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授权立法

授权立法包括特别授权和法条授权两种基本方式.在这两种授权方式中,比较普遍采用的是法条授权立法.本文在回顾我国授权立法制度的发展、区别授权立法与职权立法的基础上,论述了授权立法的基本原则及其立法技术,指出了目前我国法条授权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改进法条授权立法的建议.     

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划分

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总体上可以分为七个历史时期。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总体思路是: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是,由于《立法法》所提供的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方法、划分标准、划分技术等没有能够实现和划分思路较为妥当的衔接,以至于前述划分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思路最终没有得以完全落实。《立法法》划分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方法是:对中央的专属立法事项作出列举性规定,对地方的立法事项作出原则性规定,并不作具体的罗列。该种划分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通过宪法对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进行划分不太现实,通过《立法法》等法律对其进行划分需要诠释其合宪性问题。     

论我国行政立法中的职权立法

行政立法分为职权立法和授权立法两种类型.西方国家强调行政立法的授权性,而我国现行体制强调行政立法的职权性.行政职权立法在我国相当长一段时期还有存在的理由和空间,执行性、组织性、程序性的职权立法具有基于行政权的执行功能和裁量属性之上的正当性,但与授权立法相比,其内在缺陷是致命的.因此,有必要也有可能实现职权立法体制向授权立法体制的转变.     

我国职权立法辨析

职权立法是与授权立法相对应的一种立法类型 ,基于立法权的相关理论分析 ,职权立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它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向其他国家机关分权的一种形式 ,是我国现行立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它与授权立法在权力发生根据、权力存在时间、所受立法监督以及目的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立法解决机制之完善

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已经成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问题。现存解决机制无论是就抽象权限还是具体权限的争议解决,都存在诸多缺陷。按照法治化的思路,对立法解决机制的完善应该依循减轻中央对地方的影响、增加地方对中央的相对自主以及两者在利益交涉上的平衡为路径加以实现,以突出立法解决机制重在争议预防的策略。     

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

民族问题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历久而常新的课题。在中国 ,实践证明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时 ,建立完备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 ,将民族区域自治建设纳入法治轨道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本文着重研究民族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民族自治地方立法 ,文章明确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在我国法制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分析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规范性认识及其特征 ,并在全面检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成就及问题的基础上 ,指出了新世纪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目标选择     

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合法性

对立法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将会推动立法质量的提高.关于合法性的涵义,多数学者主张应该是英文“Legitimacy”的汉译,既指要求“合法律性”、更要求“合理性”、“正当性”.笔者主张应从英文“Legality”方面认识合法性,只要求符合实在法的规定,满足“合法律性”即可,不需要从自然法、正义法的角度提出要求.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合法性有其独特性,可以从立法主体、立法权限、立法内容、立法程序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与依法治国

加强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而当前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与这一要求尚有一定的差距,急需从立法体制、立法程序、立法技术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逐步使民族自治地方的各项工作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以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     

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能力建设研究

立法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立法主体完成立法任务、达成立法目标所体现出来的综合素质及所 具备的条件和水平,其高低受制于立法队伍、立法机构、立法机制等诸多因素。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新立法法的实施,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需求猛增,立法任务繁重与立法能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针对当前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能力建设存 在的问题,建议将健全立法体制机制、加强立法队伍建设、完善专门立法机构、加强对地方立法工作的指导作为立法能力建设 的路径选择。     

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指导思想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指导思想是立法中的灵魂和核心因素,准确把握其内涵和基本内容,明确指导思想间的逻辑关联,对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立法体制的模式问题研究

立法体制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接决定一国立法体制的因素是该国的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由政体决定的各国横向立法权限划分的模式有立法机关优越、三机关平列制约、行政机关优越、立法机关至上等类型。由国家结构形式决定的各国纵向立法权限划分的模式有中央完全集权、地方完全分权、分权———集权、集权———分权等类型。我国的立法体制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和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结构形式决定的。《立法法》在遵循 1 982年宪法确立的立法体制框架不变的基础上 ,使我国立法体制在立法事项、授权立法和法律渊源等方面得到具体化、明晰化和定型化。其运行的总趋势将是 :横向立法权限将从行政机关向权力机关集中 ;纵向立法权限将从地方向中央集中     

论民族自治机关立法的“变通”权——对《立法法》第66条第2款的理解

西方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就提到法律随民族而成长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是自治权中的重要内容,是民族自治法规立法的灵魂。本文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立论上重新考虑和评析了《立法法》第66条第2款,通过从民事的和刑事的两个方面的案例来洞见出这款但书背后的实践窘境,反复考量这样的立法例究竟是否属于形式上的合宪还是实质上的违宪。     

论深圳经济特区地方立法创新的历史、特色与前景

深圳地方立法权经历了一个从“授权立法”到“较大市立法”的演变过程,形成了以创新为基本特色的立法实践。其创新体现为立法理念和立法建制两方面,表现为先行性、兼容性、突破性、补充性。深圳立法创新解开了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内在缺陷的固有症结,并对中国立法体制改革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途径。     

论地方先行立法权

地方先行立法权是我国《立法法》第64条第2款赋予地方立法机关的一项权力,具有创新性、从属性、试验性和效率性等特征。地方先行立法权的行使必须满足主体适格、范围特定和条件成熟三项要件。针对地方先行立法权行使可能造成的危害,我国应从时间、内容、程序三个方面对其予以规制。     

授权立法中的授权机关范围之比较研究

授权立法理论是法学理论中的一个较小的问题,学术界对其研究并不踊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国的授权立法实践却极为活跃.而确立授权机关的范围则是完善授权立法的基本问题之一.文章力图以比较研究的方法,辅以历史分析的方法,在对各主要西方国家与我国在授权机关范围作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在<立法法>中进一步明确界定我国授权机关范围的建议.     

设区的市立法权限限制研究

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设区的市立法权限涉及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但《立法法》对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规定,未能顾及“较大的市”和部分新赋权的设区的市立法的实际需求。在立法实践中,某些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越过了立法权限的边界,存在越权立法的现象。因此,需要调整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限制模式,建立纵向合理的立法“分权”体制,赋予设区的市相对完整的地方立法权,并通过立法批准等控权机制加强对设区的市立法的监督和指导。     

关于自治条例若干问题的探讨

自治条例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一种特殊的地方性法规 ,它与一般性地方立法在制定机关、制定的权限范围以及制定程序上有较大区别 ;自治条例的立法范围一般是由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规定的应由民族自治地方管理的地方民族事务 ;自治条例根据我国宪法、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具体法律、法规的规定享有一定的立法变通权 ,但其行使又有一定的限制     

关于我国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思考

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弊端,结合西方国家行政许可立法模式,对行政许可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     

我国的授权立法制度

授权立法在当代已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我国在实践上也大量采用授权立法 ,但是这项制度在我国一直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立法法》出台以后 ,确认了一些授权立法的具体规则 ,然而作为一项制度 ,授权立法在我国仍然需要不断的完善。探讨我国授权立法的现状 ,《立法法》中确认的授权立法规则 ,以及我国授权立法制度的完善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