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川省押租习惯的制度化及其地方实践:以荣县档案为侧重

既有研究多从经济史角度观察近代川省押租现象,在近代法律史视野中,民国四川常见的押租习惯,是观察国家制度与基层实践之间互动的一个生动样本,也是深化对民间法认识的一个侧面。     

后民法典时代的法律实践:传统民事制度的法典化类型与民国基层诉讼

民国时期立法机关移植大陆法系民法体例制定中国民法典,传统民事制度面临三种遭遇,一是通过独立保留原有制度的方式嵌入到新的民法体系中;二是以西方民法理论重述原有制度的内容,将传统制度重新界定后纳入民法典体系;三是不再作为正式的法律制度而成为民法典之外的民间习惯。这种以不同方式赶搭法典化班车的"搭车模式",是中西民事制度差异及法律移植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导致的。在民国基层仍讲求化解纠纷的实用主义司法程序中,不同类型的传统民事制度在基层诉讼中也就表现出不同的法律实践样貌。     

民间社会规范在基层司法中的应用

目前,习惯等民间社会规范在基层司法中的作用开始受到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并产生了一些积极的社会效果.基于我国的社会实际,习惯等民间规范在纠纷解决和基层司法中的作用远远大于立法,而其作用方式主要是通过调解由当事人选择适用,同时在审判中以经验法则、自由裁量和个案衡平等方式出现,而基层法院和上诉审法院在民间规范的应用上存在着本质和功能的不同.然而,民间规范最适宜的生存与作用空间是在民间社会和自治领域,因此司法机关的使命是支持基层自治、通过司法审查制约民间规范的合法作用,以及平衡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之间的冲突.     

民国时期四川会理县讲理公所考察

民国时期四川会理县讲理公所是不同于正式的国家司法但又与之密切相关的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它由民间自发形成、后受官方推动,其运行有效地联接了国家司法与民间社会.梳理其由来、发展与变革,可呈现出民国基层法律生活的某一个侧面.     

从分家析产制度看习惯法的司法适用必要性

在没有法律之前，作为首选的行为准则即是习惯。司法的目的是通过平息纠纷以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保证其良好运行。我们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应考虑本土法律文化的继承问题。习惯作为法律渊源之一，在法律判决中应遵从“无法律从习惯”的基本法理。在司法实践层面，基层法院存在着如何适用民间习惯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应该得到司法者的重视与思考。     

滇西北特困民族社会转型中法律冲突的调适

滇西北特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传统法律制度.在当代社会转型中,滇西北特困民族的传统法律制度与国家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冲突,具体表现在国家正式社会组织制度与少数民族原有制度、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国家与民间原有纠纷解决机制、传统制度理念与现代国家制度理念四个方面.国家对滇西北特困民族社会转型中法律制度冲突上的调适选择可以采用在一定程度、范围内承认他们在民间社会中进行相对"自治",让民间法具有适当的作用空间.     

民国检察官的刑事和解及当代启示——以浙江龙泉司法档案为例

晚清以还,西法引入加剧了法律现代化与法律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国家法已经废除的刑事和解在民国基层司法中依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龙泉司法档案中反映出的刑事和解主要集中在检察官起诉阶段,而检察官刑事和解分为检察官主持调解和官批民调两种模式。它对当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和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西方法律制度作为背景资源,坚持本土法律发展的自主性,实现传统文化的革新,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也是一种学术担当。     

论民间习惯的边缘化

民间习惯是法律的渊源,而向法律输出规则的过程也是习惯被边缘化的过程。在判例法制度下,经过法官适用的习惯具有了法律的效力,从而与纯粹的民间习惯产生分野。使习惯成为习惯法的是两种因素,即习惯自身的规范性与法官对这种规范性的确信,而法官的确信则是使习惯转变为习惯法的主导因素。凝聚在判例法中的习惯法经过法律人的加工,成为司法活动和法学研究反思的对象,逐渐脱离大众实践而成为一种在法律人之间共享的知识。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习惯则成为法律的配角——非正式法律传统。这是民间习惯自身的历史命运。     

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路径及其走向

民俗习惯作为人们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民间规则,具有其深厚的生存土壤。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有利于实现定分止争,促进社会和谐。司法适用的民俗习惯必须是善良风俗,其有效运作的范围主要是诉讼调解过程。应发挥司法能动性,充分运用法律方法,从制定法中为其寻找可能的空间,重视案例指导制度对民俗习惯司法适用的参考作用。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制度瓶颈,要真正发挥民俗习惯在司法中的价值,需要理论上的突破和制度上的创新。     

法学向度的民间习惯调查与汇编

民间习惯调查与汇编是法律发展的一个资源性要素。在法制史上,很多国家都曾进行过规模宏大的习惯调查。通过习惯调查,立法者可以充分认识法律制度运作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司法者可以得到适用习惯解决纠纷的第一手材料。因此,立法者和司法者均有可能成为习惯调查的推动因素;学者是习惯的理论加工者,更是习惯调查的主力。语言沟通和民间权威的崩解是当前习惯调查者面临的两大主要障碍。     

民国时期的婚约规制与民间习惯

民国时期，中国近代以来西方法文化与本土传统法文化的博弈并未结束。传统婚姻观念与习惯，在民间仍然固守着自己的领地，从而导致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在司法上的冲突。以婚约为标本对此进行法社会学考察，探索二者调适和整合的路径，于当下仍可以为借鉴。     

民俗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价值与运用

民俗习惯对中国的司法实践不仅具有理论上的价值,更有现实的作用,包括实用、补充、转化三种功能.从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角度,对民俗习惯与国家法互动进行分析,可以印证民俗习惯对中国司法的理论价值与现实作用.因此,要充分重视民俗习惯在解决纠纷、和谐司法中的作用.     

论民初司法大量适用民事习惯的历史原因

为了深入探讨民事习惯在民初司法实践中被大量适用的历史原因,并揭示传统民事习惯在民初法律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应用动态观察及案例分析等方法,对民初法律发展的社会环境和传统习惯在法律生活中的社会基础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民初司法界大量适用民事习惯的原因,除了这一时期法律规范的不足或不完善外,还与民初过渡性的历史特征以及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有关。近代法律深入社会后,传统民事习惯非但没有退出,反而借助近代司法制度从民间社会浮现出来,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国家法的体系中。     

论我国司法解释的主体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目前实行二元一级司法解释体制,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对法院审判工作中和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具有解释权。本文从司法资源、司法效益及公正、法制统一及检察机关职能等角度出发,认为应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并提出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一元二级司法解释体制的设想。     

穗港澳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比较

穗港澳民俗文化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由于三地同处岭南 ,且在同一文化圈内 ,因而三地在民风习俗方面有不少相同之处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性质的差异以及与西方交往的程度不同 ,又决定了三地民俗无论在源流、具体内容 ,还是在中西民俗交融的程度上 ,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民事习惯在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及其启示——以风水习惯为例

在民国时期湖南的坟山案件中,风水习惯被广泛地运用,并有力地推动了纠纷的解决。这与当时的社会观念、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判例制度密不可分。新施行的《民法总则》规定了习惯的抽象法源地位,但在司法实践中仍面临着法官对民事习惯的使用不足,相关的适用规则缺乏和审案标准不一等隐忧。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与检视,可以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在今天的司法实践中,有必要加强对习惯的使用,开展服务于司法的民事习惯调查,同时对善俗与恶俗进行区分,尤其是要分清封建迷信和正常社会心理之间的界限。     

民国时期黔东南民族地区审判主体的多样性及其原因探析

黔东南是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地区。民国时期,黔东南地区审判主体比较多。除了法律规定的县长、审判官、检察官等人可以审判民刑案件外,县乡军政官员、保长、甲长、理老、寨老等人也可以审判民刑纠纷。民国时期黔东南审判主体较多的原因主要包括政局动荡、吏治腐败、交通不便及历史传统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探讨民国时期黔东南民族地区审判主体的多样性及其原因对当前的法制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民间法研究学术报告(2007年)

2007年是中国民间法研究稳步发展的一年.学术界通过对民间法的本体研究、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研究、各类民间法研究、民间法的司法运用研究,促进了中国民间法研究的发展.从总体上看,中国民间法研究正呈现出两种研究路向:一是走向日常生活的民间法研究,另一是深入司法实践的民间法研究.而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民间法研究的自觉性学术建设、民间法的个案研究与整体考量的协调、各类民间法研究的平衡发展、民间法司法运用的制度与机制建设.     

论民间法的识别

民间法的识别是指当事人对民间习惯的证明以及法官对该习惯的认可程序,是民间法进入司法过程的前提。民间习惯是法律的渊源之一,此命题充其量为民间习惯进入司法过程提供了合法性,但没有可操作性,而民间习惯进入司法过程需要进一步的当事人举证和法官的识别过程。民间习惯的调查与汇编可以视为民间法识别的一个理论环节,可为民间法提供直观的物质载体,为民间法识别提供直接和直观的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只有经过证明的民间习惯才能作为法律渊源而得到法官的引用,该证明义务应由主张习惯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识别相关案件中的民间规则乃是法官的职权,在当下中国属于自由裁量的范畴。     

农村地区法治与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农村地区法治建设既衔接了国家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目标,也是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催化剂。但目前,农村政策与农村地区法治间的相互抵触及乡规民约与农村地区法治的紧张关系无不影响着农村地区的法治化进程。因此,需整合农村地区的法治资源,推动农村法治保障并规范村民自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