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新四军失败的责任问题与《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

把皖南新四军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项英并对其在新四军中的工作全盘否定是不妥当的.项英同志在领导新四军工作期间(1937年12月-1941年1月)是功大于过的.皖南新四军的失败项英应负主要责任,但同时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也负有一定责任.     

阳翰笙文学创作漫评

阳翰笙,四川高县人.1902年生,1924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教官,北伐军中做过政治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受挫后,到海陆丰时,因重病由党组织送他到香港,再转赴上海。在上海,由于党的安排,参加了创造社,从此开始了文学生涯。阳翰老多次对我讲:他原是武人,并非文人。参加过4次战斗,有一次差点被打死,是从水沟里爬出来的。他所以脱下戎装,拿起笔杆,完全是服从党的决定,为着革命的需要。     

胡适历史考证方法的分析

二十四年以前,在全国的规模上,曾经有过一个批判胡适的运动。那是在建国初期,为了使知识分子能够分辨清楚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推动大家学习唯物主义,改造旧的世界观,而掀起的一场学习运动。在这中间,胡适成了鹄的。当时,我个人也写了文章。事隔二十四年,我对自己的文章颇有感触。今年逢到“五四”六十周年,大家对胡适的谈论又慢慢多了起来。谈论中,无形也形成了一些原则,如说功则功、过则过;不要因人废言,也不要因言废人;不能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不要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等等。对于这些原则,我个人是衷心赞同的。那么,胡适的功过,我们如何评说?应该肯定的与应该否定的界线怎样划?这中间有     

对项英在皖南的错误不可低估——兼与王辅一、王秀鑫同志商榷

项英,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也有过严重的错误。近读到王辅一同志《项英在皖南》[1] 和王秀鑫同志《关于项英在新四军王作中的功过问题》[2] 两篇专论,有感文中减轻项英错误、溢美之处甚多。笔者认为项英在皖南的错误,无论是其性质还是造成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对此决不可低估。     

试论陈济棠

陈济棠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在西南、特别是在广东,他是个出名的新军阀,有“南天王”之称。对陈的评价褒贬不一,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只有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全面地、历史地、客观地而又分阶段、分问题地研究和评价陈济棠,不能因其过而讳其功,也不能因其功而隐其过,才能对陈济棠的复杂历史功过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现就其一生重要经历、思想言行试作一客观评论。一、早年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1、参加同盟会,投身反清讨袁倒龙活动     

要辩证地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

<正> A.引言。如何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论和疑惑的问题。争论和疑惑的焦点之一就集中在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表现形式——“两次否定三个阶段”上。有人因觉得很多现实事物并未按“两次否定三个阶段”的周期发展而怀疑乃至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客观性;也有人在觉得很多现实事物并未按“两次否定三个阶段”的周期发展时,为了维护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客观性而反对把这一规律的表现形式概括为“两次否定三个阶段”。王满同志的《“两次否定三个阶段”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文(载《东岳论丛》1990年第6期,以下简称王文)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这两种观点,虽然具体表现各异,但实质和根源却是相同的:就是不能辩证地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及其表现形式。     

永不停留的跋涉——记著名文艺理论家林焕平教授

林块平教授自1927年在他的家乡广东省台山县中学读书时发表小说以来,从事文艺工作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了。这六十年中,他在上海参加过“左联”,也参加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学生运动,因遭到迫害,不得不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主持东京“左联”支部的工作。留日归来,他就在高等学校从事文学教学工作,先后出版了《文艺的欣赏》、《活的文学》、《抗战文艺评论集》、《文学论教程》、《文学概论》等著作,并且写了几百万字的小说、散文、诗歌、政论以及文艺评论文章,还翻译了不少国外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的评论及美学著作。在他过了七十岁以后,他还亲自动笔并且指导他的研究生于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年编写了《文学概论新编》一书(二十七万字,已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又亲自校译     

华南文化运动概况

关于各地文化运动开展的情形,我自己知道详细情形很少,所以不能全部地来讲给诸位听,只能把华南、东南、西南的情形讲一点。我们先从上海说起吧:在上海,自从失陷以后,文化工作反而比失陷以前好得多了。失陷以前的文化运动,因为派别分歧,文化人或文化团体都不能一致行动,文化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反而遭遇到许多困难,文化运动的成绩,也就不见得怎么好。但失陷以后的情形就大不同了,所有上海文化人和文化团体都能团结起来,采取一致的行动。     

杜甫何时“考中进士”的?

近读傅璇琮先生的《李白任翰林学士辨》(载《文学评论》2 0 0 0年 5期 ) ,获益良多。但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因杜甫虽考中进士 ,与个别翰林学士也有过交往 ,但他本人与当时的翰林学士院毫无关系。”颇令人困惑不解。杜甫与当时的翰林学士院有无关系暂且不论 ,说他“考中进士” ,却是闻所未闻的 ,因为《旧唐书》本传有明确记载 :“甫天宝初 ,应进士不第。”《新唐书》本传也说得很清楚 :“甫字子美 ,少贫 ,不自振……举进士 ,不中第。”两书都说“不第” ,没有一点含糊之处。杜甫一生只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第一次是开元二十二年 (735) ,时年…     

李大钊同志六次到上海

李大钊同志在建党前后,六次到过上海。 第一次是1916年1月底由横滨乘轮回国,2月初到上海。目的是为支持讨伐袁世凯的云南“护国军”,进行反袁宣传并筹募军饷。在回国的轮船上,他写过爱国的诗,亲署:“乙卯残腊,由横滨搭法轮赴春申。”次年,他写的《哭沈汉卿君》一文,清楚说明他来上海与回东京的时间:“吾去年岁     

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向应同志

关向应(一九○二——一九四六年),满族,辽宁省金县人,印刷工人出身。一九二三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上海闸北市民协会工作。一九二四年赴苏联求学。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爆发后回国,在上海沪东共产主义青年团部委工作。一九二六年到山东任共产主义青年团省委工作。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在汉口工作一个时期,即去河南,担任河南省委工作。后又回上海,任职于团中央组织部。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时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团中央书记。一九二○年先后参加中国红军军事委员会及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工联工作,旋即被捕入狱,在狱中表现了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出狱后去湘鄂西苏区任红二方面     

孔子出身解

<正> 颜征在是春秋末年郰邑大夫叔梁纥的妻子,孔子的母亲。叔梁纥本为宋国贵族,当时是一个以武力致仕的小奴隶主。《左传》襄公十年和十七年两次记他在战争中立过功。他解甲时,已六十多岁。据《孔子家语》记载:“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于颜氏征在,从父命为婚”。按当地的习惯,九女均不能继嗣,病足的儿子也“不任继嗣”,于是便要再娶。《家语》中又有颜氏小女自愿嫁给他的记载。后世的《孔庭摘要》亦有“颜氏幼女名征在,生而有贤德,愿应其求”之说。也有的书上记载“颜氏     

简论鲁迅创作方法的发展

鲁迅是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这个过去为文学评论界公认的结论,无论从鲁迅毕生对现实的执着或从他全部创作对旧社会分析解剖的深刻来看都不容否定。但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一个作家对现实社会观察得愈深,理解得愈透,他就愈能站得高看得远,他的思想必然不满于现状,强烈地向往美好的未来;在他创作时,必然会以他全部热情去爱其所爱,恶其所恶,而且透过现实生活去照亮明天,也就是说表现在他的作品中既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杰出的作家、艺术家……总是常常在他们的作品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二篇)程子卿夜闯中共"一大"会场之考证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公馆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当30日晚上举行第六次会议时,不料有一陌生人突然闯进会场,随之一批巡捕搜查了会场,会议被迫中断,后在嘉兴南湖完成了最后的议程.经过叶永烈先生的寻访,经资深的老上海、前法租界巡捕房警官薛畊莘确认,这个闯入者就是法租界密探程子卿,这是程亲口对薛所言.程子卿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后来担任过巡捕房的政治处主任、督察长,为巡捕房的得力干将.但他也曾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保护宋庆龄、邓演达和共产党员等.上海解放后,在宋庆龄等的关心下,程子卿免于逮捕,安享晚年,直到1961年去世.     

“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与普希金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就开始了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他在1920年为上海群益书社重印的《域外小说集》所写的新序中说：“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①可以说,鲁迅的文学道路就是从介绍外国文学起步的。在1938年6月出版的20卷本《鲁迅全集》中,译著达十卷之多,占全集之半;他评论或提到过的外国作家则有20多个国家的近500人。其中不仅有欧美第一流的文学大师,而且也有亚洲和东欧弱小民族的作家。普希金便是他最早介绍的外国…     

初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近年来,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作了多次探讨。毛泽东思想有没有一个科学体系,它的内容是什么,众说纷纭。本文就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谈谈自己的看法,与同志们共同研究。 我觉得,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讲话中确有某些错误的观点、结论,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毛泽东思想及其科学体系的正确性;也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在他一生的后期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而否认他为党、国家和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毛泽东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我们事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不愧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最杰出、最优秀的代表。     

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

陈独秀为什么没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1936年,陈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中说:“那时他(指陈独秀)在陈炯明下做广东的教育厅长。”后来大都沿用这一说法。王其彦在《齐鲁学刊》1991年第四期发表的同题文章中指出,上述说法并未讲清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的真正原因。作者引用包惠僧的回忆说,陈独秀当时兼任大学预科校长,借口正在筹建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不能脱身,派陈公博、包惠僧前去参加。据此,作者分析了陈独秀不参加中共“一大”的真正原因:由马林等外国人发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有包办倾向,陈独秀有意见,进行抵制,不去参加大会。因为陈独秀是我国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发起和领导者,北京、武汉、长沙、济     

论熊秉坤在武昌首义中的功勋

熊秉坤的名字是与辛亥武昌首义联系在一起的.他曾以打响首义第一枪的发难之功而彪炳史册,也因为有人否认这"一枪之功"而遭物议.其实,熊秉坤的历史功勋决不仅仅在于这"第一枪".奠定他在近代历史上的卓越地位的,是他成功地策动和领导了工程营士兵的武装起义,从而导致那场结束两千年帝制的巨大革命的展开.早在五十年前就有人指出:人们"辄喜谈秉坤一枪之功",而他的真正功勋却"为一枪所掩,未能显于世".本文不拘于"一枪之功"的然否,而着眼于考察和评价熊秉坤在武昌首     

波浪式和螺旋式的区别与联系

如河看待事物发展的螺旋式和波浪式及其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关系,哲学界意见不一.传统的观点是把螺旋式与波浪式等同起来,认为人们无非是"用它们来比喻否定之否定规律"(林?《波浪式发展不是与辩证法三大规律并列的一条基本规律》,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年第2期),而有些同志则认为,波浪式曲折与螺旋式曲折有本质的区别,它是唯物辩证法的另一条基本规律(杨超《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林圃、彭湾农《"波浪式"曲折与"螺旋式"曲折的区别》,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87年第3期).我们认为,这两种相反的观点,尽管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各执一端,未免失之偏颇.因为事物发展的波浪式和螺旋式有区别,又有联系,既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混为一谈,也不能把它们的区别无限夸大,把波浪式发展视为唯物辩证法的另一条独立的基本规律.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一点我们的粗浅看法,就教于哲学界的同志们.     

红学史上一大奇迹--论俞平伯治红的三次发现与三次超越

“新红学”创始人之一的俞平伯 ,他的治红经历曲折多、反复大、忏悔深 ,一生中曾经历过三次“发现”大关 ,每次“发现”都是一次自我否定也是一次自我超越。他以自己治红的经验和体会 ,告诫红学界人 :不能再“自毁长城” ,做“反《红楼梦》”的事了。他的三次大“发现”大“超越” ,使他彻底挣脱了“新红学”的羁绊 ,彻底抛弃了脂砚斋和脂伪本 ,成为学人崇敬和学习的楷模 ;他的思想和精神 ,也为新世纪的红学进程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