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改革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尽管<个人所得税法>颁布以来进行了四次修正,但"国家基于强制力而获得的征税权"的传统个人所得税法理论,疏于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缺乏保护纳税人权利的意识.我国应逐渐改革个人所得税的法理基础性理念,以"契约精神"作为构建个人所得税法理论的基础,以尊重公民私有财产为逻辑起点,来改革现行个人所得税立法和征收方式.应在宪法中确立个人所得税税收限制条款,在个人所得税法中应设计科学合理的税前费用扣除标准,实行宽税基、低税率、少档次税收法律制度.     

民本位人权之历史演变

人民本位的人权主体性本是客观存在的。但从奴隶制、封建制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等级特权都阻碍了人民本位人权的实现。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才保证了人权归于人民本位的历史合理的结局。     

古典人权理论的体系说

古典人权理论认为，只有个人才是人权的主体；在内容上，人权是指以自由权为核心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在本原上则有先验论与经验论两个分支；其实质强调人权的对抗性；在人权与法律关系方面则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权。     

两类宪法对人身自由的正当限制与剥夺规定之比较——以逮捕措施为主

英国最早以宪法性文件确立了人身自由保护制度,并逐步得到完善,后被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文件确认。新中国宪法以1936年苏联宪法的人身自由保护条款为蓝本,与西方国家宪法比较,存在权利价值本位、对国家权力的信任度等差异,体现出中国宪法在人身自由保护方面的不足。     

为何把政治性人权伦理化?──赵汀阳先生《有偿人权和做人主义》献疑

人权是个人或群体向国家或政治社会要求做人的权利的政治性范畴，它具有绝对性、无条件性和无偿性。若把人权伦理化，则就把人权之个人或群体与国家或政治社会的关系转变为个人与别人的关系；同时由于伦理的利他性，伦理化的人权就不但不应向别人要求权利，倒是相反地把本应属于个人的权利让渡给别人。因此，当人权被伦理化之后，人权就具有了相对性、有条件性和有偿性，这样一来，人权实际上已被取消了。     

人权:民族与民族权利问题

民族的概念在国内和国际理论界都未达成共识，但民族权利的内容在不断丰富和发展；《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利宪章》将民族权纳入人权体系，升华了人权概念     

权利贫困的社会危害及其治理对策

权利贫困是指社会里的部分人群（一般是社会弱者）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等方面的享有不足的状态。它具有客观性与必发性、社会性、普遍性与严重性等特点，其社会危害主要是加剧社会分化、导致社会结构失衡、引发社会关系冲突。要治理权利贫困就要发展人权事业，推进各项制度改革；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弱势群体获取应得权利的能力；开展权利扶贫，减缓弱势群体权利贫困；把解决弱势群体“经济不自由”放在突出地位；加强法制建设，维护权力公平；学习国外经验，加强国际合作。     

新时代中国人权观的实践与探索——兼论《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人权思想

人权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关注和互相斗争的重大问题。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著作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人权思想指明了现实社会本质中人的权利，批判了私有制国家中的人权中介，提倡彻底社会变革中的人权。中国的人权观从《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人权思想汲取理论智慧，一直坚持关注现实社会、倡导集体主义、推进变革或改革的人权理念。人权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工作，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明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建设方向。新时代的中国人权观，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人权的现实基础；必须始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人权的价值导向；必须始终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强化人权的可靠保障。     

宪法中的人权性阐释

从法源上讲，宪法的合法性根据应是人权，以人权作为起点和逻辑终点的宪法才能稳定而长久；人权作为宪法合法性的根据，决定了我国在立宪模式上应从政策性立宪模式转为制度性立宪模式，并应依据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来设置宪法的内容，彰显政府及权力机关对人权的服从；宪法权威的确立有赖于完善有效的人权救济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的有效发挥。     

公民法律角色比较——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

权利与义务是法学理论中一对最基本的范畴。权利和义务哪个是本位的问题,在中国和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文章通过对古代中国和西方社会公民法律角色的比较研究,指出中国义务本位法的形成与血缘关系、家族宗法制度以及特有的“礼”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统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西方社会城邦政治的确立、法律的发达和人本主义的兴起对西方社会权利本位法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权利本位法和义务本位法互为条件,辩证统一。中国当代社会应以权利法为本位,以义务法为补充,以趋早日实现“法治”。     

突发事件应对法人权保障评析

突发事件非正常状态下存在紧急权力与紧急失权的冲突，合理平衡二者的利益边界是立法的关键。突发事件中对人权的限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权保障是立法的逻辑前提和终极目标。突发事件应对中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既有适用人权保障的一般原则，又有特殊性原则。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仅确立了人权保障的一般原则性，如人权理念、比例原则、法治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缺乏最低标准原则、宪法保留原则、权利救济原则、不歧视原则，应当予以立法创新并完善。     

论性教育权的确立

性教育权是和教育权、性权利、人权教育权、人权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基本区别的独特权利,人们正在逐步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依然未能全面、深入地把握这一概念,更未能在法律层面真正地确立这一权利.性教育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以适当方式接受一定标准的性科学、性权利和性文化教育的特殊教育权利.确立性教育权将有利于改善落后的性教育现状,根除普遍的性无知现象,并最终促进性权利体系的形成、发展和相关人权的进步.确立性教育权需要遵守"客观、多元和批评的性教育"原则,以保证性教育权的适当性.确立性教育权这一工作也需要每个国家的努力和国际合作来共同推进.     

论国际人权宪章对基本人权的国际保护

国际人权宪章是国际人权保护体系中最基本的人权文件,是现代国际人权法的核心.国际人权宪章既确认了基本人权,也确立了相关人权保护机构和制度.根据国际人权宪章设立的基本人权保护之执行机构主要是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国际人权宪章确立的基本人权保护制度主要包括个人申诉制度、国家指控制度、国家报告制度.     

当代中国权利本位思想生成路径与理论内涵

从生成路径来看,当代中国权利本位思想是以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为导向而形成的;而其理论内涵,主要是根据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理论模式加以确立的。基于中国现实语境,权利本位思想在吸收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权利理念的前提下又被创造性地重塑为一种能够解释社会主义法律特征的理论模式。     

试论人权与《监狱法》中罪犯的权利

该文通过对人权学说的追本溯源，揭示出西方人权学说的实质；并从人权保障的视角剖析监狱法对罪犯权利的规定，昭示我国监狱法的基本特征及其人权意义。     

中西人权观差异的历史文化反思

人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每个国家的人权观都是本国主流文化在人权领域的表现。中国和西方的人权观在诸多方面存在截然不同的价值定位和选择。中国人权观主张义务本位,西方人权观主张权利本位;中国人权观发生于礼治环境,西方人权观产生于法治环境;中国人权观侧重对超验人生价值的追问,而西方人权观侧重现实的功用;中国人权观重视群体的权利,而西方人权观重视个体的权利;中国人权观重视人际的和谐,而西方人权观侧重人际的界分;中国人权观侧重人生价值的完满,而西方人权观侧重人生日用的实现。西方人权观的致用性、个体性、务实性可以弥补东方人权观“有神无体”的制度性缺失;而中国人权精神的高远性、和谐性、完满性则可消除西方人权观“有体无神”的工具性僵硬。     

全球化视野下的人权法制管窥

全球化对二战后形成的世界人权法制产生了新的影响，出现新问题。一方面经济文化权利出现进一步不均衡的马太效应，表现为人权意识形态冲突；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手段都成为对人权法制的新威胁，表现为人权法制内部产生的冲突。解决以上两方面问题最终要解决人权保护所依赖的主权之间的协调。道德基础上的对话也许是解决之道，全球化为之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     

科技发展对人权的双重影响及解蔽思路

科技发展对人权具有双重功效，它扩大了人们的自由视阈，也使人们体验了自由不足的窘境；它促进了人权意识的发展，又衍生出许多“反人权的意识”；它推动了人权的具体化、多样化，又使权利的界限和内容变得模糊与交叉；它提出了新的人权问题，又带来了更多的侵权可能。科技背景下人权困惑的解蔽思路，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客观看待科技发展对人权的双重作用，反对把问题片面化或绝对化；倡导和谐对话，反对相互攻伐；提倡理论创新，反对把理论教条化。     

借鉴古代保辜制度

文章就古代保辜制度如何为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所借鉴提出了构想:借鉴保辜制度,首先应转变传统的义务本位法律价值观,确立人权保护、人权保障的观念;其次,在刑法方面、刑事诉讼法方面,亦可借鉴保辜制度,建立犯罪复原制度及扩大自诉范围等。     

物质帮助权的法律保护研究

物质弗助权被大多数国家确立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也是国际人权法确认的基本人权。它是指公民享有的获得国家生存保障的权利,是公民基于生存权而享有的重要人权。对于物质帮助权的立法保障在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中均有体现。物质帮助权的法律保障将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公民基本人权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