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钱业公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1928-1938)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政府加强了对汉口钱业公会等工商同业组织的监督和管理.作为金融市场中的重要组织力量,汉口钱业公会在稳定市场交易秩序、统一货币、救济金融风潮等诸多方面,与地方政府形成了有效的互动,共同促进了汉口金融业的发展.但由于各自利害关系不同,二者在金融债券、金融政策及税收等方面又难免发生冲突.在钱业公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中,汉口商会充当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这种互动关系,是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一个缩影.     

自来水与清末民初汉口的城市生活

自来水的使用不仅革命性地提高了清末民初汉口城市居民饮用水质量,而且积极促进了汉口城市消防、社会组织、城市居家卫生乃至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发展,提升了清末民初汉口城市现代化水平,在汉口城市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重构汉口城市发展的历史叙事——罗威廉《汉口》的城市史研究方法评析

美国学者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摒弃西方学者惯用的"欧洲中心论"视角,将焦点对准中国城市发展的"内生性",力图在近世中国历史发展的背景中探寻汉口生长发育的缘由,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别开生面、跌宕多姿的汉口城市史。罗氏运用区域分析法,从中国经济地理的大格局看汉口,从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历史发展大势看汉口,从区域互动的角度看汉口,由此对汉口崛起的历史缘由、汉口作为"天下四聚"的历史角色进行了更加深刻的诠释。罗氏继而运用"国家—社会"理论并辅之以社会结构分析,为我们重构了一段汉口商业与社会的历史叙事。这些分析与研究虽限于汉口一地,却具有显著的方法论意义,对于研究近世以来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尤具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探略

影响汉口商业文化最本质的原因是地理位置。汉口处两江交汇之地又兼为九州之腹心,九省之通衢,其地利条件是商业和商业文化发达的客观基础。汉口城市的繁荣还离不开历史机遇和主观动力,这尤其表现在汉口开埠使西方商业文化渗入,传统的商业格局开始解体,从而为武汉城市的近代化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而张之洞对武汉的打造则为近代汉口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了主观的动力。由于汉口城市的商业特性和移民特性,本土文化、异地文化和西洋文化熔铸于一炉,汉口商业文化呈现出五方杂处,华洋纷呈的特色。这种“大杂处”,形成了汉口对异质文化开放和包容的城市性格,使汉口城市在近代化的转型中较少有传统的羁绊,易于接受新事物,并能随新而变,与时俱进,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东洋之芝加哥”。     

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再探

商业文化是在商品流通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商业特质的文化现象。明清时期汉口城市迅猛崛起,从芦苇丛生的河滩废壤一跃而成为“四大名镇”之首、“天下四聚”之一的商业巨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奇迹。与其繁荣的商业相适应,汉口也有它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消费文化等是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的主要构成。     

清至民国时期徽商与汉口市镇的发展

胡适先生所说的"无徽不成镇"不仅是指徽商在外经商的人数之多,而且也包含有徽商在外经商,对当地城市的发展有着突出贡献这一含义。徽商在汉经商,加快了商品流通的速度,促进了汉口商业的发展,推动了汉口城市化的进程。此外,徽商亦商亦儒也为汉口人树立了"儒商"的典范,通过对汉口公共领域的积极参与促进了汉口城镇的安定与繁荣,而这种行为的内在动因正是来源于徽商饱读儒家经典。     

近代汉口大众文化娱乐空间的聚散与城市发展

大众文化娱乐空间是城市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政治、经济与发展变迁影响着大众文化娱乐空间的分布。近代汉口大众文化娱乐空间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历经了一个由聚而散、散而再聚的过程。明末清初,汉口城镇发轫和商业繁华之初,后湖因其优美的风景和丰富的娱乐项目,加之紧邻繁华商肆,成为汉口大众文化娱乐的第一次集聚地。在汉口进入城市现代化转型和城市空间拓展阶段时,城市中心由沿河向沿江方向移位,原本集中的文化娱乐中心被分散的会馆、茶园、街头和一些临时性西式娱乐场所替代,此为汉口文化娱乐空间的离散时期。在城市发展日臻完善后,中心商业区形成,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汉口民众乐园应运而生,成为市民日常狂欢之地,成为汉口文化娱乐空间的再次集聚。大众文化娱乐中心与城市发展呈现出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的联动效应。     

明中后期汉口商镇勃兴原因探析

明中后期汉口从一隅荒滩迅速发展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汉口的迅猛勃兴既有赖于江汉大市场的久远商业积淀、卓越的贸易区位优势、正在形成的全国市场,还与当地商民和有为官员的共同努力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些因素形成的历史合力的推动下,明代汉口虽不断遭受天灾人祸的遏制,却仍能在短短几十年里实现从渔村到天下名镇的巨变。     

国民党统治时期汉口钱庄的衰败

钱庄有悠久的历史。最早的钱庄是产生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旧式金融机构,它在货币兑换、调剂头寸、助于商业方面起到过历史作用。近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在外力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封建的钱庄,其性质也象中国社会一样逐渐畸形化。它既保持着与中小商业的密切联系,也带有越来越浓重的买办性。它与封建势力有瓜葛,但也越来越注意投资于近代民族工商业。但,就其基本特性来看,近代钱庄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还是其代表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汉口钱庄亦如此。尽管出于种种原因,有些人过分夸大汉口钱庄的金融势力和作用,近代汉口钱庄一直是与外国银行、国内银行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其实,这种“一直”足不存在的。(但是,近代汉口钱庄确实有过象本世纪头二十年那     

近代汉口钱庄性质的转变

汉口是旧中国华中地区的商业和金融中心,而“素称各业之冠”的钱庄则为汉口旧式金融业的重要支柱.以清末(公元1908年)为例,汉口有钱庄121家,而同期票号只有32家,官银号只有2家.鸦片战争以前,汉口钱庄是封建性的金融机构,它是适应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起初,它的业务仅有服务于商业的“兑换”一项,后来逐渐发展演变为四种主要业务:兑换、存放款、汇兑及发行“钱票”和“庄票”.近代,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旧式金融机构当然不能超然度外,汉口钱庄也脱离了原有的轨道,在性质上发生了两种变化.第一种变化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的不断扩大所引起的汉口钱庄的买办性;第二种变化是十九世纪末期汉口的钱庄向民族资本主义的转化.当然,这两种变化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一鸦片战争后,汉口由鸦片战争前的华中土货总汇中心一变而为侵略者在华中掠夺原料、倾销洋货的集散地,商业资本卷入国际     

近代汉口市政发展与城市形象的变化

汉口市政自清朝末期开始近代化进程,民国初期官办市政不振而民间市政参与的自由度大增,1927年后汉口市政发展步入黄金时代,沦陷时期元气大伤,至抗战胜利后始终难以复原。与此相应,汉口的城市形象屡有变化：从颇具国际影响的商业大都会,到令人迷恋的＂完全市场＂,进而成为国际化的现代大都市,尔后则沦为被人诅咒的＂行尸＂与＂地狱＂,最终定影于破落失意的坏都市。近代汉口市政发展与城市形象的变化说明：政府市政作为与否与市政发展的良莠直接影响城市形象的塑造,且政府愈是强势,市政对城市形象的塑造影响愈大;在严重受制于战争时,市政发展状态对城市形象塑造带来的更多是负面影响。此外,民间市政参与的自由度、市政管理思想的开放与否,也影响了城市形象的塑造。     

党权与邮权:汉口邮务工会成立案研究(1932—1933)

1928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开始颁布一系列法案和政令重组大革命时期的民众团体组织,以拓展其在社会中的权控范围。汉口邮务工会作为邮政体制下的邮工组织,在成立伊始,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而引发邮潮。这一过程中,汉口特别市党部依据整理民众团体的法律,极力推动汉口邮务工会的成立,此时与湖北邮务管理局的立场发生严重冲突,市党部虽积极承认工会的合法性,然而这一法律依据却遭到了交通部的行政命令式的否认,最后在私人协商情境下达成了一个非正式协议。国民党团体指导权和政府邮政管理权之间的冲突在此一事件中充分表现出来,纠纷最终在维护地方治安的共同旨趣下悄然解决。     

清末汉口贸易地位的转变与武汉现代化的开启

汉口作为明清时期(1840年前)的商业巨镇,于1861年开埠后,其贸易地位与角色发生了转换,即由传统的内陆贸易转运中心到面向国际的大商埠的转换。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徐徐开启了武汉现代化的进程,但在1861年至1889年张之洞督鄂之前,这种现代化是外源性的、被动的,从张之洞督鄂至清廷灭亡,武汉现代化的启动呈加速态势,在这一进程中,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金代商业管理机构探微

金朝统治的百余年间,中国北方地区商品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商业管理机构逐渐完善。这一时期,金朝政府为加强对商业活动的控制,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完整的机构以管理境内贸易及其在边境地区进行的榷场贸易;此外,政府还建立了严密的禁榷机构以维护国家对特定商品的垄断经营权。在国家不断强化商业管理机构的同时,作为民间商业自律组织的行会也在不断发展。这些官方与民间商业管理机构的建立,对促进金朝商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组织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

调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基层组织机构及管理者、组织能够维护工人利益等方面的信任度较低.相对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对高层组织机构及管理者、组织能够维护自身发展能力和工友利益等方面则信任度较高.个体状况与生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信任状况有较大影响.企业可以从加强农民工组织参与、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和谐组织互动机制、加强企业信任文化建设、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等方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信任.     

从民间市政参与看辛亥革命对民初汉口商界的积极影响——以1912-1915年汉口城市重建为视点

民初汉口商界积极参与城市重建:商会试图争取城市重建主导权,协调于政府与商界之间;业主与业主会则为争取重建参与权,维护商界乃至城市的根本利益,而屡屡杯葛政府.透过城市重建过程中的民间市政参与,我们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对民初汉口商界的多方面积极影响:它增强了汉口商界的城市自豪感与主体意识,推使其投身于城市重建事务之中;为汉口商界积累了参与城市事务的政治资本,使其拥有了杯葛政府的底气;为汉口商界争取城市重建事务的话语权提供了思想武器;使城市重建过程中官商之间政治、经济关系朝着有利于商界的方向调整.     

适应新形势促进新发展--天津市商业行业组织建设的情况和对策

我们称谓的商业行业组织包括现在通称的商业行业联合会、协会、同业会、商会、行会等各种名称的商业行业性、自律性法人社会团体.商业行业组织,就是同一行业领域中的大部分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依据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则,自愿成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性组织.它的宗旨是为政府和行业服务;对本行业的保护和自律.职能是依据<章程>,遵循市场规则,制订"行规"、"合约",协调本行业事务,协调本行业内外相关事宜,实行行业自律,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提供社会服务,促进行业发展.     

论中国近代城市产生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近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是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近代城市在其产生与发展中，呈现出其自身的特点：开埠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起始点，开埠前，即使是较发达的汉口、天津、上海等城市，也仅仅是国内货物的集散地，但开埠却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近代化拉开了帷幕；“因商而兴”是中国城市向近代化发展的基础，由开埠通商而产生的巨大商业力量，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中的新动力，商业功能日益成为近代城市的主要功能；由于兴办近代企业，使城市发展有了独立的经济保障和经济依托，从而加快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发展步伐。     

近代汉口商业资本探微——兼论近代中国商业资本

近代汉口开埠通商之后,出现了一批了新兴商业资本,到清末民初达到其发展的顶峰。就是在这一黄金时期,商业资本主导了汉口城市经济社会。与西欧近代早期商业资本相比,近代汉口商业资本也有着多元投资、投机与创新等诸多特性,这些特性间接或直接地推动了近代经济转型。最后,纵观中国近代商业资本史得出：商业资本是工业资本的前驱,前者在近代经济转型中曾有过重要的历史贡献。     

我国商业物流配送中心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商业零售行业竞争的日益加剧,我国商业物流配送中心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较之国外先进商业物流配送业的发展水平以及我国商业零售业快速扩张的需求而言,我国的商业物流配送中心在配送比例、物流成本、信息化水平、配送技巧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我们需要在共同配送中心建设、自建配送中心培育、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物流人才培养、外资引进、第三方与第四方物流的发展等方面加快改革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