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姚鼐学术思想、古文理论的改造与创新

姚鼐提出“义理、文章、考据不可偏废”,但实际上有轻视汉学的倾向。曾国藩则汲取汉学之长,独创“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古文门径,为古文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真正实践了“义理、词章、经济、考据阙一不可”的学术主张。此外,曾国藩对文章的主题、布局谋篇、选词用字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总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写作技巧理论,也补姚氏所未发。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方东树为学“三变”说考论

方东树为学经历了一个由杂至纯的过程,为学并非"三变",程朱义理之学始终是其治学之主线,并制约其学术观念。在其人生的各个阶段,治学用力处有所不同,年少时重"文事"但不废朱子学,中年以后重心性义理的研说亦不废"文事",晚年对"文事"及心性义理的研说更为深入。经世致用是其治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并因之强化了程朱之学的经世意义。     

王夫之经学的基本特征

王夫之经学汉宋兼采,古今文兼治,集经学方法之大成。相对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王夫之经学属于今文经学;相对于汉学考据和宋学义理,王夫之经学属于宋学义理;相对于今文经学和经学义理学,其本质特征是经学义理学。     

朱彝尊学术思想析论——以“文以载道”与“道统”说为切入点

清初经学家朱彝尊治经考史遵循“明经”以“求道”，“求道”以“致用”的治学路径。所以，他以宋明理学中的形下之“用”，即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作为“义理”体系，指导自身的考据工夫。这种“义理”思索虽然比宋儒“穷理尽性”的形上思辨“低级”得多，但朱彝尊之考据绝非“纯考据”，“文以载道”论与“道统”思想就是这种“义理”探求的产物。朱彝尊以考据见长，又不失“义理”，代表着清初诸儒在“道问学”的考据与“尊德性”的义解之间的一种选择。     

回到宋学——《宋代<四书>学与理学》读后

清儒视考据之学为汉学,而以义理之学为宋学。纪晓岚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认为汉学有根底,不可视为浅陋;     

才性论与清中叶古文思想的分化

才性论是清中叶人们选择学术领域的重要依据。在才性论基础上,袁枚选择了"入文苑",为了提升文学的地位而建立起"古文之道形而上"的理论,将道学与考据逐出古文壁垒,从理论上把古文创作导向纯文学之路。章学诚则重"神解精识",倡"比事属词",认为"必具纪传史才乃可言古文辞",不承认韩愈等人文家正宗的地位,实则要用史学取代文学。姚鼐"天与人一"的古文理论实现了对义理、考据、辞章的统合,既重先天禀赋,更重后天的学习,立论中允,影响力也最大。     

刘大櫆对韩愈散文的接受

在清代桐城派散文家中,刘大櫆文论思想上承方苞,下开姚鼐,是清代散文理论定型的关键部分。刘大櫆乐于学习古人,博学约取,尤其推崇韩愈散文,汲取了韩文尚奇、尚变、文从字顺的散文主张,发展了韩文气盛言宜、古文文法、审美趣味的观点,最终提出的“神气、书卷、经济”的散文创作主张并致力于指导自己的散文创作。这一主张启发了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的散文观,对后世散文创作意义深远。     

《登泰山记》研究与诠释界限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是桐城派领袖姚鼐晚年倡导的著名理论;《登泰山记》是其中年创作的优秀篇章,也是桐城派的代表性作品,并被作为古典文章名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当代众多文学史家以姚鼐晚年提出的理论逆向诠释其中年的作品,认为《登泰山记》是体现其三合一理论的典范之作。在钻研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深入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紧扣《登泰山记》的原文特质和作者意图,可以证明:《登泰山记》中既无义理,也无考据,它只是一篇纯粹的辞章之作;作者以客观、冷峭、拙涩、凝练之笔,抒写清朗、空灵之境和浩然、超然襟怀。由此可以推论:作品特质、作者意图和历史背景为诠释活动设下的界限不可跨越,否则,任何诠解都难免与事实枘凿。     

朱一新经学思想探析

朱一新以义理为枢机会通汉宋,一方面用它来维护汉学正宗,批驳汉学末流;一方面用它来维护宋学正宗,批驳宋学末流。朱一新批评春秋公羊学,多次为古文经辩护,并非简单地持古文家立场,而是坚持以儒家根本大义统合今古。在清末宋学衰微时期,朱一新以一种更具可接受性的坚持义理、批驳异端的方式维持了宋学精义。     

论姚鼐与四库馆内汉宋之争

四库馆的开启（1773）为姚鼐与汉学派之间冲突的爆发提供了契机。如何对待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宋学,是姚鼐与戴震等汉学家分歧的焦点所在。汉学诸家尊汉抑宋、弃宋,甚至反宋、意欲代宋,姚鼐则始终将宋学凌驾于汉学之上。在四库馆内,汉学派占绝对优势,并深得庙堂之助;傲岸的姚鼐不顾力小而孤,奋起抗争。由于那时学、政两界边线不明,姚鼐逆流而动,不仪被挤向学坛边缘,在仕途上也再无发展余地。因此,他最终被迫选择了退居林下之路。姚鼐裹进汉宋之争及其告退,是其学术生涯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对此后清代的古文史和学术史影响至巨.     

林纾论文旨趣辨略

评品人物,儒家留给后世的传统方法和原则是“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桐城派”是应清朝国运而生的一大散文流派,自创始以来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文学理论由“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奠定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初期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清乾嘉年间,由于进步思想家和考据家、骈文家的抵制和排斥,影响不大,主要限于师友相传,但在“姚门四弟子”方东树、管同、姚莹、梅曾亮等的大力提倡下,尤其是因为他们倡导序事有体,行文简练的艺术形式,加之梅、管二人在当时的散文实践上成就较大,因而师法“桐城派”的人逐渐增多.清末,封建势力     

也说“回到傅斯年”

自宋代以来,人们便将学术分为“义理”与“考据”两途.就理想状态而言,当然应当是义理与考据并重;但在实践中,大多数学者都是偏重一途,而且往往以自己的治学旨趣作为评价标准,从而发生尖锐的观点对立.就总体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考据”与“义理”都是认识人类社会的重要途径,“义理”的功用或许更为强大.但具体到史学研究,虽然因学者个性和研究内容的差异,既可以偏重“考据”,也可以偏重“义理”,但“考据”无疑具有更加基础性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史学研究中,“考据”不应当是与“义理”并列的两个途径,而应当成为所有史学研究者都必须具备的自觉意识.     

从辞章到考据——论姚鼐学术生涯第一次重大转折与戴震的关系

乾隆十九年(1754)前后,戴震等名流汇聚京师,汉学之潮涌动于帝都学坛。青年姚鼐受此激荡,将为学重心从此前的溺爱辞章向经史考据转移。这是姚鼐学术生涯的第一次重大转折。这次学术转折的标志是姚鼐求拜戴震为师。姚鼐约在乾隆二十年秋初结识戴震,对其学术造诣至为钦敬;秋末郑重上书,乞列门墙。尽管姚鼐的请求被拒,但此事既没有中断他与戴震之间的学术交往,更没有妨碍其学术方向的调整。姚鼐此后直到任职四库馆(1773)前夕,以戴震为学问楷模,认同并预于汉学潮流;辞章在其为学中降至末位。姚鼐的学术转向及其后来与汉学派的复杂纠葛,对其建立桐城派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考据到经世:嘉道之际的学术转向

从纯学术的“考据之学”走向注重致用的“经世之学”,是嘉道之际一种带有趋势性的学术转向。在乾隆朝曾经极一时之盛的为考据而考据的汉学逐渐衰落 ,一些汉学家开始从冥心考古转向对现实问题的探究。一度受到汉学冲击的宋学 (程朱理学 )也再度高涨起来 ,一部分理学家在崇程朱为正学的同时 ,积极地以“经世之学”济理学“外王”之穷 ,形成理学经世派。而自东汉末年以来即长期湮灭的今文经学的重新兴起 ,更成为嘉道学术从考据转向经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代前夜的这次学术变动 ,成为启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精神源动力。     

《登泰山记》与义理、考据、辞章“相济”论

成功的散文创作实践是桐城派得以成派并扩大影响的基础,对桐城派的研究不可忽视对桐城派散文本身的研究。桐城派创派理论家姚鼐的《登泰山记》名闻遐迩,但此文与姚鼐重要散文理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济"说之密切联系,目前学术界尚缺少准确而深刻的阐释。《登泰山记》创作于姚鼐辞官之后、南归前夕,姚鼐心头的风云激荡竟然在文中难觅踪影,这种不合常理的状况与其为文追求"雅洁"有关,其实,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山水自然、个体自由的喜爱,正是他辞官的原因之一,而这源自中古山水诗文、山水游记传统。作为宋明理学的信徒和倡导者,姚鼐自觉继承与弘扬宋代以来理学家于天地自然中感悟理趣、实现道德自我完善的传统,从而造成他刻意回避在文中表达激烈的感情而表现了淡定从容、圆融自足的心态。姚鼐将考据引入散文,貌似是表达习惯甚至有应对汉学家的策略考量,其实与他倡导"义理"的目的直接相关。《登泰山记》是桐城派散文理论与创作完美结合的杰出作品和重要例证。     

论阎若璩的治学道路、学术成就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上)

以“卓然不惑,求是辨诬”著称的阎若璩,乃清初著名的考据学家,当时学者即将其与顾炎武并称,咸谓“宁人百诗之风”,足见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他的代表性著作《尚书古文疏证》,以大量确凿的实证,论证了东晋晚出《古文尚书》之伪,解决了千余年来学术史上一桩聚讼纷纭的公案,开清代考据辨伪之先河。但在“十年动乱”前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在考据几乎等同于“烦琐”、“脱离实际”的气氛下,阎若璩被视为“烦琐考证”、“玩物丧志”的典型,或被指责为“在民族气节和     

汉学视野中的桐城义法——以钱大昕批评方苞为例

乾嘉时期汉学兴起、主盟学坛,与宗奉宋学、倡导古文的桐城派产生激烈冲突,钱大昕批评方苞即为标志之一。基于汉学家立场,钱大昕反对儒家经典的文学化、试图以史法规范文学、主张文无定法,不仅体现出汉学与文学的背离,同时也为姚鼐建构桐城派古文理论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资源。     

乾嘉视域中的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论

学者兼诗人的姚鼐,治学虽强调“义理”为先,以宋学为尚,但也不能不被时代的学术风潮所影响,其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所表现出的学问化倾向,可以说便是这一情形的最好证明。不过,学问化仅仅是姚鼐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的表征,“兴会”和“精神”才是其旨归之所在。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的学问化倾向所具有的价值,至少可从诗歌、学术、文化等层面进行挖掘,又从助诗歌之境界、疏诗坛之榛塞、正学者之途径等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义理、考证、文章:桐城派的文章学本义

义理、考证、文章是姚鼐的核心理论,不只在桐城派内部受到推崇,也是有清一代学者普遍的主张,前人对此颇多研究,但外围背景梳理相对较多,文本细读普遍较少。通读文本可知,姚鼐虽然提倡三者平等,还是以文章为中心,以义理和考证为辅助,体现了一个文章家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