是外戚得以擅权的重要原因。     

宋代外戚恩荫制度浅论

恩荫又称门荫、恩补、世赏、任子等 ,恩荫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朝廷按照权贵的政治地位授给其子孙亲戚官职的一种优惠制度 ,外戚是最主要的受惠群体之一。我们通过对宋代外戚恩荫制度的探讨 ,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更深刻地认识宋代的选举制度和宫掖外戚制度。但遗憾的是 ,截止目前史学界尚不见一篇专门讨论宋代外戚恩荫制度的论文发表 ,而仅在有关专著的个别篇章中对之略有论及 1。笔者不揣浅陋 ,试对之作一些浅论 ,冀补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之断栈。　　一、外戚荫补的定例和特恩例宋代的外戚又称戚里、国戚、外姻、近戚 ,是指三后 (太皇太后、皇…     

明代后妃制度的政治文化解读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为管理后妃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运作程序。此一管理制度及运作程序,体现了朱元璋及有明一代的政治文化特色,即记取前车之鉴,注重防微杜渐的政治理念;厉行重典管制,严格教育训化的施政方针;践踏女性生命,野蛮残忍无道的政治伦理。明代后妃制度虽卓有成效地防止了后妃、外戚干政,但却为权宦纂权开了方便之门。     

"道统"与"政统"张力中的依附和超越——从冯从吾论"讲学"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士人所代表的"道统"与君王所代表的"政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士人竭力维护道统的尊严,使之摆脱对"政统"的依附,成为独立的精神力量.冯从吾在晚明提出以讲学"独行其道",体现了晚明士人面对"政统"的压迫,其政治意识发生转变,期望以"内圣之学"挺立道统.儒家"内圣之学"是道统超越政统的内在依据;而确立士人群体独立的生存方式,是超越的现实条件.     

"探本"式评判与"体认"式研究--《浅酌低唱: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读后

张玉璞教授新著《浅酌低唱 :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下称“张著” ,济南出版社 2 0 0 2年 10月出版 ) ,是乔力先生主编“文化中国”丛书中的一种 ,体现了该丛书“浓郁的文化观照反思和多出新见卓识”的特色和宗旨。其开创性的方法价值在于 ,著作在宋词的历史文化源头上取“探本”式宏观评判态度 ,从宋代历史文化、社会变迁对词人的生存环境和精神生态影响入手 ,对词人及词作进行了知人论世的“体认”式研究。中国自古有“文以载道”的传统 ,到魏晋“文学的自觉” ,就是把文学与政统、道统分开。魏晋以后 ,宋词则以其“个人化”取向…     

论北宋徽宗统治初期的政局演变

北宋哲宗去世、徽宗即位之后的两年 ,是北宋政治生活中各种矛盾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关键时段 ,实乃北宋王朝走向垂危直至覆灭的重要环节之一。向太后垂帘之际宋廷再一次出现纷乱之局 ,是统治集团内部各派政治力量消长以及诸多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建中靖国”的流产及“崇宁”局面的出现 ,使北宋政治陷入更深的泥潭之中。     

常氏集团与北魏政治及佛教

北魏保太后常氏在扶植拓跋濬即位后,对拓跋濬由保护变为控制,权倾内外,形成了常氏集团。常氏解决了太武帝后期因太子监国、儒佛之争而引起的皇权分化及教化传统选择的遗留问题,她是促成北魏由武功时代过渡到文治时代的关键性人物;但由常氏干政起开了北魏皇太后临朝听政的新传统,从此造成后权对皇权的分张。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以人为本与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

作为宋代法律思想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贯穿有宋一代始终的生命线。随着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迁,宋代法律思想也与时俱进：从宋初的体恤民情、重视吏治,中经王安石变法开始利义均重、积极以法律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南宋时期既注重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又注意适应社会发展。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对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进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略论北宋前期的制度革新

北宋建立后,唐末、五代以来社会动乱、政权不断更替的混乱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太祖兄弟及其继承人使国家趋于稳定之法,既不依靠杀功臣,也不依靠大肆镇压,而是吸取历史上的各种经验和教训,进行制度革新。宋太祖首先为赵宋政权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针对前朝的各种弊政,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革新。北宋制度革新的意义重大:一是彻底结束了武人政治,保证了宋政权的长治久安;二是有利于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和稳定;三是开创了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从而极大地巩固了赵宋政权;四是有助于两宋学术思想的繁荣,以民为本的儒家仁政思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贯彻,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和安定。当然,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北宋的许多制度革新还存在着一些副作用。     

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茶文化

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茶文化@刘朴兵$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河南安阳455002北宋;;中原地区;;茶文化~~~~     

《文潞公集》版本考略

文彦博是北宋与富弼、司马光齐名的政治家,其诗文书法俱佳,在北宋政坛与文坛举足轻重。镜考《文潞公集》版本源流和比勘现存的版本,有助于分析研究文彦博的创作特色和思想理念,从而更好地去了解北宋中后期的文学发展脉络和社会政治文化风貌。     

台谏、舆论与北宋改革的命运

北宋时期发生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均以失败告终,御史台官员和谏官的舆论活动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庆历新政得力于台谏,又败于台谏的鼓惑;王安石变法自始至终就处于台谏的攻击下,蹒跚而行,最终失败。台谏制度到宋朝发生了重大变化,台谏职能合一,风闻言事,势力强大,作为"公议"的代表,社会舆论的中心,在北宋权力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北宋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唐宋时期丧葬中的佛事消费习俗

佛事消费习俗是唐宋时期一项重要的丧葬消费习俗,这一习俗的形成受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与时人的心态观念密不可分;反过来,该习俗又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唐、宋丧葬中的佛事消费习俗既有相通之处,又因佛道二教的发展等原因而各具特色,但总起来看,佛事消费习俗在唐宋时期的丧葬消费习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人们的生死观、价值认知、社会崇尚等一系列追求倾向和消费倾向,影响后世深远。     

论金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都以华夏正统自居。南宋一方,由于遭到金的侵略,退处半壁江山,因而爱国主义高涨。而在金朝内部,伴随着整体性汉化的趋势,同时因为证明其统治中原地区合法性的需要,也产生了“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这种思想意识在金代文学中有着系统而鲜明的表现。金代文学表现“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熙宗、海陵二朝,汉化的开展与政治统治的需要催生了华夏正统意识,这种意识一产生,便在诗文作品中有所表现;二、世宗、章宗二朝,汉化的完成和“文治”盛世的出现,使得华夏正统意识空前高涨,甚至出现了自居华夏正统而视南宋为“蛮”、“夷”的极端思想,这些思想意识在当时的代表性作家那里有鲜明的反映;三、卫绍王、宣宗、熙宗三朝,由于中原地区受蒙古、南宋的双向进攻,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不弱反强,在亡国之际大放光芒。这种光芒投射到了元好问等一批金末文学家的反映沧桑之变的作品里,而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更表明金人的这种思想意识已经得以升华。这种思想意识最终为南宋遗民所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