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兵形势考

《汉书·艺文志》将兵书划分为四种,其中的兵形势,有学者认为是讲求军事行动运动性、灵活性的一个流派,有学者认为就是战术,但从先秦典籍来看,形势之"形",主要是指编制实力的组织管理,并兼及作战部署,而"势"则是潜在的预期效能,即编制实力经"形"的有效组织管理而转化成的战斗力。从《汉书·艺文志》看,《兵书略》对"形势"的定义与列入兵形势家的《尉缭子》《蚩尤》等书都与军队组织管理有关。从学科体系结构看,兵形势是类似于近现代"军务"职能的专守之事和专精之学,是传统兵学的四大分支之一,故兵权谋作为总的战略方针与战术方法,在整个兵学体系中发挥统摄作用,而形势、阴阳、技巧分别在治军众、通鬼神、管器械三个不同向度上支撑着权谋的实施。     

论东汉南匈奴的兵民合一——就南匈奴“胜兵”问题与林干先生商榷

《后汉书·南匈奴传》载永元二年（90年）,“南部连获克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南匈奴胜兵的性质,是南匈奴社会发展状况很重要的一个体现,不正确地理解,就无法说明东汉南匈奴的发展程度。目前,林干先生的看法代表了学界的一般看法,也有不同的意见,④有梁景之《“胜兵”解析》,阿尔丁夫《“胜兵”果真是“常备兵”么？——兼谈几部辞书存在的问题》和张莉《南匈奴胜兵性质新解》,笔者试图在他们的基础上加强论证,来说明东汉南匈奴兵民合一的问题。     

从“杀”字看《尉缭子》的治军思想

《尉缭子》是战国时的一部兵书,它的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对于《兵令》篇内容的争议比较多,其中有些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 研读《尉缭子·兵令篇》,首先遇到的是体例问题。在今本《尉缭子》中,该篇被分成《兵令上第二十三》和《兵令下第二十四》两篇,使原本前后文字衔接、思想连贯     

兵阴阳家与汉代军事

汉代一切军事活动 ,都深受术数与兵阴阳学的影响和支配 ,战争既是激烈的武装冲突 ,同时也是术数的诡谲对抗。汉代有大批兵阴阳家著作问世 ,军事术数形式有不少新的创造和发展 ,研习、传授者众多。兵阴阳家深刻影响了汉代战争的发生、进程和结局 ,也影响了汉代军队组织和军官选拔。由于兵阴阳家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亦存在着不利的影响 ,故汉王朝逐渐开始对社会上包括兵阴阳家在内的术数书籍和活动加以限制和控制。     

帛书《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及其思想史地位

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将春秋以来的阴阳观念运用于指导社会活动,提出了"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和"阳尊阴卑"的重要思想,奠定了黄老道家阴阳思想的理论基础,这四项内容在《管子》和《吕氏春秋》中逐步得到了细化和丰富。从帛书《黄帝四经》经《管子》到《吕氏春秋》,黄老道家的阴阳思想呈现出一条连续的、清晰的、不断推进的发展线索。研究者不能因为其中有浓厚的阴阳思想就简单地把它们看成是只属于阴阳家的思想,因为在邹衍创立阴阳家学派之前,这些思想就作为黄老道家的理论一直在流传和发展。邹衍吸取了黄老道家的阴阳思想,使之成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说,邹衍创立阴阳家学派,离不开黄老道家阴阳思想的理论贡献。     

《管子·轻重戊》篇“六峜”“六■”考辨

在《管子·轻重戊》篇中,有"六峜""六■"两个名词,关于二者具体指向,学界迄今仍无定论。在利用传世文献释义陷于瓶颈的情况下,或许可凭借出土文献寻求突破。周原等地甲骨上易卦符号■的释读以及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出土,为探究二者本义提供新的依据。经过考证分析,"六峜""六■"均指易卦数字卦符号本身,"■"并不是"峜"的讹字,二者区别体现在使用不同数字代指易卦数字卦符号。     

王弼哲学溯源——以经典诠释为中心

中国哲学是以经典诠释为基础的哲学之思,释经方法与本体追求密不可分地存在于哲人的经典诠释中。王弼为玄学之宗,其哲学语词、表述方式及思想指向,既继承又超越了两汉时期的天人相应之学,同时也为东晋时期佛教的讲论与传播提供了格义所需的思想依凭。基于经典诠释的变迁,追溯王弼哲学渊源,可以发现,王弼哲学主要通过汉末荆州学术及其经典诠释方法,同两汉思想传统历史地关联起来。当他秉持"得意忘言"的诠释理念,以"注""指略""略例"等释经方法,解读《老》《易》及《论语》时,诠释出的本体之"无"不仅贯通天道与人事,而且也启发了东晋士人对般若"空"义的解读与体悟。     

文化原型与文学意象视野下的《牡丹亭》

弗莱认为神话赋予仪式以原型意义,上古时期"禖""礿"祭祀,既是生育神话的仪式化表现,也是众多情爱主题文学作品的文化原型。《牡丹亭》在呼唤爱情、反抗礼教、礼赞人欲的主题之内,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学中长期隐匿的高禖崇拜。杜丽娘即是高禖的化身,"游园""惊梦"等情节是《礼记·月令》《诗经·溱洧》等描写的古代仲春风俗和先民信仰的再现。从先秦文学到汤显祖的时代,这个文化原型的接续具有鲜明的脉络,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学图谱。这正是《牡丹亭》"惊心动魄"的力量所在。     

《尉缭子浅说》序

《慰缭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兵书之一,初见著录于《汉书·艺文志》.惟其以分列于杂家(29篇)和兵形势家(31篇)两处,而其篇数又皆与今传本24篇之数不合,三种《尉缭子》究竟是一是二是三?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这是令人产生疑窦的问题.又今传本载有梁惠王与尉缭子的答问语,是尉缭当为梁惠王时人.     

论陆游蜀中诗之“兵魂”

陆游诗尤其是其蜀中诗集中地表现出"兵魂"特征,传达出陆游杀敌报国敢为国殇的情感。陆游蜀中诗"兵魂"的表现既有现实的"兵魂"、历史的"兵魂"也有梦想的"兵魂"。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歌领域,陆游以"兵魂"为代表的诗作都达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知识本位"下的无兵文化与"武士"的回归——科举时代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变迁

科举社会以"知识本位"为价值依归,视"学问"为官员录用与升迁的基本准则.社会上下莫不以读书为荣,"知识"的卡里斯马光环令"兵民"暗然失色.科举与行伍的尊卑高下,是传统文化尚文轻武价值取向的一种"显形"表现.科举制"以文取士"原则使"知识本位"与"权力本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同时也使中国无兵文化发展到极致.社会结构"有兵"还是"无兵"是划分传统与近代的重要标识之一,从"士农工商"到"兵农工商",虽一字之差,却折射了近代中国军事文化从"无兵"文化向"有兵"文化变迁之轨迹.     

论《文心雕龙》对“情性”“性情”的调遣及表达的理念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典文艺理论的巅峰之作,"情"字散见于全书50篇文章中的40篇。其中,"情性""性情"两个概念,未能引起龙学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文心雕龙》出现的"情性""性情",由于"性"和"情"的组合方式不同,所指对象、表达的意义也存在差异。这是两个偏正结构的词组,词序在前者是所指对象,在后者并非实指。与"性"相对应的是陶铸,与"情"相对应的是雕琢。刘勰认为,对人的天性的教化应以柔性方式为主,对情感的约束应以刚性方式为主。     

“久长”还是“天长”:南宋久长镇的地望考订及其对《宋史》纪事的订正作用

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417《赵葵传》校勘记认为:《赵葵传》"时金人陷蕲州者至久长,数十骑出山椒"之"久长"为"天长"之误,"山椒"为"全椒"之误。然细考当时宋金战争之形势,及《宋史》、《金史》其他相关纪传,可知《宋史·赵葵传》之"久长"、"山椒"不误,"久长"即《元丰九域志》所载之久长镇,此镇至南宋犹存。久长镇方位的确认,有助于澄清《宋史·赵葵传》及《扈再兴传》关于嘉定十四年宋金战争纪事含混不明及错误的地方。     

论荀子隆礼重法的军事伦理思想——从孔孟荀评管子论王霸说开去

荀子的军事论理思想继承儒家孔孟论兵思想,以礼义之统下的"仁义之兵"为治军的最高理想.同时,基于当时的社会形势,荀子还深刻认识到法的社会重要性,进而提出了"赏刑之兵"思想,作为对"仁义之兵"理想的现实补充,从而在理论上超迈了孔孟论兵思想,也奠定了荀子隆礼重法、王霸并重军事伦理思想的现实主义色彩.     

投稿须知

<正>《琼州学院学报》是琼州学院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全年6期,其中第1、3、4、6期为人文社科版,第2、5期为自然科学版。人文社科版主要栏目有":当代海南论坛""黎族·苗族·回族""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语言·艺术""历史·文化""教育·其他""艺术评论"等。一、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一)稿件须主题突出,论点鲜明,内容翔实,资料准确,层次清楚,文字通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     

墨家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

墨家是先秦诸子中最早公开进行学术批评的学派之一。尽管墨子思想与儒家思想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但墨子仍然对"儒之道足丧天下者四政焉"提出了批评;而墨子后学甚至还有对孔子本人的攻击。墨家的"兼爱""尚贤""右鬼""非命"诸论,则主要是针对道家杨朱学派"为我""不尚贤""无鬼"及"安于性命之情"之说的批评。在墨子时代,尽管阴阳、纵横、法、名、农、杂等其它诸子学派尚未正式形成,但它们的某些思想观点却已经存在,故《墨子》中也不乏对阴阳、纵横、法、名、农、杂及小说家等诸子学派观点的批评。     

王勃“龙朔变体”再探

学界普遍认为高宗龙朔诗坛流行"上官体""颂体诗"两种诗体,因而对王勃所批判的"龙朔变体"内涵的争议,一直围绕"上官体""颂体诗"和两者兼指三种意见展开。实际上,"上官体""颂体诗"都产生于贞观时期,其相对于贞观主体诗风而言都是诗坛之"变",王勃对这两种诗风均表不满;但"颂体诗"主要流行于高宗永徽、显庆年间,龙朔诗坛则几乎是"上官体"的天下,故"龙朔变体"只能是指向"上官体"。不过,二者不能等同,"龙朔变体"的具体内涵只限于《王勃集序》中提出的"上官体"之缺陷,至于"上官体"的其它特征则不在王勃批判之列,这也是其攻击"变体"而不直呼"上官体"的原因所在。     

《论语》“生而知之者上也”章释解

《论语·季氏》载孔子语:"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联系《论语》中的相关内容,结合孔子的思想,借鉴历代儒者的解读,可知"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困而不学"者分别指圣人、君子、小人和民;"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中的"之"之所指,也即认知的对象、内容是"仁"。至于"生而知之者,上也"等等,所涉及的决定人在认知上的差异的根源是什么,孔子未曾言及。     

“恒”:《恒先》哲学体系的核心

《恒先》构建了一个以"恒"为核心的哲学体系。"恒"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而且是人类世界的形而上根据。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恒"经过"或""气"等阶段的展开,生出了缤纷五彩的世界。在宇宙万物生成以后,"恒"作为本体还有着让万物复归本体的欲求。这与《老子》"道"的"无欲""有欲"思想有着类似之处。《恒先》的本体论主要是为其政治哲学提供形而上的基础。在《恒先》作者看来,人类世界虽然与本体世界不同,但最终都要符合本体"恒"的要求。只有在本体"恒"的"无为"思想指导下,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     

《大学》与当代政治文明

《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期发表了俞吾金先生《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一文,指陈了目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三种畸变现象",切中时弊,有振聋发聩之效果。而"神秘化""宗派化"之畸变又与学术研究严重脱离现实相关。传统文化的复兴以儒学为中心,而儒学的复兴当以《四书》为首要的认知材料,而《四书》的首篇为《大学》。所以,对《大学》的详细解剖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目前,"儒学"有无当代价值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而《大学》有无当代价值应是首当其冲的课题,需要作出明确的回答。所谓"当代价值"不仅是指古董式的文物价值,更主要的是指其现实应用价值,即人们常说的古代思想的现代转换。星移斗转,时空变换,思想文化也要与时俱进,新陈代谢,故真理也是相对的。然而自有历久弥新的"不朽"价值在,此即所谓"核心"价值、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共识。故孔子论三代文化有"损益""因革"之见,至今是我们认识文化的基本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