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体论略

如果将词体作为最基本单元的话,则词体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层:词体、种词体、亚范型词体、范型词体。亚范型词体约有六种:花间体、柳永体、东坡体、美成体、稼轩体、白石体。在六大亚范型词体中,只有三种堪称词体范型:柳永体、东坡体和白石体,分别代表了三种词人和三大词性:市井词人、诗人词人和职业词人以及伶工之词、士大夫之词、职业的工艺化词。     

艳而有骨,只是艳骨——论温庭筠词的“艳骨”

“艳骨”,中国词学史上一个极具理论价值的词学范畴,重视词作情与景的真实,追求一种“即性灵,即寄托”的创作观.温庭筠词既非单纯的艳词,也非为寄托而寄托的身世之词,而是遵循词体绮艳的特质,抒写真景、真情的“艳而有骨”的词作.     

历代诗论中李贺涉“艳”论述评

古往今来诸多诗评家都关注到了中唐诗人李贺诗歌中具有"艳"的风格特征,并构成了李贺诗歌创作中的一种主流风格。然而在众多的批评观点中褒贬赞毁各持己见,有的盛赞为天地奇彩,有的大加肯定,有的不乏贬损。本文在历代诗论中擘肌分理出各论主旨,耙梳厘清出其诗"艳"所具"侧艳"、"幽艳"、"古艳"、"怪艳"、"冷艳"等内蕴,明确"艳"之风格乃李贺风骚独领,历久不衰,成为了一种艺术典范,为后世所宗。     

论宋词的“惆怅”意蕴

“惆怅”是宋词的一个重要审美范畴。宋词的惆怅,大体上表现为“时光之怅”、“离别之怅”、“家国之怅”等多种类型。这种惆怅,来自于个体生命发展的欲求与现实生活的制约之间的矛盾,来自于个人认识的有限与宇宙、社会发展的无限之间的矛盾,来自于追求真理、追求本真、追求理想、追求美好而不得的痛苦,在中国传统文化“过犹不及”、“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思维模式引导下得以成型,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论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的作用

对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所起的作用,向来少有人关注。律赋与词体在起源上具有"共时"的互动作用。律赋参与词体体式建构,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力,使之能够突破律诗整齐划一的形式,运用灵活多样的句式来表情状物。在篇章、结构、布局、作法等方面,律赋为唐宋词尤其是慢词准备了艺术经验。作为科举取士主要手段的律赋写作还为词体提供了生存土壤,进而影响到词人的填词生态、心态与行为。要之,无视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的作用是失之偏颇的。词的体式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律诗与词的关系上,词体是律赋、律诗、骈文、乐府等多种文体的复合物。     

艳异风景中的奇情——论张爱玲小说的民间信仰书写

文学写作进入20世纪40年代,在战争与和平、压迫与翻身等社会形势的刺激下,现代作家于暴露与歌颂的政治寓言的两极想象之余,转向了对战争和人性的深层"反思".这一时期的张爱玲以荒诞诡异的文学去言说人生哲理的"现代"况味,以幻影无形的"现代性"眼光去窥探人类自身的奥秘,尤其是人性的缺憾和阴暗,谱写着迥异于沈从文乡野想象的都市"传奇".     

《诗薮》中的辨体论

对诗体“审其源流,识其正变”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方法。明代对诗体的“推源溯流”肇始于严羽的《沧浪诗话》,对唐初、盛、中、晚分期的最后确立则归功于明初高楝的《唐诗品汇》。此后,格调派以“尚古”、“宗盛唐”为论诗的核心与标准,源流之辨和诗体之辨,成为格调派立论的基础。胡应麟作为明代复古诗学的集大成者,其《诗薮》的诗歌辨体和风格之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颇为深远。     

宋词中的独特体式——福唐独木桥体

福唐独木桥体是诗文创作中的一种特殊体式。从现存资料来看,直到北宋词人黄庭坚,才有明确标明用此体的创作。据笔者统计,在今存全宋词中,以该种体式创作的作品仅有19首①,数量不多却有着四种不同的形式。笔者对该体式的四种形式作了考述,并考察了其在宋以后的发展状况,从而指出了该体式是汉语言文字、音韵特征的巧妙运用。它的部分作品有游戏之嫌,但优秀的作品确也是精美的艺术品,具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意义。     

唐宋词名句的审美构成论析

本文从内蕴没、形象美、意境美、语言美、整体美五个审美要素论析唐宋词名句的构成,探讨名句的审美素质与审美特征,从审美的角度揭示唐宋词名句的成因。     

从“无体之体”到“与化为体”:船山庄子学中的本体与主体

王船山在庄子之学中发现的是"无体之体",它意味着那种没有终极的造物而物各自造的立场,"无体之体"的本体概念实际上是将事物的根据与意义交给了事物本身;"无体之体"与浑天之旨相互构成,它建构的是那种立足于气的基础上的大化流行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要求的存在方式是"与化为体",即通过自己的变化而参与天地万物的变化,甚至辅助改变天地之化。庄子之学因为自处于"无体之体"而贵为百家之冠,立足于子学而通达君子之道与圣人之学。     

论刘勰的“论”体散文观

"论"体,古代散文的一种重要文体,在刘勰的文体专章中被置于笔体的第二位,他的系统叙述在古代十分难得。他遵循文体论篇章的一贯方法,对论体文进行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等工作,论述十分到位。同时,刘勰关于论体文散文观的最高理想已经不同于为政教服务的传统散文观,而是转向以体现个体生命价值作为立足点。当然,他也坚守宗经原则,对论体文的社会功能并不忽视。     

论宋词本体的多元特征

宋词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其本体也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词体功能的多样性:社交、娱乐、抒情与言志诸功能既相独立又彼此联系;二、词风流变的多向性:在纵向的规律性演变中又包含着横向的个体风格的转变;三、创作主体的多重性:多重主体与社会角色的每一个侧面都映射出不同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取向。     

王船山的“体”概念——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构

宋明道学的“道体”被认为是与“今所谓本体意同”的真正本体论。程颐始以“道体”来解释“子在川上曰”,并以“与道为体”论述“道体”,朱子认为其“体”字为“体质”义,而非体用之体,即非体用论意义上与“用”相对的“本体”义。与此相应,朱子认为《中庸》“体物不遗”的体物也不过是“物之体”的意思。王船山延续了程朱的道体论,亦强调“体”即形体义。然船山基于其气学立场,认为道体无非是道之体,强调“道体自流行于天下”这一宇宙论形态的道体流行观。对船山而言,道之体即阴阳,也就是阴阳为道之体,故道与阴阳(器)构成了世界的整体结构。然而道与器并非分属形上形下,亦非两种“异体”,相反,道器构成“交与为体”的一体关系。重要的是,在道器结构中,器为基体,道为属性,因而只可说“道者器之道”,却不能说器者“道之器”。这是由于世界的实在性唯在于“器”,故曰“天下惟器”。总之,船山哲学通过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新诠释,建构了“形形皆有”“体用胥有”的气实在论,而这一理论特质印证了张岱年所说的中国哲学本体论肯定“万有众象同属实在”的论断。     

论“诚斋体”形成的诗学渊源

“诚斋体”是对杨万里诗歌主导风格的界定,其生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从诗学渊源看,江西体、晚唐体、俳谐体是形成诚斋体的三个重要因素。杨万里博学广取,分别对这三种诗歌风格进行了扬弃与重组,构建了别是一家的“杨诚斋体”。     

王国维与戏曲“尊体”论

王国维是清末民初的学术大师,他不但在戏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同时也是戏曲“尊体论”的有力推动者,他借用西方之文学观点,论证戏曲为“真正之文学”,戏曲家为“专门之诗人”,并将元曲视为“一代之文学”,使之获得与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地位.同时他全方位研究戏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旧曲学的集大成者和新曲学的开山者.王国维通过以上角度不遗余力地推尊曲体,使得戏曲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品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     

宋词中“忘却”心理的审美考察

在众多的宋词作品中,以“忘却”的方式传达某种心理感受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忘却”并非真正地对对象产生了实在的陌生感,而是一种情感需要或艺术的处理手段,它最终达到的审美效果便是一种对现实、对过去,对事物、人情的一种超越,精神层面上“积极”的遗忘与生理层面“消极”的遗忘迥然相异,通过这种情感或审美意义上遗忘式超越,人的情感得到暂时的疏解和释放,艺术作品的艺术魅力因此也更加增强.     

论中秋在宋词中的审美特征与表达效果

中秋作为一个以“月”为核心意象的节日,在宋词中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主要体现为秋之中、月之中的和谐对称之美;“月”意象的独特审美;“无月之中秋”的审美;“嫦娥”与“桂花”的意象审美.而这些审美特征又带来了特有的表达效果,具有特殊的内涵.     

寻觅精神的“诺亚方舟”——杨廷玉近年小说创作论

杨廷玉近两年相继出版的长篇小说《不废江河》、《危城》从多角度揭示了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中的城市、乡村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精神困惑,对社会转型使人的心理层面产生的复杂而深刻的震荡作了颇具深度的探索。其叙事文本一直试力“穿越云遮雾绕乱石堆叠的欲望峡谷”,在苍茫世俗的云海中,寻觅人类精神的“诺亚方舟”。     

图腾、巫术、艺术——论富源水族“吞口”的审美演变

富源水族“吞口”,造型独特,浓缩、概括了水族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以及独具风格的民族艺术。“吞口”是图腾的产物,是驱邪镇恶的神灵;“吞口”是巫术的产物,被赋予避邪纳吉的功能;“吞口舞”是艺术的产物,被赋予了独特的审美意味。     

论近代报章政论体之始——“王韬体”

王韬是近代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是一位以觉世为己任的启蒙主义思想家 ,寓居香港凡二十年余年 ,创办影响久远的《循环日报》 ,成为近代“第一报人”。他以思想家与报人合一的角色 ,原创了近代报章体政论。这种报章体或可名之为“王韬体”。王韬体政论关注时务 ,洞察世界 ,深刻批判封建政制 ,倡言变法洋务 ,体现了某种“民间”的独立性与深刻性。其体式语言反“时文”规范 ,求自然通脱 ,便于表达作者的情志。王韬体实为梁启超新文体之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