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债务杠杆与家庭资产配置效率

[提要]中国已全面进入老龄化阶段,财产性收入作为老年人经济支持的重要性愈发显现,有效配置家庭资产对增加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保障养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首先通过三阶段DEA-SBM模型从家庭层面测度家庭资产配置效率,弥补了过去测度家庭效率时未考虑房产的不足;然后借助T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债务杠杆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效率受老年人占比的正向影响,而债务杠杆所蕴含的潜在风险将减弱这一正向效应。且这一基准实证结论在进行Lewbel工具变量、替换老龄化衡量指标、增加代理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对于医疗支出较大的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债务杠杆的负向作用更明显。进一步讨论发现,增大人力资本投资、普及金融知识是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的研究一方面为合理配置家庭资产、增加未来的养老安全给出政策建议;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相关政府部门必须提前对居民部门的债务风险做好防范措施。     

居民家庭的过度负债:度量与特征——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居民家庭合理负债可以通过消费平滑提升其生命周期的总效用,但过度负债会影响债务的可持续性。通过回顾现有研究中关于家庭过度负债的定义及其主要度量方式,确定了中国居民家庭过度负债的客观度量指标,包括债务偿还负担类指标和偿债后家庭贫困类指标两类。在此基础上,选取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中国城镇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以家庭经济压力的主观度量为依据,借助列联表确定了6个客观度量指标的阈值,并进一步考察了过度负债家庭的基本特征。研究发现:(1)以债务偿还比率、调整后债务偿还比率及房贷偿还比率为基础构造的过度负债识别指标的阈值分别为50%、45%和40%；(2)以相对收入贫困线、绝对收入贫困线及绝对消费贫困线为基础构造的过度负债识别指标的阈值分别为30%、2300元和1.9美元；(3)家庭的净资产和收入、人口学特征以及所在地域等因素均会对过度负债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度量指标中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为客观评价中国居民家庭的过度负债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结构性优化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生育政策放开对居民家庭负债的影响研究——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为例

近年来,我国的生育政策不断宽松,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由此带来的家庭支出增加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居民家庭负债增加。基于我国2016年放开“全面二孩”的政策实践,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和截断回归模型,研究该政策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加了居民家庭持有负债的概率。边际效应的计算显示,当家庭受到全面“二孩”政策影响时,家庭持有负债的概率平均增加6%。据此提出,解决人口问题不仅需要宽松的生育政策,更需要在生育政策外下功夫。从居民家庭负债视角来看,更切实的支持和补贴政策是发挥生育政策作用的关键。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门槛特征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结合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数字普惠金融在整体上减缓了贫困脆弱性,但是面板门槛回归的结果显示这一影响是非线性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加重了人均年收入低于2490元的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当家庭人均年收入跨过6248元的门槛值之后才会显著缓解贫困脆弱性。另外,过度负债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应,当家庭负债超过2.97万元后,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应会下降。     

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伴随普惠金融的发展及金融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广大居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居民家庭收入分配影响日益凸显。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收入转移矩阵和有序probit模型,研究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提高对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具有积极影响,对高收入家庭向下流动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分城乡样本、面板数据等进行稳健性检验,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鉴于提高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于促进微观收入流动性、缓解社会收入阶层固化具有积极作用,政府应继续推进普惠金融发展,降低融资成本;优化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加强金融教育,保护弱势金融群体。     

户主外地生活经历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当前,我国居民家庭存在风险金融市场有限参与的问题,这也是造成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的客观原因。然而,学术界少有文献从户主经历角度分析其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基于此,利用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户主的外地生活经历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户主有外地生活经历、户主外地生活经历时长增加均显著提升了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占比。影响机制方面,户主外地生活经历会通过拓宽户主获取经济金融相关信息的渠道、增强家庭的社会互动进而提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异质性分析显示,上述促进作用仅在户主有社会医疗保险、不存在借贷约束的家庭中显著。因此,要积极完善就业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建立健全外来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加快普及社会医疗保险；同时,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引导居民家庭合理利用信贷工具优化资产配置。     

社会资本、风险抵御与农村女户主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底中国将实现全面脱贫,特殊困难群体的持续性脱贫问题成为新的关注点。为此,本文以贫困脆弱性作为衡量特殊困难群体长效稳定脱贫的指标,并借鉴可持续生计模型,构建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测算中西部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基础上,实证研究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相较于男户主家庭,女户主家庭持有的生计资本较少,其贫困脆弱性程度更高。内部生计资本中的金融资本体现了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直接显著地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外部资本,可以提高家庭风险抵御能力,进而对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在风险抵御上,女户主家庭主要依靠强关系进行非正规借贷,而男户主家庭主要依靠弱关系进行正规借贷以抵御风险冲击。研究还表明,女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也会受到重大事件、政府补助金额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当关注女性或女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问题,短期可加大对贫困脆弱女户主家庭的救助力度;长期可从增加社会资本的角度为其制定长效脱贫政策,如有针对性地引导社会组织和社区为女户主家庭提供支持。     

家庭负债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CHIP2013的经验证据

正确把握负债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有助于更加全面了解、认识新时期的农户家庭福利状况,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政策量化依据。本文借助CHIP2013年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了农户家庭负债对其不同类型消费支出和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家庭负债与家庭贫困脆弱性呈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即当家庭负债低于一定临界值时,家庭负债的增加,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逐渐提高;当家庭负债超过该临界值时,随着家庭负债的增加而贫困脆弱性有所改善。进一步引入家庭负债平方项,计算得到该"U"型曲线拐点对应的家庭负债收入比为2. 85。     

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健康研究——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研究

金融健康是家庭抵御金融风险能力的重要体现,家庭金融健康水平的提升关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五个维度测度家庭金融健康水平,并使用工具变量法研究户主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1)大部分家庭的资产负债管理和意外保障管理得分较高,日常收支管理和养老保障管理处于及格线水平,但流动资金管理较差,通过等权重法计算的家庭金融健康指数处于中等水平,抗风险能力不够;(2)户主金融素养会对家庭金融健康产生显著影响,户主金融素养越高,家庭金融健康水平越高,但这种影响只在女性户主家庭中显著.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加大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强对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提升全民金融素养;多措并举提高家庭社保参保率,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     

中国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金融体系脆弱性评价

金融体系越脆弱，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越大。 从金融体系风险暴露、敏感性和风险应对能力 ３ 个维度，构建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评价体系，建立金融体系脆弱性测度模型，并选取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实际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具有明显的阶段化特征，呈现“增—减—增—减”的变化趋势，且两次出现较高脆弱值的时间点均在金融危机之后，表明金融危机对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和持续性。 此外，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暴露主要源于流动性风险，且对企业经营负债、信贷膨胀的压力以及汇率变动产生的风险较为敏感，如何降低这些风险也是金融政策和调控的重要方向和目标。     

中国农村贫困脆弱性动态演化分析

利用1993～2009年CHNS的6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并采用统计分析和转移矩阵的方法,分析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的整体变动趋势及其动态演化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整体脆弱程度呈不断下降趋势;贫困脆弱状态是一种暂时性贫困脆弱状态,并且脱离贫困脆弱与进入贫困脆弱现象并存;脱离贫困脆弱和进入贫困脆弱均呈现状态依赖性,在脆弱线附近群体更容易进入和脱离贫困脆弱;贫困脆弱群体的不同阶层脱离贫困脆弱后,大部分家庭进入非贫困脆弱群体的阶层有所差别,非贫困脆群体的不同阶层进入贫困脆弱后,大部分家庭均进入贫困脆弱群体的较低阶层;同时,分析了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动态演化作用机制。     

养老计划倾向与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养老计划倾向作为一种行为因素，可以通过提高风险认知与管理意图，增加家庭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养老计划倾向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保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计算过养老费用的家庭会系统性地提高参保概率，计算过养老费用与否引致的参保概率差异占样本平均参保水平的40%以上；（2）养老费用计算结果也体现出逆向选择性，预计养老费用越高的家庭越倾向于参与商业养老保险；（3）养老计划倾向还会提高家庭对除商业养老保险外其他类型商业保险的需求，从而提高家庭整体商业保险参与水平。因此，提高家庭的养老计划倾向能有效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甚至整个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     

不同投向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我国东西部地区为例

近年来,地方政府通过借债融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现象逐渐普遍,由此引发了政府的债务问题。基于2013年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投向的政府性债务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投向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投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地方债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尤为明显,但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投向土地收储的地方债务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起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起显著的抑制作用;投向民生建设的地方债务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显著;投向工业农业建设的地方债务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     

政府适度负债规模的研究——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到中国地方政府负债风险谈起

在现代经济环境下政府倘若仅依靠自身财力,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地发展经济已显不足;但凡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无不举债,依靠举债借助外力不仅能促进且能加快经济发展。然而近年西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我国中央地方两级负债暗藏隐性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甚是暴露,也从另一个角度警示政府负债是一把双刃剑。而根据自身实力与未来发展预期适度负债才是最佳选择,负债不足与过度负债都是不可取的。目前,实行规模控制是世界各国管理地方政府债务较为普遍的手段,保持地方政府适度负债规模既要约束作为借款方的地方政府行为进行需求控制,又要规范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放政府贷款的行为进行供给控制。同时还要与风险预警相结合,对债务规模不足或过度及时施行警示,化解政府负债结构性风险引发危机的潜在根源:以科学发展观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依据风险特点规范负债管理法律规章制度;开辟多渠道优化政府负债存量减轻财政包袱;完善地方政府负债规模与风险监测预警机制。     

欧洲债务危机的主要成因分析

肇始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停息的迹象,甚至还呈蔓延之势。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支出规模持续扩大,导致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最终使得国债规模超过政府的偿还能力,出现明显的违约可能性。同时,国际竞争力不足,导致出口受阻,使得资金问题更加严重。从更深层次看,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过低的投资率和储蓄率及过高的储蓄投资转化率,都是导致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     

中国居民储蓄高增长的经济研究

居民储蓄是国民储蓄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储蓄的快速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但过高的储蓄,必然伴随着投资或消费的不足。本文通过对影响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国民生产总值、利率水平、政府政策以及居民收入差距对储蓄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分析,针对我国偏高的居民储蓄提出建议与对策。     

美国高校计分卡:目的、内容及其启示

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高校计分卡"(College Scorecard)包括年均学费、学生毕业率、平均贷款额、贷款偿还率和毕业后薪水等核心指标.其目的是降低美国家庭学费压力,确保更多年轻人上得起大学,公开高校办学水平的关键信息帮助学生和家庭"挑大学、选专业",提高联邦资助资金效益,促进高校降低成本强化绩效.中国高校可以借鉴计分卡指标简明、查询方便、比较和筛选功能强大等特点,大力完善助学保障制度,提高助学经费使用效益,增强办学信息透明度.     

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人口面临的生计风险及其防范

贫困的发生是与生计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联系在一起的,生计风险是脱贫人口返贫的核心因素之一,基于脱贫户生计风险的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脱贫人口面临收入结构不合理、来自政府转移性收入偏高、对扶贫福利政策依赖度大、家庭病残抚养比偏高、易地搬迁导致的耕地等自然资本减损、生计多样性下降、家庭负债、社会资本匮乏等诸多生计风险。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中要注重保持巩固脱贫财政投入的持续稳定性,把健康中国建设与健康扶贫结合起来,把易地搬迁扶贫社区产业的全面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注重培育脱贫人口社会资本,发挥好资金互助会等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进一步筑牢脱贫人口生计资本基础,降低生计风险,真正脱贫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