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

本文主要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名著——《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关于幸福、最高善、德性和中道的内在联系的分析和阐述,对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作了一次梳理,以期亚氏的德性幸福观能够对人们有所启迪。     

幸福论而非德性论：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旨趣与结构

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旨趣,又是其伦理学理论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实践哲学都是围绕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来展开的。德性虽然对于幸福的实现不可或缺,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幸福。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是由他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所赋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传统,重新完整地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描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而不是仅仅将其定位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古代的典范。     

幸福与快乐——关于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论的诠释及其启示

“幸福就是快乐的生活”是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论的一则核心命题,在其伦理学代表作《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他对幸福和快乐这两个重要的伦理范畴进行了充分而深刻的论述,并在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二者的相互融合。这对建构我们当代的幸福观,正确理解幸福和快乐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浅谈一个理想的人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

德性是《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的核心概念,并贯穿于本书的始终“它是一种能够实现人类最终目的(幸福)的品质”以人的本质为依据,亚里士多德将人的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理智德性是灵魂中理性部分对自身发挥沉思功能时表现出来的德性;伦理德性是灵魂中非理性部分的欲望和激情在理性的指导下的德性.系统地学习德性伦理学,不仅能够促使我们反思当下道德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而且有助于培育出真正的有德之人.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     

从GDP到GNH——伦理学视野下人类发展考量的跃升

作为人类生活的终极追求和根本目的的幸福历来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传统的以国民生产总值为核心的经济衡量指标体系忽略了人类对幸福的诉求,扭曲了发展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引发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其弊端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批评.国民幸福总值作为对国民生产总值考量体系的纠正和补充,将人的主体性,特别是人类对幸福的追求放到了中心位置,因此是一种新的,更加全面的考量体系.当下,要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幸福与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全面规划国民幸福总值考量体系,适时启动国民幸福总值考量体系.     

《论语》的德行伦理体系

初看起来,儒家伦理的主导特性与德性伦理学很接近,但深入研究表明,两者也有一些差异。德行即道德的行为,德性则是道德的品质。所谓德性伦理学,就是以品质为关注核心的伦理学,但古代中国文化中,德字的使用,德目的列表,常常兼德行与德性而言。这是我们引入德性伦理学方法时要注意的。孔子伦理学的体系虽然包含了部分德性的讨论,但却是以"德行"为主导框架的,始终不脱离"行为"来展开的。这体现了古代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即"心行合一"的立场,在德目的讨论中,不离开行而去谈心,不离开行为去谈德性,不离开行为谈做人,总是倾向于把两者联系起来讨论。而且,孔子虽然也非常关注德目的讨论,但在具体德目的讨论之外,更关注整体人格的目标,故孔子的伦理学不只是一套德目的体系,而是以"君子"作为理想人格、美善行为的整体体现,从而超越了单纯的德性伦理学。     

论亚里士多德的善观念

善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柏拉图善的理念的批判建立起了自己的伦理学,他的伦理学主要探讨的是属人的善,而最高的善是幸福。幸福涵盖了不同的善,但它们也有层次之分,首先,最重要的是理论的沉思,其次是实践德性的善,再次就是身体的善和外在的善。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思想非常丰富,反映了古代伦理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哲学,而不是狭义的道德哲学,为了克服现代以义务规范为核心的伦理学的狭隘化,有必要恢复古代伦理学对于善的更广泛的思考。     

德性伦理学的生存论品格论析

德性伦理学的形而上根据在于人的生存,德性的展现与人的生存过程同在。德性伦理学关怀人的生存意义,为人们过上繁盛、幸福的生活提供担保。德性伦理学立足于现实、具体的人,展现于人的生存实践,与人的生命过程、社会生活样式以及人性提升紧密相关。德性伦理学是成人之学,它追求幸福生活,展现人的生命状态,寓于人的生存实践,由此,体现出强烈的生存论特质。理解和把握德性伦理学的生存论品格不仅有助于德性伦理学的自我证明,也有助于道德哲学展现其应有的人文关怀。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情感：判断抑或显像——对纳斯鲍姆认知主义情感论的再审视

就伦理思想而言，纳斯鲍姆既是亚里士多德非科学的实践慎思观的拥护者，也是斯多亚主义治疗学的伦理学的倡导者。依据亚里士多德实践慎思观，显像是成全知觉判断的关键因素。然而，对灵魂治疗的关切使得斯多亚主义伦理学更青睐情感的判断论。为提供关于情感的统一说明，纳斯鲍姆有意淡化“判断”与“显像”的差异：由于一切情感判断都蕴含显像，因而本质上说，情感就是一种判断。从亚里士多德显像论以及当代心理治疗实践看，接受这种统一说明或将面临过分简化的危险，因为情感的判断论和显像论各自道出情感的复杂面向。纳斯鲍姆为情感提供统一说明的努力可能归于失败，构成情感的必要因素不是判断而是显像。     

“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新探

中庸思想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方法论和全部思想的基石,是贯穿于他的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一条重要的红线,也是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核心."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这一思想渗透在他的悲剧净化理论、生命美学以及艺术美论之中,中庸是打开亚氏思想宝库的金钥匙.     

伊格尔顿的“文学与道德”观

伊格尔顿站在马克思主义现实批判的立场,吸收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思想,认为文学运用仪式、表演、修辞、话语等多种手段,建立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实践关系。一方面在言语行为中实现了自身的目的,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最高的善,另一方面通过读者不断体味文学作品所展示的言语行为,对社会产生道德效应,修复人类生存处境。因此,文学成为了在言语行为中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事件,而道德性是构成文学共相的主要特征。文学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应对和处理现实问题的策略,道德意义在此具有关键作用。伊格尔顿高度评价了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怜悯”与“恐惧”的悲剧观念,但他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理解德性,认为应该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揭示德性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呈现,具有互惠性。基于此,伊格尔顿运用精神分析学说阐述了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悲剧的伦理功能。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幸福”之可能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其思想影响极其深远。其中他的幸福观是其伦理学研究的核心。他把“幸福”作为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认为幸福在于德性,实践性的现实活动;指出中道原则在实现幸福中的重要作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太理想化、圣化。不过,其幸福观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西方德性伦理的源头 ,它对伦理学的重大贡献就在于 :一方面他坚持了道德的理性本质 ,反对道德学说中的反理性倾向 ,另一方面 ,在道德问题上他却不是诉诸“建构理性” ,而是主张一种“教化理性” ,即与情感感受、行为相交融的理性 ,认为在道德上 ,理智德性表现在它能为行为提供正确的原理 ,能进行实践的思考、推理、谋划 ;伦理德性则表现为由风俗熏陶而成的情感的中和和行为的合宜     

论亚里士多德的静观及其现代价值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至善,是人生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而静观是其中最幸福的生活。静观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正确地认识静观是理解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分别论述静观的内涵、静观的渊源、静观的形而上基础,进而挖掘静观的现代价值,以昭示在追求物质生活之时,也要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从而达到完善个人、完善社会的目标。     

古典惩罚伦理学范式的突破——从柏拉图到塞涅卡

塞涅卡立足于斯多亚精神对惩罚现象作了深入的反思,他继承、批判并发展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惩罚理论,创造出一种特别的惩罚伦理学。他集中批评了惩罚中的愤怒和残忍,提倡理性、宽和、仁慈的惩罚。这种惩罚伦理学是对古典哲学的价值范式的突破:伦理学的最高价值不在于要帮助人获得最高的幸福,而在于让人免受伤害,尤其是免除统治者以公正的惩罚之名对个人的伤害。塞涅卡的这一思想,改变了斯多亚哲学一贯“出世”的冷酷精神,表现出对普通个人的生存与尊严的深切关怀,显示了与现代政治伦理相通的一面。     

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西方伦理学史上的第一部伦理学专著,亚里士多德在此书中着重阐述了他关于友爱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不仅是某种德性,也是生活中最必需的东西;友爱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即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实用的友爱;友爱是联系城邦的纽带。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思想是西方近现代伦理思想的主要渊源和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我国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和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