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古文字研究局限性述略

吴大激是清代著名古文字学家。其古文字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是也存在着如下不足之处:对文字的析形释义方面不乏失当之处,未能正确对待前人古文字考释的某些成果,对文字之异体、假借、通假之间的关系不能正确地区分,有时误断假借,对文字的简省现象的认识理解也有不当之处以及缺乏文字发展观。尽管他在古文字研究上有着种种不足之处,这也是学术研究与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学术的探索与研究不可能不发生偏差与错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吴大敬在古文字学术史上的地位。     

吴大澂致盛昱信札考释

故宫博物院藏有吴大澂致盛昱信札5通.从时间上看,信札主要作于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年(1885—1894);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交流金石鉴藏心得,很少涉及政务;从文献价值上看,对研究晚清金石收藏活动以及吴大澂与盛昱的交游,补充《吴愙斋年谱》等,均有一定的意义.     

清代古文字学家阮元

阮元是清代著名学者，也是一位有影响的古文字学家。他编著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首倡青铜器“藏礼”之说，并根据经史考释铜器铭文，对晚清吉金文字的研究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阮元淹贯群书，注重搜集整理原始材料，又擅长书法，无疑对其研究古文字大有裨益     

吴大徵古文字研究局限性述略

吴大徵是清代著名古文字学家.其古文字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是也存在着如下不足之处:对文字的析形释义方面不乏失当之处,未能正确对待前人古文字考释的某些成果,对文字之异体、假借、通假之间的关系不能正确地区分,有时误断假借,对文字的简省现象的认识理解也有不当之处以及缺乏文字发展观.尽管他在古文字研究上有着种种不足之处,这也是学术研究与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学术的探索与研究不可能不发生偏差与错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吴大敬在古文字学术史上的地位.     

《集古录》著录、流传与版本研究

欧阳修《集古录》是现存最早的金石著作,对研究历史、文学、书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论文对历代对《集古录》的著录、流传及版本等进行详细考辨。     

从传统金石学走向科学考古学——郭沫若甲骨文、青铜器研究中考古学方法的应用

郭沫若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与他有科学的研究方法--考古学的方法密切相关.在甲骨文研究中郭沫若提出要重视地层、伴出器物的研究,对甲骨文断代有着重要启发作用.郭沫若还从考古类型学的角度对甲骨文进行研究,按字体风格不同将甲骨卜辞分为不同的王世.同时还采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青铜器进行系统的整理,从青铜器的形制、纹饰等方面出发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其所创"标准器断代法"在青铜器研究中建立了殷周青铜器研究的新体系,开创了新局面.     

《毛公鼎》铭文“康能四或俗我弗乍先王■”考释

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的《毛公鼎》(现藏台湾省故宫博物馆),铭文长达497字(拓本见吴大澂 《(客心)集古录》,记述了周宣王训命褒赏其重臣其重臣毛公(厂音)之事,是研究西周后期历史的珍贵资料.铭文中记载周宣王盛称周初文武时期“皇天弘厌厥德,配我有周,雁(膺)受大命,率襄(怀)不廷方,亡(罔)不开于文武耿光”,感叹及其继位之时则“暋(旻)天疾畏(威)”,“四方大从(纵)不静”,为了“肇经先王命”,宣兰特命毛公后“康能四或(国),俗我弗乍(作)先王(?)”.研究者于“康能四国,俗我弗作先王(?)”不乏说解,然参照《毛公鼎》铭文上下文义皆嫌隔膜.笔者不揣浅陋,试考释其朔义如下.     

《容斋诗话》的诗学观

在中国历代辩证类笔记中,《容斋随笔》向以广博、翔实受到学界青睐,给予极高评价,影响深远。《容斋诗话》则是后人辑其论诗之文而成的一部比较有价值的诗话,不仅保留了《容斋随笔》的辩证特点,也为后人研究洪迈诗学观提供了较为集中的材料,值得重视与研究。     

张溥《七录斋集》四种考论

张溥的诗文集现存主要有四种,即《张太史七录斋初集》7卷、《七录斋诗文合集》16卷、《七录斋文集·论略》2卷《续刻》6卷《别集》2卷、《七录斋近集》16卷。前二种近年已影印出版,后二种则分别藏于天一阁博物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颇为稀见。四种诗文集体现了张溥的总体文学风貌,具有重要的文学和文献价值。首次对四种诗文集的版本、内容详加考述,指出其在张溥研究、复社研究、晚明文学史及思想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学术价值。     

转注管窥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的第一座大厦,而他的“六书”说,则是这座大厦的骨架。可是“六书”中的转注一项却是自来聚讼纷纭,历千余年而不息。现在,古文字研究的成果和古韵学研究的进展,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本文试图利用古文字的有关资料和古韵学的某些成果,对这个问题作一探索。 许慎在《说文·叙》中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由于这个定义文辞简约,语意欠明,以致引起后人争议不休。据曹仁虎在《转注古义考》中统计,自晋以下说六书转注者共二十余家。近人高亨又据《说文诂林》所记把转注说归纳为十八种。(《文字形义学概论》)如果我们再行约并一下,则可分成四派,即主形派、主声派、主义派、兼顾派。     

琐谈欧阳修论书法

殴阳修不重书法,没有留下比较深入系统地论述书法的文字。他的一些关于书法的见解散见于《六一题跋》、《集古录》、《试笔》及一些小品之中。但观点还是相当明确的,且已完全是大异于唐人的宋代格局。     

论周邦彦的诗

周邦彦的著作,旧有《清真先生文集》、《清真杂著》、《操缦集》等,可惜都失传了。其词集则有《片玉集》,或名《清真集》,又名《周美成词》等十余种,流传较广。他的诗文均有其特殊成就,但为其词名所掩,后人少有知之者,这对研究周邦彦的生平、思想、艺术等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周邦彦的诗,陈郁说它“自经史中流出,当时     

论《说文》的方言研究

许慎在《说文》中引证方言俗语是自觉的。《说文》中的方言研究成果形式有显性的和隐性的两种 ,其价值有三 :一是为研究汉代方言保存了具有共时价值的材料 ,二是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方言研究成果 ,三是对后人研究方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启发。《说文》方言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方言文字学     

《十驾斋养新录》考辨一则

元代文字学家周伯琦所著《六书正讹》,是一部阐述《说文》、考辨俗字的字书。《四库全书总目》引《诗经·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二句,以喻《六书正讹》在字形、反切、释义等问题上,不免有瑕瑜互见之憾,这个评价是中肯的。然而丁福保在《说文解字诂林·自叙》中却引钱大昕语对周氏深加诋毁。姚孝遂先生批评说：“丁氏作《自叙》时已是一九二八年,当时商周古文字已大量出土,并已开展了相当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有很多卓越成果足以参考。而丁氏犹然墨守成说,只能是一种偏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对周伯琦的《六书正讹》颇有微辞,并举数例极力驳斥。但仔细分析钱氏的考证,有一半值得商榷。钱氏素以考订精密著称,故其说一出,后人翕然信从,埋没了《六书正讹》在选取字形、分析古文、考辨俗字以及推阐《说文》等方面的价值。     

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博士来沪进行学术访问

应上海大学文学院的邀请,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张光裕博士于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至八五年一月一日在文学院进行学术访问。在访问期间,张博士在中文系和历史系分别作了题为《中国古文字起源及相关问题》、《国外青铜器收藏和研究》的     

讷斋抄本《秋谷诗集》所存赵执信未刊诗辑按

赵执信是清初诗坛六家之一,他晚年删订的诗集身后由其后人刊刻为《饴山诗集》二十卷（含《诗馀》一卷）,此种刻本是200多年来人们阅读赵执信诗作的通行版本。讷斋抄本《秋谷诗集》四卷,是新近发现的赵执信诗集抄本。四卷抄本中全部收录了刻本中第一卷《并门集》、第二卷《闲斋集》、第三卷《还山集上》和第五卷《还山集下》的192首诗作,此外,抄本中还有59首诗为刻本所不存。显然,抄本中保存的这些未刊诗被赵执信晚年删订诗集时舍弃。抄本中所保存的诗作是赵执信青年时期的作品,其中的未刊之作对研究赵执信生平、交游和文学思想具有重要价值,故将其整理刊布。     

吴大澂在吉林

吴大(氵山王攵)溅(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愙斋。江苏吴县人。同治七年(1868年)中进士,授编修。后曾任陕甘学政、河北道、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广东、湖南巡抚等职。在任期间,曾两次受命来吉林办理防务和会勘边界,对加强吉林边防、开发祖国边疆以及收回被沙俄蚕食的国土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一、“移民实边”,开发边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了对我东三省的经济、文化侵略,尤其沙俄利用与东三省毗连的自然条件,不断蚕     

容庚教授著作书录及论述年表

容庚先生,别字希白,又号颂斋,广东东莞县人,一八九四年生,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后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病逝,享年九十,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早年,容庚先生在东莞中学求学及任教时,就从舅父邓尔雅先生习篆刻、治《说文》,有志于研讨古文字。一九二二年他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并兼当事务员。在研究所的三年间,他专心研读,同时不断补充订正《金文编》一书,于一九二五年写定正式印行。毕业时,广东大学曾以二百四十元的高额月薪邀聘他为教授,鉴于那时南方学术研究的各方面条件都远不如北京,他深知要在学识上更有所造诣,非继续研究下去不可,故此毅然放弃了到广东大学当教授的优厚待遇,宁愿较长期地留在异乡工作,后来转到燕京大学任教。五十多年来,容庚先生历任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著书二十余部,发表论述数十篇,现汇集其要目,分别书录与论述年表叙列之。     

黄溍《日损斋笔记》撰述旨趣与成就

《日损斋笔记》是元代儒学名臣黄溍的一部带有考据色彩的读书笔记,涉及校勘文字、辨析名物、补正讹误、考证制度、疑古辨伪诸方面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损斋笔记》涉及《宋史》考辨,因其史料来源可靠,皆为不刊之论,可为今人勘误《宋史》提供确凿依据,并在历史上首开《宋史》考评之先河。本文分别从撰述旨趣、学术成就和后人评价三个方面入手,对《日损斋笔记》做了系统研究。     

“省”“眚”同源说

“省”字和“眚”字从秦代小篆起就是两个形体“■”“■”,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根据小篆的形体训释说:“省,视也。从眉省从■”。“眚,目病生翳也。从目生声”到现代仍是两个不相干的字,但在古文字中它们却是一个形体。《甲骨文编》的编者就说道:“■,眚,卜辞用为省字。按眚省古通用”。金文中它的写法基本仍是那样,高明先生《古文字类编》和徐中舒先生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都收在“省”字下。郭沫若先生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认为是“眚”字借作“省”字。如《大盂鼎》铭文有这个字,写作“■”,郭老就隶定为“省”字,唐兰先生的《金文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