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客观必然性及战略选择

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近年来发展比较迅速,但是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研究不够深入,缺乏合适的理论支持,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探索,根据福建省民营企业发展的具体特点和优势,从福建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地区与策略选择上探讨一条合理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之路.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内部影响因素——基于温州微观层面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聚焦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内部影响因素,通过匹配温州市商务局的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温州民营企业的微观数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和非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存在较大的内部差异.进一步地,通过构建二值选择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和出口倾向是民营企业对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共同正向影响因素;而在民营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生产率和技术能力也是正向影响因素,企业内部管理效率则是负向影响因素.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民营企业对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与推进措施

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既有优势和较大的发展前景,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风险。对外投资规模发展速度较快、投资规模急剧扩大,投资区域日趋广泛、但仍以亚洲地区为主,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但是总的来说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不合理,对外投资企业的经营效率也比较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应有计划地选择投资地区和投资方式,慎重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同时政府、企业应该积极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良性发展。     

企业“走出去”:鼓励“小弟”超越“大哥”

正2015年,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把目光投向海外,"走出去"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而在这宏大的境外投资热潮中,中国民企功不可没。过去中国企业参与海外投资,是国企"大哥"带着民企"小弟"玩儿,如今"小弟"们正在迅速成长,大有超越"大哥"之势。民企掀对外投资并购潮近些年来,民营企业已经或正在成为中国对外投资并购的主力军。过去中国"走出去"主要靠贸易,如今中国使用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均开始迅猛发展。到2014年年末,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已达到8826亿美元,其中民营企业约占30%。2014年对     

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文献回顾与我国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技术进步影响的研究文献回顾,并根据2004～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基于C-D生产函数方法的产业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出灰色绝对关联度、灰色相对关联度和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各行业产业技术进步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其中批发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和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这方面的作用尤其显著.     

中国走向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的战略路径

中国已成为世界生产大国和贸易大国,但对外直接投资却相对滞后,中国与世界上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相比,在投资的主体、产业、区域、方式以及政府支持等方面差距甚远。中国要实现向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的跨越,必须着力培育有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优化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扩大对发达国家的学习型投资,加大跨国并购和整合的力度,并充分发挥政府的支持功能。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的实证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发展极为迅速,这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也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本文就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和阶段检验两方面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本文选取了中国1982-2009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对比分析,并运用对外投资绩效(OND)指数,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其次,本文选取1982-2009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数据,以及2003-2009年间各省区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运用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IDP理论),就中国以及中国不同地区海外投资发展阶段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已经处于第三阶段以及中国东部地区已经越过第三阶段进入到第四阶段早期的结论;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高速发展的趋势。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化解产能过剩?——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理论,分析了不同动机的中国工业企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化解产能过剩的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测算了产能利用率,以测算出的产能利用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过剩的化解作用,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比投资前有所提升,过剩产能得到化解;不同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不同,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化解方式直接,化解效果更显著,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凭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属于间接方式,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较慢。     

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及其变化研究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资源型、成本型转换到目前的综合（市场＋生产＋信息）型。开拓东道国市场、建立国际性生产与流通网络、专利与信息收集以及劳动力保证与利用成为日本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动机。随着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剧烈变动下的各区域区位条件以及比较优势的变化，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区域性差异与变化更为明显。日本对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区域的直接投资动机的综合型特征进一步强化，对亚洲直接投资的基本动机从成本型向市场主导的复合型（市场＋生产）转换，而对华直接投资动机则处于从成本型向生产主导的复合型（生产＋市场）的过渡之中。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尚反映出行业间的巨大差异及其变化，尤其是制造业追求建立国际性生产与流通网络的生产驱动型投资动机急剧增加。     

国际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动态学

国际投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先进国家通过对外投资拉动落后国家的发展和产业升级,中国却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主动获得产业升级。通过模型分析,得出中国清晰的产品内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路径:首先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分散生产嵌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与分工网络,然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并购高附加值生产链进而主导整个价值链,再通过全球范围内分散生产将附加值生产链分包出去。     

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法律防范措施

近来我国几大能源企业多次进行海外能源直接投资,然而从我国能源企业对外投资的实践来看,能源投资领域属于政治风险高发领域,我国的几大能源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在对外投资中遭受到严重的政治风险。中国能源企业自身应该采取一些法律措施以防范政治风险。具体的措施包括:采用不同的能源投资形式、投保海外投资保险、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以及投资者——东道国仲裁。     

中国企业FDI的海外进入模式及其投资绩效的实证研究

海外进入模式的选择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策。对中国企业FDI海外进入模式的投资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关键指标对其经营绩效和市场价值进行了综合比较,进而归纳出海外进入模式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影响较为显著。中国企业应结合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选择适合的海外进入模式。     

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评估研究

根据2011年世界银行学会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数据,筛选出中国石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33个国家风险因素;在运用SACE指数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实际情况,引入地缘政治和“中国威胁论”因素,作了分析研究。提出,从企业层面以东道国发展差异分类应对风险,从政府层面应尽快组建与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风险评级机构和体系。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分析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然而与世界水平相比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方式主要有两种 :新建企业和跨国并购。尽管我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发展 ,但同时也存在着规模小、能力弱、管理滞后和人才缺乏等不少亟须解决的问题。     

我国文化企业的多层次直接融资模式探析

近年来,我国各生命周期阶段文化企业的直接融资模式总体上呈现出以少数几种内源直接融资为基础、各类外源直接融资为主的多层次趋势。其中,外源直接融资在初创期和成长早期以非正式资本市场各种私募股权融资为主、债权融资为次;成长后期和成熟期则以正式资本市场丰富的公募股权及债权融资为主,以特殊的私募股权及债权融资为次。然而,目前绝大多数早期未上市文化企业通过非正式资本市场吸纳私募法人股权资本和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等私募机构股权基金的直接融资通道不畅。基于文化产业关联的文化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完善的资本退出渠道以及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回归股权投资的本位功能有益于解决这一难题。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利用1987—2006年的数据,借鉴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促进作用,虽然作用强度不大,但从长期看,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尤其是通过对科技发达、研发投入丰富国家的直接投资能使我们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从而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     

“一带一路”视域下民营企业的海外传播策略

针对“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建设带动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引发民营企业在转型升级、投融资等方面出现的困难,对民营企业海外传播的重要作用、遭遇的瓶颈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认为,民营企业在海外传播时存在对海外市场的政策法规、消费习惯与合作渠道等信息匮乏,抵抗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的意识和能力欠缺,中国企业的品牌形象塑造能力有待提高等一系列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应主动发挥导向作用,为民营企业提供海外传播的政策支持,并着力打造公共服务平台,建立海外投资相关的数据库;各种智库应发挥信息服务职能,为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具有指引性、专业化的行业信息;整合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优势资源,对接国内供需产业链,促进企业间合作运营;政府、企业、媒体与智库应发挥联动效应,走市场化路径,帮助民营企业建立沟通交流的平台和资源整合的机制,推进民营企业“走出去”,带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     

“火箭助推”模型——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

民营经济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战略选择,在综合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民营经济对外投资的“火箭助推”模型,并结合目前形势给出了民营经济对外投资的政策建议,认为民营经济通过对外投资中的学习与创新,最终要向建立世界品牌努力,实现中国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     

论私募股权基金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角色与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中国企业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步伐日益加 快。在中国企业参与到全球产业竞争的进程中,私募股权应积极融入其中。私募股权不仅是企业海外投 资的一种营利方式,也是企业海外投资的金融性并购手段。私募股权具有广泛的关系网络,可获得深层 信息。它的介入可淡化国家色彩,拓宽融资渠道,提高企业并购能力。此外,私募股权可利用其丰富的经 验与人才储备为并购提供支持。私募股权基金可通过发挥其优势助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但也可能给企 业带来一定风险。目前,我国私募股权在筹集、运作、退出等环节都面临较大的法律障碍。为充分发挥私 募股权基金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作用,我国应加快相关制度建设,对私募股权进行有效监管以防范 风险,适当推进杠杆收购以完善融资途径,加快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优化退出机制,并给予适当税收优 惠与更好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