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抗逆力：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民生计系统“风险-脆弱性”应对策略研究

脱贫攻坚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同阶段实施的两大战略任务,脱贫攻坚解决了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问题,但农村生计系统中深层的风险脆弱性问题仍然存在,乡村振兴正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一个有效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应对农民生计系统的风险与脆弱性。风险与脆弱性是农村生计系统中相互关联程度很高的一对概念,通过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整合,构建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生计系统"风险-脆弱性"整合性分析框架,可以从不同维度和不同层次单元分析嵌入中国乡村生计系统中的"风险-脆弱性"的各种表现,并从建立风险意识、加强预警预报、提高抗逆保护、提升农户生计能力和开展救助保障等方面提出立体式、全过程农民生计抗逆力提升的应对措施和政策建议。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连片特困地区妇女贫困研究

在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我国扶贫攻坚主战场的背景下,连片特困地区的妇女贫困问题成为扶贫工作的新议题。从可持续生计视角来看,脆弱性是导致连片特困地区妇女贫困的重要原因,生计资本贫乏和脆弱性叠加成为制约连片特困地区妇女脱贫的主要障碍。当前,连片特困地区妇女脱贫需要以可持续生计建设为核心,通过环境改善、生产发展、权益保障、权能建设等增进生计资本,提高贫困妇女抵抗风险的能力,促进贫困妇女可持续发展。     

社会排斥、脆弱性和可持续生计:贫困的三种分析框架及比较

当对贫困内涵的理解从基本需求向多元贫困演变时,侧重于贫困不同维度的贫困分析框架也逐渐开始被广泛使用,对贫困分析的社会排斥分析框架、脆弱性分析框架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都可以单独用来对贫困问题进行分析,但如果将这三个分析框架整合成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维的贫困分析框架可以更能有效和系统地对贫困问题进行分析.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我国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的有机衔接

农民可持续生计内在地要求政府农村反贫困行动相互配合和有机衔接。因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与扶贫开发两项基本农村反贫困行动孤立进行,农民生计改善的非持续性已相当突出。为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建议突破目前最低生活保障仅为扶贫开发提供低保对象的劳动能力信息的衔接思路,实行三种衔接路径有机结合的复合型衔接模式,充分发挥两种反贫困行动在农民可持续生计目标实现中的协同作用,并进行三方面的配套性制度构建。     

摆脱农村贫困: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解释与政策选择

如何实现稳定且可持续脱贫,是实现脱贫攻坚战役全面胜利的关键。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解决"贫困难题",需要全面分析贫困成因,为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与发展创造基本条件。英国国际发展署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分析贫困成因和贫困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根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受外部脆弱性环境、贫困个体主观能动性和生计结果负反馈的制约,农村贫困人口脆弱性较大,生计资本相对匮乏,生计策略趋于简单和保守。因此,为帮助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需要从个体及外部环境着手,推动政策和制度变革,创造脱贫内生动力激发机制与外源动力机制,帮助贫困人口提升生计资本,提高其抵抗脆弱性风险的能力,改善生计结果,实现可持续脱贫。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贫困问题新议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针对新农村建设以来中国农民依然贫困的现实,文章分析了造成农民贫困现状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农民权利的缺失,因此要从根源解决问题,即要还农民以权利,提高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新时期要重新树立"重农"意识,增强作为农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通过"以工带农、以商带农"战略解决"三农"问题。     

人口双向流动中的西部地区农民科技信息需求与服务研究——基于贵州的调查

人口双向流动的结果是西部地区农村社会分离出了外出农民、留守农民、返乡农民三类群体,这三类群体因其对科技信息的需求偏好不同而引致了农村科技信息传播与服务的"两难"困境."两难"困境实际上是西部地区农村科技信息服务水平低下问题的外在表现,其内在致因还与体制机制、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等客观因素有关.因此要建立和完善西部地区农村科技信息服务体系就要牢固树立"需求决定供给"理念,要从各类型农民人文科技素质、"信息生产源"、组织管理体制、信息传播方式与服务模式等几方面着手以改善相关科技信息服务环境.     

信息“新穷人”与媒介产业结构的公共危机——基于阿玛蒂亚·森“权利理论”视角的分析

本文从"权利理论"中关于贫困与富裕成因的研究视角出发,分析当前社会"信息新穷人"的形成机制及其背后的产业结构问题。分析认为,与硬件缺乏所导致的信息贫困不同,信息"新穷人"并不等同于未接入现代媒介系统的人,而是已拥有互联网接入设备,却长期处于信息匮乏、信息劣质状态下的人群。信息"新穷人"的出现与当前媒介产业的发展模式息息相关。失序的个体媒介消费模式,与"反互联"的产业结构两方面因素共同促成了消费者"主动"与"被动"的信息贫困。解决之道在于产业层面的结构调整与价值规制。     

西藏易地搬迁家庭生计恢复力评估的调查研究

研究评估易地扶贫搬迁户生计恢复和发展能力对科学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实现西藏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钦韦（Chinwe）提出的生计恢复力理论,利用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山南市、日喀则市实地调查的291户家庭问卷数据,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三个维度构建贫困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各指标恢复力得分情况。结果显示,西藏易地扶贫搬迁户从原生活区搬迁出后,货币收入、财富储蓄、技能培训机会均有较大幅度提升,邻里信任度、家庭资助机会、社会组织参与度获得巨大提升。未来从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拓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方面,需要进一步丰富西藏农村经济的新业态,支持搬迁户参与劳动密集型特色产业,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撑体系改善搬迁生活、生产和发展环境,提升农户自我发展能力,着力修复移民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     

可持续生计视域下的被征地农民就业问题研究

1978-2008年3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催生了8300万被征地农民,农民的隐性失业问题随之显性化.当前以货币为主的征地补偿因无法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存问题而被看作是缺乏经济效用的补偿,部分被征地农民近期生存有忧、长远生计更无从谈起,部分被征地农民近期生存无忧、但远期生存有虑,总之,他们的长远生计无保障.就业是重建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唯一路径,也是其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本研究将被征地农民分为失地失业的大龄、女性农民,失地失业的青年农民、失地失业的富农三个类别,分析了失地后其所面临的失业、贫困风险,并基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探讨了三类群体可行的就业路径.     

贫困度量的国际探索与中国贫困线的确定

由于贫困是一种具有社会建构性的概念,如何度量贫困成为国际社会政策学界和扶贫领域中的难题之一。基于"生计维持"和"基本需要"的概念,"绝对贫困"长期以来一直是贫困度量的概念基础,其度量程序首先是衡量物质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最低水平,然后测定维持这一水平的生活所需的收入或消费水平。然而,贫困具有相对性,即贫困者在物质和社会生活的条件上处于一种相对于他人的匮乏状态。相对贫困的度量大多采用平均收入比例法,即当地民众平均收入之下的一个比例。无论是基于"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的概念,中国的贫困线都相对偏低。     

对我国农村政府信息公开的调查与思考

政府信息是新农村发展的基本资源之一,农民是否及时有效的获取政府的信息,对农民生活的改善和农村的建设有重要意义。从我国农村的政府信息公开实施情况调查显示:农村的政府信息公开不到位、农民的信息意识淡薄、农民对信息有大量的需求等问题。农村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存在一些障碍因素,有必要对我国农村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施改革。     

分配逻辑与贫困“再生”——乌蒙山矿区H村农民的生计问题考量

资源利益分配是建构生态文明矿区的一个核心问题。从发生学视角透视,资源利益分配的政策偏离与结果异化为矿区贫困问题"再生"提供了解释逻辑。通过对乌蒙山矿区H村E组农民生计问题进行考量后发现,国家以"顾全大局"的名义将矿区作为"局部利益",弱势的农民一直处于被牺牲的"局部"陷入"生存困境"。建立健全矿区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建设,完善资源利益的共享机制,调整并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实则矿区深度脱贫开发的关键之举;从顶层设计上搞好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可弥补矿区农民的利益损失规避贫困"再生"。     

穷人生计策略变迁理论及其对转型期中国反贫困之启示

生计作为正式的概念在1992年由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以来,从微观的视角,即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在1999年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提出后,成为理解和应对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工具之一,同时也不吝被各类非政府组织和研究者使用。由于农户的不同结构的生计资本,农民的实际生计策略和结果的形态也有很大的差异,表现出扩张型、集约化、多样化以及迁移型等生计类型。对贫困农户不同生计策略和形态的动因、制约因素以及存在的问题的理解,可以更好地形成相关的干预政策和策略。     

后脱贫时代农村精神贫困治理的现实思考

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全部实现后,中国农村将进入后脱贫时代。在后脱贫时代,农村精神贫困对解决相对贫困的制约性日益增强。因此,农村精神贫困治理在后脱贫时代占据重要地位,彰显现实价值。后脱贫时代的农村精神贫困指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因其精神需要未被有效满足而产生的以志气贫困与智识贫困为主要特征的思维困境,外显为精神生活匮乏的不理想生活方式。农村精神贫困的产生由物质贫困决定,同时受农民可行能力、传统贫困观、反贫困政策等因素影响。在后脱贫时代,农村精神贫困对相对贫困治理的主体力量、实践空间、发展目标产生消极影响。农村精神贫困治理也因此体现出了农民主体性、农村文化生态平衡性、国家发展文明性三重现实价值,对相对贫困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后脱贫时代需要通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经济基础;重视"志智"双提教育,增强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可行能力;丰富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文化生活,充分发挥文化的治理功能;优化反贫困政策,发挥其正向激励作用等措施来实现农村精神贫困治理。     

制度权利失衡:农民贫困问题的制度根源探析

农民贫困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农民贫困的根源不是源于农村和城乡之间内在的经济基础差异,而是源于凌驾于农村和城乡物质基础之上的不合理的制度设计。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农民贫困问题的现状源于产权制度的缺失、结构制度的差异、保障制度的偏颇、财政制度的歧视、法律制度的失灵、传统文化制度的禁锢。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出路在于—合理的制度设计。     

贫困文化——探寻西部农村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源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缩小贫困差距的战略进程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困恶性循环问题是最大的障碍.关注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不应仅仅着眼于收入水平或生活水平,能力贫困和文化贫困才是造成西部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而使所有这一切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源就是贫困文化.本文从福利经济学能力贫困的角度,以福利经济学"权力体系"的分析方法探寻贫困文化是如何桎梏西部农村地区脱贫致富的.     

政府信息公开“三需要”的现实操作

政府信息公开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体现,也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中关于"三需要"的规定引起了学界关于申请主体资格的争议与讨论。申请信息公开的主体,根据"三需要"条款的规定,被限制在与生产、生活、科研有关的范围内。通过对制度建设的理论分析,以及世界各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经验的比较研究,"三需要"不应成为对申请主体资格的限制,至多是说明理由的需要,从而提出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主体资格制度的发展路径。     

制约农民致富的制度分析

本文认为农民贫困有三重含义 :一是货币的和实物的收入低、享受的社会福利少 ,即收入贫困 ;二是创造财富和收入的能力差 ,即能力或人力资本的贫困 ;三是获取收入或财富和提高能力的权利和机会少 ,即权利和机会的贫困。这三重意义上的贫困内在联系 ,而且形成恶性循环。从根本上说 ,农民贫困是制度性贫困 ,是不合理的制度决定了农民贫困、制约了农民致富。现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税费制度、教育制度和政治体制中不合理的成分是导致农民贫困或不能致富的主要因素     

信息生态的哲学维度

"信息生态"是用生态学的视野考察人所生活的信息环境而形成的概念,也被用来表达生态观念与日益变得重要和复杂的信息环境之间的关联。它不仅是个社会问题,也是个哲学问题。从哲学上分析信息生态,需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展开和深化:一是自然生态和信息生态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其联系使得我们可以从自然生态的某些特征来关照信息生态,而且避免两种生态的失衡和恶化构成其共同的价值目标;其区别则使我们可以认清信息生态的某些特殊性,如信息生态作为一种客观精神与自然生态的不同属性,由此把握信息生态的本体论特征。二是信息世界的外化和内化的关系,从中揭示出人的内部主观信息世界和外部环境客观信息世界之间的相互映射和相互建构,因此,信息生态无非是无数人的"内心世界"外在化后所形成的"信息联合体",是信息处于客观流动的虚拟空间。三是对信息生态进行善恶的价值分析,从而重视信息活动的生态效应,不断改善信息环境,建构良好的信息生态,提升现代社会的文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