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词与北宋党争

北宋党争是构成苏轼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其仕途沉浮的主要因素。苏轼最早的词作是外放抗州时所写《浪淘沙》，党争最残酷的时期迎来了诗人词作的高峰期，《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许多代表作诞生于这一时期，并形成了苏词重情的突出特色。苏词中反映了党争对其创作的影响。     

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性质论

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 ,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有关这两个党争的性质的探讨却不够深入 ,本文在分别分析了牛李党争与新旧党争的性质后 ,又对比了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时期的这两次党争的异同 ,指出牛李党争是封建前后过渡期士庶混一政治斗争的产物 ,而北宋新旧党争则是封建庶族政权内部为维护皇权的稳固和强化中央集权 ,采取不同的政治措施的态度和观点的争论。     

论黄庭坚和北宋党争

黄庭坚不幸落入“北宋党争”的漩涡中，升降沉浮，蒙受冤屈。后期的黄庭坚，逍遥而不消沉，更多转向诗歌与书法的发展，使之成为一名杰出诗人和书法家。     

北宋党争与苏轼的陶渊明情结

作为"触媒",北宋党争激活并深化了苏轼对陶渊明的历史记忆,使之产生陶渊明情结;同时,在社会背景、文化结构和时代接受心理的共同影响下,苏轼根据现实处境的需要对陶渊明重新进行了诠释和建构.在习陶和陶过程中,苏轼将自身旷达超脱的精神气质注入到陶诗冲淡平和的外壳中,体现了特有的直面命运和"应物"的处穷哲理,并使其得以从中排遣情累,自我镇定,达到情感的内在超越和净化.     

北宋文官政治与熙丰党争

本文从剖析北宋文官集团的社会心理和行政管理入手 ,认为北宋文官政治具有两大特性 ,其一 ,矛盾的复合性格 ;其二 ,低下的行政效率。这两大特性使得文官政治成为党争的源泉和推进剂。而在此制度背景下展开的王安石变法难免陷入党争泥潭 ,终至新法尽废而互讦不已。     

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

北宋的党争不仅是政见之争,也是学术思想、文学观念的冲突和论争。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否定诗赋取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其立足点,则不尽相同,一为重实用,一为重道德。苏轼和他周围的文人对诗赋取士持开明的态度。在苏轼等人的影响下,北宋后期的辞赋各体均有人尝试创作。绍述以后,新党用事,复罢诗赋取士,北宋末期文人的荒疏学问和辞赋鄙俚与此有很大关系。由于以怨报怨的恶性党争,北宋后期少有大胆论政的辞赋力作。随着元以来党争的加剧,畏祸心理在这时期的辞赋中有显著表现,而且,辞赋中越来越浸入悲凉之气,宁静平和的心境逐渐让位于悲苦不振的心绪。     

台谏对北宋仁宗年间党争的危害

朋党之争与宋代政治息息相关,且贯穿了整个大宋王朝的政治发展史。仁宗时期的党争是宋朝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党争,对后来熙、丰时期的党争产生了较大影响。两宋时期,随着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的加强,监察制度也进一步发展。宋真宗时御史台与谏院合二为一的趋势逐渐形成,这使得宋朝台谏的职能远远超过了唐朝,面对党争——宋朝政局动荡的最直接反映,台谏在党争中的作用亦不能被忽视。     

北宋诗人使用杜诗典故论略

在宋代崇杜、学杜的背景下,北宋诗人作诗喜用杜诗典故。北宋初期的王禹偁是最早较多使用杜诗典故的诗人。北宋中期的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部分诗人都大量使用杜诗典故,苏轼是北宋使用杜诗典故最多的诗人。江西诗派也普遍喜用杜诗典故,江西诗派中使用杜诗典故最多的诗人是黄庭坚。     

试析陶诗之理的表现方式

东晋是充满哲理与玄思的时代 ,在文学创作中 ,“理过其辞 ,淡乎寡味”① 的玄言诗流行诗坛近百年。玄言诗以平淡之辞寓精微之理 ,其很快衰微并屡被后人所诟病并非仅因为其谈玄论道的内容 ,主要在于它直接以理语议论切入的方式 ,破坏了诗歌以艺术形象为表现手段的本质特征 ,不符合诗歌的美感要求 ,因此缺乏感染人心的艺术效果。陶渊明卓立于东晋中晚期的诗坛之上 ,时风所及 ,其诗集中陈述哲理之篇什十之七八。这些诗歌的美学风貌与玄言诗迥然有别 ,其原因在于陶诗之理具有独特的表现方式。陶诗理语主要陈述诗人在现实人生中思考感悟的生死祸…     

北宋后期的陶潜热与宋诗学转向

熙宁元年,宋神宗登基变法,北宋历史进入后期阶段。在诗歌领域,已经显露自家面目的宋调也在追求新变。继韩愈、杜甫之后,宋人上承中晚唐人,找到了新的诗学典范——陶渊明。故本文通过从唐代到北宋,官方民间日渐兴起的靖节祠修建与祭祀活动,从中可以窥知当时的时代精神,发现尊崇陶渊明的社会潮流及其诗学意义。尤其是宋人别具只眼地从陶诗中挖掘出的"反常合道"的奇趣诗论,更俨然成为宋人标举陶诗的最高境界与北宋后期诗学的终极目标。     

北宋党争影响下的历史琐闻笔记创作

北宋党争频仍.在党争影响下,北宋笔记形成了四种创作趋向:或平实尚典,褒贬不扬;或关注时政,忠义爱君;或宣泄愤懑、追忆师友;或挟私违公,曲为回护.从文学和史学发展来看,北宋党争为历史琐闻笔记的成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其价值和成就深受后世史学家、文学家的推崇,对后世影响深远.     

略论北宋党争背景下山谷词的转型

北宋中后期的党争,对词的创作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山谷词是其中的一个显例。正是在党争背景下,山谷词的后期创作完成了词体的诗化、词意的延展、词风趋向沉郁的转型,由此使山谷词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地。     

郝经与方回和陶《饮酒》诗之比较

郝经和方回作为元代追和陶渊明《饮酒》诗人的代表,其诗歌都是借和陶诗的形式浇自己之块垒。但由于各自人生追求以及生活境遇的不同,在对诗酒生活的描写、对功名节操的态度以及对陶渊明精神的取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反映了陶渊明《饮酒》诗对元代诗人多层面的广泛影响。     

郝经与方回和陶《饮酒》诗之比较

郝经和方回作为元代追和陶渊明《饮酒》诗人的代表，其诗歌都是借和陶诗的形式浇自己之块垒。但由于各自人生追求以及生活境遇的不同，在对诗酒生活的描写、对功名节操的态度以及对陶渊明精神的取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反映了陶渊明《饮酒》诗对元代诗人多层面的广泛影响。     

从北宋科举制度的变革看洛蜀党争的起因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将诗赋取士改成经义取士,这一改革举措,在元祐更化时引起了争议。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支持经义取士,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支持诗赋取士,双方由此产生政治分歧。产生这种政治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双方都希望通过控制科举取士制度巩固和扩大己方的政治影响力。洛蜀党争的导火索,是司马光的去世,使得科举制度之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随着党争的日益深入,科举取士的制度天平也随之发生倾斜。南宋以后,经义取士制度也随着程朱理学的崛起而日益稳固,并逐渐发展成八股文取士制度。     

北宋交通与梅尧臣的纪行诗

北宋前期,梅尧臣是毫无争议的最重要的诗人,在他现存的30卷近三千首诗里,大约有四、五百首纪行诗。纪行诗虽然包含着各种艺术手法,但从根本上说是叙事性的,正是这种叙事性给宋诗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同时,纪行诗的创作也有赖于政治的统一、交通的发达和文化的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梅尧臣的这些作品早已超越了纪行诗的范围。     

朝鲜朝与明朝党争特征之比较

朝鲜与明朝都产生过较为激烈的党争,且影响较大。与明朝党争相比,朝鲜党争的性质更为清晰。朝鲜公论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党争成员基本上属于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上有高度的自觉性,因此党争基本上起源于士大夫内部的分化,其中朱子学思想和观点的分歧在党争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比例。而明朝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党争参与者的身份多样,各种派别在皇权的制约下相互牵制和抗衡,阳明学的产生和发展更是对官方朱子学产生了冲击,也对明朝党争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与明朝党争的比较,更容易发现朝鲜王朝党争的特殊性。     

试论陶诗的风力

钟嵘在《诗品》中对陶渊明的诗作了“又协左思风力”的评述。历来研陶者有的认为左思诗中那种豪迈高亢的情思,劲挺矫健的笔调,浑厚的风格和高远的境界,都对陶诗没有多少影响的痕迹,而觉得这种提法不恰当。有的又仅从字句的胎袭或用事的相通方面比附,专从形式方面进行探讨。如游国思曾经想在陶诗字句里找出左诗的影响,共找出了七联,其中认为左思《招隐》诗中“杖策招隐士,荒途横古今”,确可定为渊明《和刘柴桑》诗“山泽久见招”,“荒途无归人”二语所本;“聊欲投吾簪”,确可定     

朝鲜诗家李瀷论杜诗

朝鲜诗家李瀷对杜甫的诗歌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论析,包括对杜诗的细读,如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八哀诗》中《赠司空王公思礼》、《故司徒李公光弼》、《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等诗,虽存在主观臆断现象,但新见叠出.李潩还对杜诗的词语进行了考释、辨析,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见解.李瀷更以比较批评法论杜诗,把杜甫与李白、韩愈、屈原等诗人作对比,在比较中见杜诗风神.这些解构,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李瀷在各家注杜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了正确的释义,大胆纠正了许多前人注杜的纰漏、错误;李瀷更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用实证的方法考究杜诗,提出了注释杜诗的方法——“以杜释杜”.李瀷的杜诗研究是世界范围内杜甫研究的有益补充和丰富,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