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下古代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辨析

在我国古代持续十一个世纪的佛经翻译过程中,关于经文的"文质之争"从未停止过。借助翻译文化研究的新视角来看,"文质之争"不仅仅是翻译方法或译文风格上的分歧,而是反映了在译入语文化的操纵下,译者如何对"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做出的选择。     

试论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

信、达、雅之争和直译、意译之争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的延续.面对这场翻译标准的争论,不应各执一端.对于文质之争、信达雅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它们的本质并不是矛盾的,而应该是互补的.对此辜正坤先生提出的"多元互补论"就是很好的立意,有益于正确认识我国翻译史上一脉相承的翻译标准的争论.     

论佛经中译美学的渊源及其嬗变

任何翻译都是译者所处历史环境价值观及翻译受众所遵循的美学思想范式的体现。我们以佛经中译为研究对象,按后汉至南北朝为前期、南北朝至隋朝为中期、隋以后为后期的时段,从原文文体的虚化至调和、翻译受众的一元至三元、翻译目的从存在到弘扬这3个方面,考察中国佛经翻译美学的渊源及其从偏"文"、偏"质"到"文质兼重"翻译方法的历史嬗变。     

中西传统与新诗的现代性

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是新诗现代性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借助诗人本人的翻译这一中介,中国新诗作者立足于中国本土语境,使新诗有了自己不同于旧诗的新的形式,新的声音、语调和思维方式.中国现代诗学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批判与接受,是在中国诗人接受了西方诗学影响的背景中进行的.20世纪中国许多诗人的"夭折",其中很大的原因,即在于他们没有始终以"诗人"自命,没有将书写"诗人之诗"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     

勒菲弗尔对中国佛经翻译的误读

在《中西翻译思想》中勒菲弗尔对比并分析了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佛经翻译的特点。但是勒菲弗尔对于中国佛经翻译文化背景的解读并不全面,因此他对于佛经翻译中的口授,翻译文体,忠实观等存在误读,并且过去强调佛经翻译初期无原本这一偶然性的影响,甚至把它归结为一种文化传统。     

论先秦诗学的“《诗》学”特征

先秦诗学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发端,虽有很多文献资料都有对"诗"的议论,但先秦诗学具有显著的文献之"《诗》"的特点,而非我们现在理论强调的文体之"诗"学。     

释僧祐之翻译观解读——基于释僧祐论译经文本差异化缘由视角

分析释僧祐论译经文本差异化原因,结合罗宾逊、蒙代、纽马克以及弗米尔的翻译观点,解读释僧祐在佛经翻译过程中所持的翻译观,包括对佛经和译经语言差异、佛经译者才趣差异、译经“文质”和详略差异的评述。     

略论《文心雕龙》的文质观

文质观,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刘勰巨著《文心雕龙》,建立了一个以文质结合新范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一种建立在"自然之道"基础上的文质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更是传统文质观的理论内容的更新。     

《文心雕龙》之文质观论析

文质观,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刘勰巨著《文心雕龙》,建立了一个以文质结合新范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一种建立在"自然之道"基础上的文质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更是传统文质观的理论内容的更新。     

诗学观视角下探析林语堂英译《讨武瞾檄》--以林语堂译本《Lady Wu》为例

文化翻译学派代表人物勒弗维尔提出诗学观对翻译有深远影响,在翻译研究领域被广泛关注。《讨武"檄》是我国古代檄文中为数不多的经典之作,林语堂在其长篇传纪文学《Lady Wu》中将此文全篇收录并翻译。林语堂英译《讨武"檄》受到何种诗学观的影响,以及体现何种诗学特点,值得深入研究。本文考察《讨武"檄》英译文在字词、句式、修辞以及历史典故层面的诗学翻译策略,揭示译者诗学观对翻译的影响。     

中国翻译思想发展及分期概论

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翻译活动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翻译理论,按照思想的形成大致可以划分为六个时期:即,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形成期、转折期、发展期、鼎盛期以及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的形成期。从这六个方面概述了中国翻译思想的发展足迹,反思了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概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中国古代诗学整体评价之我见──对比较诗学中一种观点的质疑

本文对比较诗学研究中的一种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古代诗学同西方诗学一样，具有自己的科学体系，具有理论观念的多元性，与西方诗学既各建格局又交叉渗透，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各具自身不可取代的特点，而不存在优劣之分。     

中国翻译思想发展及分期概论

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翻译活动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翻译理论，按照思想的形成大致可以划分为六个时期：即，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形成期、转折期、发展期、鼎盛期以及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的形成期。从这六个方面概述了中国翻译思想的发展足迹，反思了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概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论翻译学和翻译的实质

一、中国的翻译学研究翻译学同其他语言学分科一样是古今中外许多学者共同创造的成果,从古代的翻译研究到现代翻译学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虽然在语言学分科中,翻译学显得比较薄弱,但近年来研究颇多,很有起色。我国自汉唐以来就有对翻译理论的探索,大约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代翻译研究。汉唐诸代从翻译佛经的实践涉及到若干翻译理论问题。鲁迅曾做了简要的概括:“中国之译佛经,汉末为直……六朝真是‘达’而‘雅’了……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     

中古时期口语书面语之争与“诗笔之辨”

王充、葛洪提出口语、书面语之争的关键之处在"易晓",此后口语、书面语之争表现在"诗"与"笔"的语言表达形式上,有着异向发展、不同追求。"诗"由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的口语化,经曹植、陆机、谢灵运诸人提倡藻饰、对仗等,又发展至沈约"三易",回归口语化的"易读诵"。"笔"由曹操诸人的口语化表达,经历了越来越藻饰化进而成为与口语对立的规则化的骈文,但其各种规则也集中到"易读诵"上。而且,佛经也在追求翻译的"易读诵"。诗、笔、佛经同是"易读诵",却有回归口语化或对立口语化、转化口语化的不同,这就是诗歌与非诗歌、文言文与白话文、口语与书面语貌似天壤之隔而又有所沟通、有所融和,古代的文学语言正是在如此的循环往复中被人们运用着的。     

鸠摩罗什:丝绸之路成就的佛经翻译批评家

鸠摩罗什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来自西域龟兹的佛教高僧,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佛学家和教育家,是古代少数民族的杰出代表。十六个世纪以来,他的佛经翻译批评对中国佛教发展、对中华文化整体发展乃至世界文化交流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鸠摩罗什通过翻译批评实践,不仅以一种新的范式复译了诸多佛典,产出了大量影响深远、脍炙人口的新译本,而且建立了通行几个世纪的一套译经新规范。因此,他也是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佛经翻译批评家。翻译批评家鸠摩罗什不但缘于丝绸之路,而且为丝绸之路之兴盛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一带一路"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长安文化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

古代中国长安文化铺就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因佛教之教义较符合长安文化的一些哲学思想,所以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统治者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也促进了佛教的发展。阐述了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发展历程,并概述了一些翻译大师如安世高、道安、鸠摩罗什、玄奘等取得的非凡成就。     

浅论佛经翻译的不可译性

佛经翻译在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佛经翻译之初,关于究竟应该采用何种对应之意来翻译佛意,一直众说纷纭。有人主张直接以中国的道家、儒家的义理对应佛意,也有人认为＂孔老非佛＂而主张佛经的不可译性。从翻译一词的源与本探究了不同时代＂孔老是佛＂与＂孔老非佛＂的争论,进而浅谈佛经翻译的不可译性。     

鲁迅与翻译小述

作为中国翻译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鲁迅的翻译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宁信而不顺"和"直译"继承了古代文质说和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说,他的"洋气"翻译思想对后来的翻译思想有很大的启示作用。鲁迅的翻译思想可以说是为翻译目的服务的,本文将从他的翻译目的入手开始他与翻译的简单综述。     

朦胧中清晰的轮廓:中国翻译历史及理论发展之佛经翻译探索

虽然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然而典籍浩瀚、哲理丰富、蕴含广博深奥的佛教是世界上其它的宗教都无法与之相比。纵观中国翻译事业,佛经翻译不仅是中国翻译的起点,且悠久的中国翻译史有半部是佛经翻译史。佛经的翻译有力地推动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对中国历史、政治、宗教、哲学、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为中国翻译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佛经翻译活动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