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梦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拿着一个遥控器，上面写着“春”“夏”“秋”“冬”。我一摁“春”，花就开了，青蛙也来了；我一摁“夏”，天就阴了，要下雨了；我一摁“秋”，秋天来了，果子熟了：我一摁“冬”，雪花就飘落下来。可有意思了!我真想拥有一只可以控制四季的遥控器。     

博弈中的我与“他人”

“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构成“非我“的有自然和“他人”。我与“非我”是什么样的关系？我对“非我”应当具有何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说，哲学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他人”是“非我”中的重要部分，我与“他人”处于什么样的关系？我对“他人”应当具有何种态度？     

做病妻的陪护和心理医生

今年夏天对我来说很不寻常。天气热，我心里比天气还“热”。老伴到上海治疗眼疾，先后摘除左右眼白内障并换上人工晶体。老伴求诊整个过程，我都陪同前往，当“保姆”及兼职“心理医生”，尽我所能为她排忧解难。     

心语茶座

“花心男人”偷了我的心 家庭生活越过越平淡，我总是幻想可以拥有一份浪漫的邂逅．但已婚的身份又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于是我把幻想寄托在网络上，他的网名叫“花心男人”，正是由于他的“花心”让我激起无数的想象，于是网络成为我的另一个“家”，而他给了我爱的慰藉。     

抢来的丈夫可靠吗

编辑老师：你好!我是个不光彩的“第三者”。我今年27岁了，他比我年长17岁，他无论工作还是做事都很细心，且人上进、积极，和他在一起一年多了，他是那种即便知道我对他撒了谎也不会拆穿我的人。     

那一年，岳母送给我一本书

那年是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我的岳母（准确地说当时是“准岳母”）送给我一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使我对这位慈祥通达的老人心存敬意。时光已流逝30多年，这份敬意依然清新如故。     

“文革”时，我被囚于秦城监狱——美籍中共党员李敦白自述

牢里总有一两个人不畏环境，对我表现出友好。一天早上，我听见有人在拍牢房的门，我走到门洞前往外瞧，看到一个年轻的看守站在门口。     

社工组织的学习策略

参与过我的工作坊或培训的社工通常都会深刻体会到，我很强调以“现学现卖”、“有学也要习（练习）”为导向。现在大家并不缺“知识”，但如果我们所“知”的不能有所体悟，所体“悟”的不能实际应“用”，那么许多知识就会如同书架上的新书——买来后翻过几页，知道它大概在说什么后便没再翻开过。     

孤身行千里

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逃离”灾难深重的家乡，独自一人去遥远的南方找我的父母。我的第一站是湖南长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1956年至1959年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事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女人可以不得病——我的康复之路(五)

（二）友情是康复的一味良药 我的康复治疗方案中有一味良药是“友情”。最近，我终于找到了这味“药”的理论依据：现代医学已经将“朋友”引入医学上的治疗方法，成为辅助治疗的一味良药。     

妈就是“家”

母亲张秀芳一生操劳，熬出了个“四世同堂”。在母亲90岁生日前夕，全家人商量要献给母亲一首歌，我负责提供歌词，我的喜欢音乐的弟弟谱曲。我从来没有写过诗，更不知道歌词该怎么写，脑海里只有勤劳、宽容、善良的母亲的影子。6月17日凌晨3时，睡梦中忽有所悟，从心底流出了几段“大白话”。我披衣而起，赶紧把这些话敲进电脑。于是，就有了这首《妈就是“家”》。     

无名头痛请查鼻子

我年过古稀，患有“牛皮癣”，多方求治难断根。请告良方。     

大师,让我们一生敬仰的高地

我国著名作家夏衍，在临终前，突然感到十分难受，秘书忙说“我去叫大夫”，不料，夏衍用尽力气纠正道：不是“叫”，是“请”。说完便昏迷了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军人转业费姓“公”还是姓“私”

问：我和丈夫闹离婚，为转业费如何分割的事纠缠不清。我认为，那十几万元军人转业费是夫妻共同财产，一人一半；他说，这转业费是部队给退役军人的，是他的个人财产，应该由他独享。双方争来扯去，谁也说服不了谁，请问：军人转业费姓“公”还是姓“私”？     

知青岁月歌画添乐

1968年，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也不例外。虽然“知青”的生活很苦，但对于特别喜爱唱歌画画的我，却有了更大的空间。我和几个同学到随县（现为随州）药山公社五大队四小队插队落户。这个队是“农业学大寨”的样板。     

教师节收到的特别礼物

张铁生一张白卷，断送了我们这代人高中毕业直接考大学的人生前途。1973年7月，在县城高中毕业的我挑着铺盖回家当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这一届毕业生是当地首届高中生，在乡里、村里自然可算是小“知识分子”了。由于我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而且常有诗歌、散文或通讯报道发表在县里的文艺杂志上或广播中，由此博得了一个秀才的雅号。那年年底的一天下午，当我正在田间劳动时，接到生产队长转达的通知，叫我明天去大队小学报到——当代课老师（当地戏称为“蛋壳老师”）。事后才知，原来的一位小学语文老师生了重病，同村的一位“赤脚教师”推荐了我。当时的小学位于大队所在地肖庄环桥头。小河边上，一排简易的平房构成了全部的校合。师资都是土生土长的“赤脚教师”，最高学历是“中师”。学生都是本大队的农民子弟。在如此简陋、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尽最大努力维持着正常的教学活动。     

社工界的专家与外行

大概在六七年前的某个下午，一个无关痛，痒的小会议上，我开始被人称为社工“专家”。这真是一个不良的开始，从此以后，我开始义无反顾地维护起社工的形象，否则总觉得对不住“专家”这个称谓。我听不得别人说社工的坏话，稍有质疑就要据理力争，像个偏袒孩子的家长，看谁的孩子都不如自家孩子长得顺眼。     

一块钱的朋友

买车后这么长时间里，只有一次我在车窗外见到过那个摩托佬。他依然静静地守候在公司大门旁一字排开的“摩的”队伍里。他也看见了我，朝我热情地点头微笑。这个时候，我看到他阳光下的白发仿佛多了些，有些晃眼。     

我说“80、90后”大学生主流

过去，人们对“80、90后”大学生总有些看不惯，觉得他们娇生惯养、怕苦怕累。最近在街上看到的两件事，却让我改变了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