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由佛归儒到以儒衡佛——熊十力思想的归趣

熊十力的思想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1918年以前,熊十力对王船山、老庄和佛学都有兴趣,思想比较杂乱;1920年后到支那内学院研究佛学,成为轮回论的信徒;1922年到北大讲授唯识学,自创《新唯识论》;1949年后,熊十力的思想从《新唯识论》时期的＂摄用归体＂逐渐向＂摄体归用＂转化,完成了＂由佛归儒＂到＂以儒衡佛＂的最终转折,以一个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而终其一生。     

马一浮对熊十力《尊闻录》之异议及其影响

经考证,《尊闻录》是熊十力在其"新唯识论"体系成型之前的最后一部探索性著作,体现了一种非现成性本体论思路,熊十力本是据此思路来建构其哲学体系,但马一浮对《尊闻录》的异议却最终导致了熊十力在建构"新唯识论"体系时基本放弃了此一思路,而接受了马氏的现成性本体论思路。     

民国时期熊十力与船山学研究

熊十力的《心书》（1918）、《新唯识论》（1944）、《读经示要》（1945）等著作既反映了熊十力对王船山的学术思想的认识历程,也大体反映了民国时期熊十力对王船山学术思想的研究情况。《心书》所论王船山学术是熊十力早年思考人生与哲学关系之时对船山“道器一元”论的初步体悟;《新唯识论》则以“翕辟成变”说对船山易学之“乾坤并建”等宇宙观有继承有批判;《读经示要》以“尊生”“明有”“主动”“率性”四说对王船山学术及精神进行了总体评价,其有认同王船山学术之处,也有不认同之处。总之,因熊十力的哲学宗主、宗旨不同,其为学之道与王船山也就同趣异旨。     

马一浮对熊十力《新唯识论》中《明心》章之影响

熊十力<新唯识论>初稿的基本思路本是承续<尊闻录>而"以变易为体".但马一浮对这一思路却明确而强烈地表示反对,致使熊十力对原有思路渐生疑虑,并在撰写<新唯识论>后半部的主体部分<明心>章时觉得下笔甚难.熊十力最终请马一浮替其改定<明心>章且"从之不疑".马一浮的改定使<明心>章放弃了"以变易为体"的非现成性本体论思路,逐渐转向马一浮所主张的"变中见常"的现成性本体论思路.     

熊十力对“种子说”的批判及其对佛教心性本体论的扬弃

种子说是唯识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但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却对种子说进行了针对性的批判,熊氏新论与唯识学之间的根本分歧由此可见一斑。熊氏对种子说的批判不仅反映出与唯识学相比,熊氏本体论更接近于中国化佛学的心性论,而且体现了熊十力在根本立场上已经脱离了非本体的佛学本体论,立"仁心"、"本心"为本体,从而为近代中国哲学建立起更加可靠的本体来。     

熊十力哲学文本的一种解读——读程志华教授《熊十力哲学研究》

熊十力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实际开山者,其哲学建构不仅开启了现代新儒家思潮,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哲学的走向。因此,熊十力哲学始终就是诠释现代中国哲学精神的重要依据。基于此,对于熊十力哲学的研究近年来经久不衰,且不断有力作涌现。尽管程志华教授的专著《熊十力哲学研究--“新唯识论”之理论体系》乃众多相关论著中的“一种”,但它以自觉而明确的方法论意识而“别具一格”。     

景海峰著《熊十力》评介

最近收到东大图书公司印行的世界哲学家丛书《熊十力》一册,由大陆青年学者景海峰执笔。一口气读完,觉得这是一部高质素的著作,故乐于为之评介。这部书有三个特点:(1)文笔流畅,能够掌握到时代的脉搏;(2)资料丰富;(3)对于熊先生的思想有相当同情和了解。全书共分6章:(1)熊十力与中国现代哲学;(2)“新唯识论”源流探析;(3)近代唯识学复兴的最后归趋;(4)体用观的形而上终结;(5)本体论架构;(6)量论索迹。还有附录3篇:(1)熊十力小传;(2)著作考述;(3)学行年表,外加参考书目.以下再作比较详细的论析。     

熊十力和胡塞尔的本体论学说

把本体论的问题与意识结构的分析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共同特点。熊十力结合易经的宇宙演化论和佛家法相亲的意识理论，为传统的儒家哲学提供了一种严密的本体论体系。胡塞尔通过考察意识活动的构成作用更加清楚地说明了存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许多不谋而合之处表明东方和西方的思想界在本体论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的兴趣和洞察力。     

性智、量智与涵养--熊十力量论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推衍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最初写作构思中包括境论、量论两部分,大致相当于现代哲学中的存在论与认识论.熊十力没有写出关于量论的系统性著述,但他终生都在思考量论问题,已经形成了实质性的量论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证悟本体的性智,以性智统摄量智的明体达用,以涵养工夫实现本心呈现的即用见体.与其存在论上的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相一致,在认识论上,熊十力把证悟本体的性智落实到量智的发用流行和涵养工夫上,形成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翕辟成变,从而在借鉴中国、印度、西方三方面智慧的基础上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量论体系.     

让文本自己说话——《纯粹哲学丛书》读后

倡导严格学术性的“纯粹哲学丛书”(叶秀山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在这样的时刻出版,对于中国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是值得关注的。在近二十年,中国哲学书出版的数量,可能超过此前近代以来的总和。但是真正有价值的书,却可能难以与先前相比。例如,现在还没有出现如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金岳霖的《论道》、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等代表那一时代一种时代精神而意蕴深邃的著作。这其中     

当代东方儒学复兴的启示

东方儒学成为东、西方共同瞩目的研究对象是在当代的事 ,然而东方儒学作为东方学的一个概念的成立 ,却是有着深厚的全球文化背景和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无论从东、西文化的差别 ,东方文化的不同类型 ,以及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圈内各国所受到儒学的影响来讲 ,儒学都应该成为东方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今日的儒学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古老的学术文化层面 ,它经历了近代以后东西文化的碰撞、冲突、融和 ,经历了东亚一些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 ,以及文化的觉醒而得到新生 ;在内容上 ,它包容了东方以及东方学在地理、政治、经济 ,乃至民族、文化、文明、社会发展、经济活动等多方面的内涵。当代东方儒学的复兴 ,给我们作为儒学原发地的中国 ,对于儒学的重新认识和定位 ,及儒学研究的发展 ,都带来了十分重要的启示     

佛教搭台，儒家唱戏 ——试论儒家在佛教语境中的“被动宗教化”

近年来,在有关儒家是不是宗教的讨论中,人们完全忽略了佛教在儒家宗教化中的历史作用,即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引儒入佛,诠释儒家,宣传儒家,将儒家的思想义理、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统统吸收为自己的方便法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早已被佛教宗教化了。儒家在佛教语境中的这种被动宗教化对于当今的儒家文化传播富有启发意义,即我们完全可以主动借助佛教的宗教平台来传播和弘扬儒家文化,这无疑也是儒家宗教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儒学对佛教的批评及佛教的回应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 ,它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论体系乃至行为、生活等都与儒学发生冲突 ,儒学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的角度对佛教进行了批评 ,佛教对此也作出了回应 ,批评与回应的焦点和重点是伦理观。     

梁漱溟论儒佛异同与会通

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梁漱溟超越文化上的夷夏之争和伦理矛盾的冲突,在广义的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梁漱溟认为,儒佛二学只是手段、途径、步骤的不同而已,二者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世间所面对的许多困惑与苦难,儒、佛对生命意义关怀的一致性,使其同为人类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梁漱溟把大乘佛学的佛性说与儒家的仁心相沟通,在一定意义上,使佛家的“无我为本”与儒家的“有本不穷”会通了起来,这为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探讨心性开辟了重要的理路。由于梁漱溟思想上亦儒亦佛的二重性,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被佛化了。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尽管如此,构成梁漱溟思想理论主体的仍是儒学。     

简论儒、释、道的义利观

以儒学为骨干 ,以佛教、道教为其两个分支而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 ,不仅有其各自的义利观 ,而且也有其在各自义利观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儒家重义轻利、佛家轻利重义、道家兼而有之。科学分析并认识总结儒、释、道的义利观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实为学术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项光荣任务     

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

中唐以后直至宋初,佛教在士人知识分子的揭露批判声中,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契嵩的融合儒释,一方面表征了他对佛教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张显了他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契嵩入世归儒的思想和实践对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士人礼佛参禅画卷涂抹了重彩一笔。     

柳宗元的“统合儒佛”思想及其复性路向

中唐时期,面对佛教压力,为了复兴儒学,柳宗元提出了援佛入儒,统合儒释的思路。柳宗元认为儒佛相合于“性”,因此要想复兴儒学就必须吸取佛教心性论思想精髓,从“复性”入手,而复性思路的提出为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宋初佛教儒学化之管窥——以契嵩《辅教编》为例

运用文献史料,高度评价了契嵩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与调和佛儒关系上的贡献和地位。分析认为,宋初儒者排佛思潮高涨,佛家对此往往采取规避、辩解的立场。并认为,契嵩针对当时的排佛思潮用雄辩的议论和系统的理论回应了各种排佛主张,强调儒、释之道一贯,并著《辅教编》论述“儒释会通”思想,不仅缩短了佛儒之间的距离,而且在促使佛教儒学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调和与融通之间：唐宋变迁视野下的三教互动

直至中唐以前,佛教与道教虽曾各倡调和之论,历朝君主也有调和之举,但都是对三者关系的外在安顿,儒佛道之间真正融通并未措手。大约中唐前后,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道教尽展本土宗教的全部特色。儒学也自觉危机,遂由韩愈肇其始,而由宋代理学家最终毕其功,融汇佛道的合理精髓,再构宋学的思想体系,最终夺回三教关系的话语主权。在此过程中,佛道两家进一步将儒学价值观自觉纳入教义,主动向儒家靠拢。而宋代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个人在崇道好佛上各有轩轾,却始终以调和三教为基本国策,但仍有值得抉发的历史细节,勾划出统治者从三教调和的外在安顿向三教融通的格局砥定的政策走向。这些变化与互动,构成了思想领域中唐宋变革的一大主题。     

论理学开山周敦颐的学术特色

出佛入儒、出道入儒、由"治国"转向"治心"为周敦颐学术思想的三个基本特色.他出佛入儒的思想轨迹,在<爱莲说>中得到集中的展现.他出道入儒的思想轨迹,在<太极图说>中得到集中的展现.他突破了经学家讲儒学的政治哲学话语,讲出了儒家的人生哲学,以"孔颜之乐"为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