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追求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历史回顾

在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历史上,科学性历来都为史家们所看重,但是,建国之后文学书写的科学品格却一度失落;与科学性相比,文学史书写的人文性更是一直未引起史家们的足够重视,只有少数的文学史家们的著作体现出文学史书写的诗性特质,而闻一多、林庚等人是其中的代表。     

中国文学史杨慎书写评议

杨慎对诗、文、词、散曲、杂剧及赋、弹词等文学创作都有涉猎,创作十分丰富。历代对其创作尤其是对其诗、散曲、词的评价较高。截至201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一般都对杨慎及其创作有介绍书写,评价或高或低,但也有个别《文学史》对杨慎只字不提。杨慎的文学史书写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学史中呈起伏不平状态,这样的起伏不平主要有其身份、大礼议事件、作品书写内容及对其研究不够等原因。杨慎文学史书写篇幅偏少、评价偏低,这与其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不相称。     

论《文讯》的媒介型文学史书写

《文讯》是媒介型文学史,是编年体与纪传体相结合的原生态、遗留态、评价态三合一的台湾文学史,被专家称为＂台湾文学的简史＂：其一,它办刊的历史,再现和浓缩当代台湾文学史：即由威权时代的文宣工作,进入解严前后怀柔的＂文化领导权＂实践,最后转为民营进入文学多元发展时代,它是台湾文坛的＂镜像＂;其二,《文讯》透过史料整理,保存文学历史,对作家的报道,出版、艺文动态的记录,对文学的研究,体现＂写史＂的企图,它是＂遗留态＂的历史;其三,文学期刊与文学历史是＂同型对应＂、＂同源互文＂和＂异构同质＂关系。《文讯》从文类、断代、区域、作家、题材等面向透过专题策划,呈现当代台湾文学众声喧哗、合力书写的历史。     

从李劼人现象反思“三十年代”文学史书写中的流派架构

以李劼人为个案来反思"三十年代"文学史书写中的流派构架所存在的缺失.同时,试图以"川西作家群"的表述方式来打破李劼人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困境.     

从李劼人现象反思“三十年代”文学史书写中的流派架构

以李劼人为个案来反思"三十年代"文学史书写中的流派构架所存在的缺失。同时,试图以"川西作家群"的表述方式来打破李劼人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困境。     

文学史书写视域下的朦胧诗经--以洪子诚四本文学史著作为中心

文学史作为朦胧诗研究重要场域,在其书写过程中对朦胧诗的经典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朦胧诗文学史书写的缺席到文学谱系的建立,历史轮廓的勾勒和细节史实的阐述以及各种思潮文化影响下的流动,朦胧诗与文学史互为因果,共同参与和完成了其经典化的建构过程。     

胡适文学史书写的叙史策略和现实诉求

胡适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一种"但开风气"的叙史方式——以呼应时代主题、推助现实社会变革的目的诉求对文学史进行"合目的"的建构。胡适为文学叙史背后始终有着文学史为时而著,治文学史以干预现实的目的。他把历史进化观念融入文学的进程,把"当代思想"放在白话文学逐渐演进的历史中展开,使中国文学的历史形成了伴随社会变革而朝向更进步、更现代的开放性结构,最重要的是,通过文学史书写实现了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的相互转化。     

“历史”与“文学”的共构——当代文学及其历史书写问题的反思

当代文学史写作自"重写文学史"浪潮兴起后,就一直是文学史研究的热点话题。由于时间上的近距离,当代文学的历史书写一直存在着变动性乃至对于书写者的挑战性。从当代文学本身的历史、现状出发,并结合已有的文学史写作,进而对当代文学史书写问题进行反思。     

新历史主义视野下中国新时期当代文学史的书写

新时期以来近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从政治范式到审美范式,再到文化范式的演变打开了对新历史主义精神的理解空间。新历史主义与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渊源和当代文学史对新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旨归遥相呼应。在这一互动中,当代文学史完成了对自我书写的确认,尽管这种确认仍处于否定未完成的状态。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的苏区书写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的苏区书写,自新中国成立即已开始,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结束.苏区叙述在文学史编纂中的起伏变化直至离场,关联着文学史书写的整个思潮背景的动态变迁,也关联着社会转型期文化价值的不断调整.在如今倡导文化自信和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语境下,将苏区文艺重新纳入人民文艺的叙事脉络,使其重返文学史场域,以期完整描述二十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图景,其应成为传承苏区精神的重要路径与课题.     

编写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一本文学史著作的观点和内容的创新,是针对教师过去接受的陈旧的文学史知识而言的,对学生来说,不存在新不新的问题.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在中国只有20来年的时间,应该说没有积累很丰富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遗产,以前的文学史框架、观念和大纲是过渡性的,教什么内容和不教什么内容,教师应有更多的自主性.叙述文学史不能自相矛盾,不能迁就历史上错误的观念,否则就不能说服学生.<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之所以采用以解读文学作品为主型,就是为了让历史通过作家的个人切身感受来获得传播和理解.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中外当代文艺作品中“红树林”书写论

主要以诗歌为载体的中外当代文艺作品中的＂红树林＂书写,在内容与形式上不太一样。本土显得有些单一、刻板;域外却与之相悖,更符合艺术的本性。     

宗教文学·中国宗教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关于“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构想

在中国现当代学术语境中,"宗教文学"的研究从概念、问题、理论到具体实践都存在较多的问题,最主要的表现是研究者往往致力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而忽视了宗教文学本身的研究。中国宗教和宗教文学都具有独特的自性,"中国宗教文学史"的建构必须符合这种对象属性,而"宗教性"的内涵标准和"大文学"的文体观念,正是构建民族本位宗教文学研究的重要原则之一。作为中国宗教文学史重要阶段的"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尤其可以体现此一原则的价值和意义。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及教学的思考

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标志性著作,受到学术界极高的赞誉,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仍存在一些不完备和值得补充的地方,比如关于"当代文学史"命名、关于"潜在写作"的定位和关于文本解读等,都有值得商榷和补充的必要。教师应该以"整体观"和文本细读作为学习的基础,兼容其他专著的优点和有代表性的论点,经过先"由厚到薄"再"从薄变厚"两个阶段,增加大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他们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学好"当代文学史"这门专业基础课。     

《当代彝文文学史》编撰考述

《当代彝文文学史》（1978—2018）是第一部以当代彝文文学发展历史作为考察对象的文学史专著,该书以文体为经,以代 表作家为纬,对当代不同时期彝文文学各文体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细致描述。从《当代彝文文学史》的文学观、分期及其原则和 方法、文学史观、可改进之处四个方面对该书的编撰进行考述,以探讨其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论当代宁夏回族作家的意象书写

当代宁夏回族作家的写作建构了一个深具清洁精神的审美意象世界。具体而言,回族作家对意象的营构集中在自然意象、宗教建筑意象和动物意象三个层面上。这些独具地域特色的意象选取,折射出回族作家在伊斯兰宗教文化浸润下对生命、信仰和人格的礼赞。回族文学对清洁意象的衷情书写,不仅揭示出回族文学与伊斯兰宗教文化的谐顺关系,同时也拓宽了回族文学的言说价值和精神内涵。     

困境与出路--新文学史学简论

“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依赖于人的主观判断而存在的“书写”行为,不同的“书写”主体总是会导致变化多端的“历史”形态。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写”,不能离开“虚构”的基本路线:一方面,文学史家必须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说话,保持最大限度的“客观”与“公正”;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作为历史的“预言家”说话,先验地裁决(假定)诸多无法充分证“实”或证“伪”的“历史现象”。     

左思《咏史》诗创作时间考

通过对<咏史>组诗内容本身的分析,联系左思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该组诗是作者对其自己一生的总结.基于这一点,<咏史>诗创作就应该是其晚年的某个时期集中创作出来的作品.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