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在增长率变化的生产率解释及其短期预测

效率变革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征之一。本文通过生产率测算研究潜在增长率变化。首先运用1990—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结果为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由13.49%下降至7.71%,证明了当前经济增速下降主要是受潜在增长率下降影响。其次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从人力资本增长率、物质资本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降是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增长率、技术效率增长率和规模效率增长率三部分,其中技术进步增长率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而技术效率增长率和规模效率增长率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因素。最后预测2016—2020年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为6.32%。短期内我国经济增速还将持续放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劳动生产率提升。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新疆81个县域的经验数据

基于新疆81个县域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视角出发,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新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并借助Tobit模型对3种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考察期内,全要素生产率、农业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呈下降趋势,并且农业技术效率是拉低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原因。城镇化水平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和农业技术效率提高,但会阻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农业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均呈倒U型关系;同时,城镇化水平在经济发展与3种效率之间都发挥着调节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为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7—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超越对数随机前沿函数模型进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根据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分解,得出如下结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波动,其增长年均值为8.59%;技术进步变化率是其主要推动因素,而要素配置效率变化率和规模效率变化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仍较小。此外,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从变异系数来看,华南地区农业TFP增长率波动对全国农业TFP增长率影响较大;分区域来看,华东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受规模效率变化率波动影响最大,华南地区农业TFP受配置效率变化率波动影响最大,以上两方面构成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最后,笔者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钢铁企业效率测度分析

评估钢铁企业的效率是研究、规划、调控钢铁工业发展的重要依据,文章运用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方法研究了2001-2006年中国钢铁类上市公司效率改善指数、技术进步效率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变化。结果表明,钢铁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目前大部分钢铁企业的规模效率没有达到最优。通过分析,认为提高钢铁企业的技术效率是钢铁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同时应走钢铁生产规模化经营之路以提高规模效率,促进钢铁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与经营效率提升研究—基于理论分析及美国的经验启示

城市商业银行是现代金融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产物,相对于传统的商业银行,其经营灵活、成长性强、创新性高。但城市商业银行由于其发展时间较短,经营管理及风险控制存在一定的问题。从风险管理、区域限制、产业依赖等角度,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及Bootstrap纠偏技术分析测算了我国54家城市商业银行2010~2014年的经营效率及特征。研究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与风险管理水平存在阶段性正相关关系;城市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对当地产业有较强的依赖性;跨区域经营有利于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经营效率的提高。     

中国省际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2004—2018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测度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和系统广义矩估计等方法实证分析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出波动增长的趋势,技术进步是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其中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而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的U型非线性影响则不显著;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对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则具有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对纯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应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以发挥规模效应,立足区位优势以强化辐射效应,完善区域产业链以推进产业融合等,以期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和生产率关系研究

文章运用Bootstrap-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2003-2010年中国37家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与剔除不良贷款情况下得到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样本时期内,中国银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增长趋势,生产率提高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四大国有银行生产率发展态势较为平稳,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的生产率波动较大,不过三类银行的生产率水平差异趋向缩小;剔除不良贷款的影响,中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将得到提高。     

产业集聚驱动粮食高质量发展机制

从产业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双重视角,探讨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及其与 粮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关联,使用 ＧＭＬ指数、动态面板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效果与机制进行 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非线性的“倒 Ｕ”型关系,内部规模经济、资源 共享和技术溢出是产业集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渠道,规模报酬递减、资源共享不足与技术锁 定会显著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现实来看,产业集聚度不断提高促使中国粮食发展质量得到 持续改善,但目前集聚水平远未达到“倒 Ｕ”曲线拐点,利用集聚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尚有较大空间。 因此,通过适度规模经营、资源共享和技术溢出等中介机制充分释放集聚规模效应,实现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持续稳步提升,是推动粮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金融发展、研发投入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维度金融发展的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BM-GML方法测算了各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等三个维度下,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细分,进一步探讨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R&D投入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在规模维度和结构维度上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是在金融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只在结构维度上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R&D投入发挥了中介效应,在金融发达地区,R&D投入虽然没有增强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但是减弱了金融效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在金融欠发达地区,R&D投入减弱了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笔者建议从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入手,改善各地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发挥好R&D投入的中介效应,制定差异化的金融政策,提高中国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Malmqusit指数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实证研究(2000-2006)

基于Malmquist指数分析法,研究了我国12 家商业银行2000-2006 年7 年间的效率及其动态变化;进而将almquist 指数分解为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研究发现,总体而言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但国有银行的生产率低于股份制银行,这主要是由于国有银行的规模不经济引起的。同时银行的技术进步率对Malmquist指数的贡献率远大于技术效率的贡献率;加入WTO后,面对外资银行的竞争,技术效率虽然有所提高,但是于欧美外资银行相比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我国银行业要不断提高其生产效率,在依靠技     

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战略价值与实现路径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持续健康发展,把握新工业革命浪潮,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明确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及内涵,揭示其理论逻辑、战略价值和实现路径。结合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背景与相关论述,文章认为新质生产力必须具有“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高效低耗和环境可持续”“高品质生活和社会服务均等化”“数字赋能”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特征。解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所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政策环境保障,对比分析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现状,以客观把握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优势与不足。分析在内部面临产业升级滞后与创新能力不足、资源与环境约束、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上升、政府治理效率还需提升等“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外部遭受贸易争端、技术封锁、人权和意识形态威胁、国家领土争端等“修昔底德陷阱”的压力下,新质生产力破解经济高质量发展难题的战略指导意义。进一步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为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安全保障,有助于构建坚固的国家安全体系。在此基础上,国家安全稳定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两者相得益彰。最后,提出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注重新质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从内部加强自我建设,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能,破除“中等收入陷阱”魔咒;打造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给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基础保障,破除“修昔底德陷阱”魔咒,支撑构建强劲有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向未来要空间:论新质生产力的经济空间逻辑及实践旨向

人类生产力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演进的过程,同时生产力的跃升发展离不开新技术变革的驱动。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它进一步凸显了科技创新在生产力质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依靠关键技术实现生产力质态跃升发展的范畴,新质生产力既实现了对生产力三要素的创新发展,也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新经济空间生产方面发挥了革命性作用。就理论基础来看,马克思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说明了生产力与创新的深层关联逻辑,为把握和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经济空间逻辑澄清了理论前提。就现实层面来看,社会主义经济深化拓展了新质生产力的经济空间逻辑向度,为创新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基于上述分析,新时代要进一步优化科创体制机制,以创新理论和体制机制为新质生产力创造新经济空间,同时要制定面向新技术革命的经济发展战略,以社会主义竞争优势和前瞻规划布局为新质生产力开掘新经济空间。     

四川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与策略

科技创新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我国科技创新资源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格局，加剧了东西部地区经济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差距。四川省科技创新紧密围绕“一干多支、五区协同”的战略部署，形成了以成都和绵阳科技创新为主引擎的区域协同创新格局，对地方经济的贡献持续增长。当前，四川省在科技创新资源、科技创新平台、全球科技合作等方面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应融入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发展战略，拓展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创新高地的合作与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推动四川省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区域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企业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面对宏观环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时,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感知能力能否帮助企业发挥抵抗风险作用？能否将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转化为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文章探究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对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企业层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等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分析表明,从外部融资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可以通过缩小信息不对称与减小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企业内部管理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能够通过增强企业战略积极性和提升绿色认知能力来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通过企业外部地区特征与内部自身特征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地区创新活力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对于非重污染、社会责任表现较差、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较低的企业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政企互动关系发挥的作用发现,国有企业与政府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拥有更强的绿色创新能力,而政府环保补贴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充分。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企业需要充分把握市场信息与市场机遇,树立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需要积极缩小企业与市场、企业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强化地区创新活力,针对不同地区与类型企业实施经济政策;政府应当完善经济政策平稳机制,积极引导企业正确认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给企业的机会与风险,发挥好政府调节作用,加快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发展。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和科技创新支撑下的经济发展效率测度分析

文章以长江经济带的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基于PCA-SE-DEA理论的组合模型,对其科技创新效率进行定量检测,分析影响其发展进程的要素体系,并重点对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收敛检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成因.同时,基于C-D生产函数对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因素在长江经济带当中的关联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目前未能达到我国平均水准;位于长江边缘地带的各省市在科技创新效率方面呈现出地区差异性,并且这一差异呈现扩大态势;在影响成因当中,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影响最大,科技投资、科技输出以及科技环境对于地区经济的良好发展尤为关键.因此,长江经济带需要整体调整和规划,构建协调机制,形成流域整体创新创业的良好运作系统,全方位提升科技创新效率.     

银行业市场化进程中城商行的发展潜力

城市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银行业体系中最凸显的力量,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微观层面选取评价指标,对近年来我国城商行参与市场化竞争状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相比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商行,城商行在存贷款利率水平、资产增速与资产结构以及盈利能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综合实力位居第一。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城商行应主动适应新形势,以思路创新促进发展模式转型。     

低碳约束下中国流通业效率的区域差异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测算

发展低碳型绿色流通是提升流通业发展质量的有效手段,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流通体系需要对流通业的真实运行效率进行客观评估。基于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将碳排放指标纳入模型,在剔除了环境噪声和随机干扰后,利用三阶段DEA方法测度了我国流通业效率的真实水平,并基于此探讨了我国流通效率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流通业效率总体水平较低,规模无效是导致流通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各环境变量对流通效率有显著影响。其中,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地区开放程度与流通业效率正相关;城市化水平、教育投入水平和政府干预度与流通效率负相关。考察期内,流通业综合技术效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流通效率表现为上升趋势,其他地区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流通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空间差异,地区内部差异大于地区间差异,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中部地区最小。     

京津冀协同视域下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的融合效率

金融发展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对推动技术创新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创新水平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在对比分析京津冀金融发展差异基础上,通过构建包含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11项指标的投入产出动态面板数据,应用DEA Malmquist指数模型测度京津冀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融合效率,探讨提升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度的改进建议,以利于更好落实创新驱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能力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自陕西省的数据

在我国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性。本文选取陕西省1991-2011年的数据,通过计算样本期内各年金融相关率以及基于DEA的Malmuquist生产率模型测算技术进步指数,对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陕西省金融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并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没有实现如西方市场国家那样两者的良性互动关系,金融本身的发展并未构成技术创新发展必要的基础条件,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渗透力、影响力与推动力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