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小说语言观阐释

汪曾祺是新时期小说语言观从工具论向本体论转变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理论话语、评论话语与创作实践互相支持,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曾祺有关"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观念包含了"语言即内容"、"语言即文化"、"语言即风格"等不同认知维度.剖析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可以管窥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一个侧面.     

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诗化

汪曾祺致力于小说文体的革新,他的小说在文体上融入了诗的因素,由此相应地带来小说语言的诗化。其表现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以密集的意象扩大审美空间;二、讲究文字的组合,从“关系”中产生意味;三、在语境中变异和增殖;四、省略语句,创设“空白”,增加诗意空间;五、语言富有音韵美、节奏感。这些都使他的小说语言具有了诗的神韵,从故事的附庸和载体变成了读者的欣赏对象,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汪曾祺的人文修养与文体风格之关系

汪曾祺是新时期一位深受读者欢迎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 ,其作品具有独特的文体风格。本文从个人品格、生平经历、传统文化濡染、前辈学人影响等方面 ,探讨其人文品格与文体风格的关系 ,对其小说文体作全方位多层次的分析研究     

文如其人--论汪曾祺与其小说文体

汪曾祺与其独特的小说文体之间具有特定的对应关系,本文分别从汪曾祺的生平经历、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濡染、前辈作家对他的影响三个方面,分析了汪曾祺作品中的乡土文化氛围、童年叙事、儒道并举的美学追求和散文化的结构方式等特点,逐层探讨了作者和其小说文体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     

论沈从文小说的文体语言特征

“语言”是个普遍的概念，体现在小说中的语言形态实际上是熔铸着作家独特的个性气质、情感倾向、美学追求的个人“言语”．从“语言”向“言语”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作家独特的文体语言风格形成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别林斯基认为．“可以算作语言优点的．只是正确．简练．流畅，这是纵然一个最庸碌的庸才，也可以从按部就班的艰苦锤练中取i？的”．可是，“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一切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无不以建构与自己的个性和生命体验相契合的言语方式为己任。沈从文是个有着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早在三十年代即…     

汪曾祺小说文体创新的文化意义

本文首先从文学史的角度探讨了汪曾祺小说文体创新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多方面的影响,继而着重从文化学的层面探讨汪曾祺小说文体创新所折射出的文化意义。因为文体作为文学话语的结构范式,既受文化的制约,同时又表征着文化。     

《受戒》:新时期小说的真正开端

一般认为 ,新时期小说始于刘心武的《班主任》 ,但是 ,从新的视角来分析 ,1 980年发表在《北京文学》十月号上的汪曾祺的《受戒》才是具有“全新”意义的小说。这篇小说具有新的价值坐标 ,呈现为一种“革命性” ,无论是主题、视角、文体还是艺术本质、作家的审美意识、小说的艺术精神都有极大的变革 ,有着全新的面目。它在主题、文体、美学风格等方面对新时期小说都产生了影响。     

汪曾祺小说的空白艺术

汪曾祺很善于巧妙地运用“空白”艺术,使小说达到虚实相生,“味外之味”的艺术效果。本文着重论述汪曾祺小说中,有意追求的朦胧美以及留给读者的广袤的联想空间。     

论汪曾祺小说的抒情现实主义特征

汪曾祺小说的抒情现实主义特征表现在情感构成和抒情方式两个方面.仁心、乡心和童心,是汪曾祺小说具有抒情特征的情感基础;而非情节故事化的结构形式所构成的疏朗的抒情空间,平凡真实生活细节中所蕴含的诗意,以及朴素清新、气韵生动的语言表现则构成汪曾祺小说独特的抒情风格.     

论唐传奇"文备众体"的艺术体制

唐传奇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前人谓之“文备众体”,即史才、诗笔、议论三者结 合,形成了传奇独特的艺术体制。唐传奇“史才”的形成与史传文学密切相关,借鉴了史传文学围绕主人 公命运发展过程,按时间顺序依次叙述,及塑造人物性格的写作技法;唐传奇注重抒情诗,以骈体语言描 写景物,及以诗歌杂入正文之中,形成了“诗笔”的艺术特点;“议论”的作用是对叙述的故事加以评论,对 人物进行褒贬,力图从具体的描写中抽象出哲理来。“文备众体”既是唐传奇的一大特点,也逐渐成为古 代小说发展中的一条重要规律,说明小说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多种文体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的结果。     

汪曾祺小说与中国古代文章学传统

中国古代文章学传统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和小说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形式技巧和文体风格方面,也体现在个性气质和思想观念方面。正是在文章学传统的启发下,汪曾祺提出了"汉字思维"、以"节奏"代"结构"、"气氛即人物"等许多极传统又极现代的观念和主张,并且通过多年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一种"气本论"的小说观念,一种"以文章为小说"的创作思维方式和习惯。以"气"为本,使汪曾祺获得了接受"意识流"的基础;"以文章为小说",在促其完成小说文体创新的同时,也给他的创作思维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束缚和局限。     

“要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创作偈语”的形成、接受与意义

“要贴到人物来写”被视为沈从文的“创作偈语”,是沈从文与汪曾祺两代作家间的珍贵传承。在沈从文的文学观中,“要贴到人物来写”指要对人物有符合其身份、性别、性情的正确描写,是小说发挥“真善美”感化功能的必由之路;同时“人物”一词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人事”,涉及诸多人物描写以外的组织方法。汪曾祺在198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强调这句偈语,有隐在的对话意图,他通过把“人物”推到创作的首要地位,摆脱以主题先行为代表的固有文学观。汪曾祺的长期言说也体现出他对现实主义的肯认,他的选择与其自身的阅历、气质相辅相成。这一“创作偈语”的形成与接受,不仅是写作教学上一个意义非凡的成功范例,同时也反映了现当代小说观念发展中的某些流变。     

两位中国味小说大师的不同风范--赵树理与汪曾祺小说风格比较

比较赵树理和汪曾祺小说艺术风格,指出二者虽均系中国味的小说,但其风格迥异,并从文化的大视野探讨二者小说风格形成的根源,考察赵树理小说的入俗美和汪曾祺小说的素朴美在结构、语言、人物形象等层面的表现。     

从文体流变看小说创作的新倾向

<正> 自从茹志鹃写了《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发表《布礼》、《蝴蝶》、《春之声》等小说以来,大批中青年作家纷纷打破传统的故事体小说的结构方法,竞用新法。有些论者也提出要打破原有的小说概念,主张小说可以“非情节化”、“非典型形象化”。这些是属于小说文体范畴的问题,本文打算从文体流变的角度进行探讨。     

论鲁迅杂文的文体美

在“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中，鲁迅是人们公认的文体家（Stylist）。“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不仅他的《呐喊》里小说如此，其杂文，更有独特的文体美。仅于此，鲁迅也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文体家。这里，首先必须重复一个朴素的真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唯一表现手段。鲁迅杂文深刻的思想性，卓越的艺术性，无不有赖于它的艺术语言的千锤百炼，炉火纯青。鲁迅不愧为语言艺术大师，鲁迅杂文不愧为一座语言艺术的宝库。一接触鲁迅杂文，我们立刻感到遇见了不同凡响的大手笔。大手笔写小文章，自然举重若轻，游刃有余。请看一篇…     

晚清以来的弹词研究--兼论清代女作家弹词的文体定位

晚清文学理论把弹词看做“旧小说”之一体 ,强调弹词的社会作用以及它与妇女的关系。“五四”以来俗文学家在弹词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 ,但在文体定位上仍存在着突出的问题 ,至今未能解决。本文从书面文学、写作手法以及读者期待这三方面把清代女作家创作的弹词与弹词原始体 (或演唱体 )区分开来。女作家弹词是清代闺秀才女以韵文文体虚构想象故事的长篇叙事作品 ,可用“弹词小说”或“韵文体小说”指涉这一文类 ,应视为清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特殊体裁。又因为它是中国惟一以女性为主体(具备创作文本和阅读受众两个层面 )的独特叙事文体 ,所以这类文本具备了小说史与女性文学的双重研究价值     

汪曾祺与归有光

汪曾祺小说受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影响很大 ,汪氏小说的人情味、朴素的语言和自然的结构 ,特别是“闲中着色”的笔法 ,都与归氏散文存在血缘联系     

何申“乡镇干部”小说漫评

何申小说在题材选择、形象刻划、叙述方式等方面都有独特之处。就题材选择看，他的小说多取材于我国比较偏远、落后、荒蛮的农村地区，而且主要取自这些地区的县、乡镇、村的各级各类干部和农村“能人”的生活空间；就形象刻划看，他追求的是“真的人物”，他写了乡镇干部们优秀的一面，也写出了他们的缺陷和不足；就叙述方式看，他总是以生活化、平实化的语言，以“丝线串珠”的结构方式来进行叙述。这些都是何申小说具有艺术魅力的原因。     

自然 恬淡 和谐——论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风格

本文在综述汪曾祺小说语言观的基础上，分析了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风格(一)诗化的语言；(二)散文化的语言；(三)素朴雅致的语言；(四)简洁和谐的语言。并在分析其语言风格的过程中探寻了汪曾祺小说创作具有民族特色和个性色彩的原因。     

明代小说观的跃迁

小说观是指作家对小说文体创作的认识。明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绚烂期 ,比较分析《三国志演义》到《水浒传》、《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小说作家的小说观 ,可见作家越来越摆脱史实而走向虚构想象 ,越来越摆脱英雄传奇而走向百姓世俗生活。小说是一开放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文体。读者的小说观并非和作家的小说观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