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多中心治理视野下的社区治理模式初探

社会转型提出了迫切的社区治理需求。社区治理所面对的迫切问题是,治理过程中的行政化色彩较为浓厚,而包含在社区治理中的社区自治的原本内涵未能得到凸显,社区的自组织、自治能力都较为薄弱。多中心治理理论所设想的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组织等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与制度安排,能够为社区治理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视角。     

村治转型与社区重建——后税改时代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变革

当前,随着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以村民自治为主要载体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再次走到制度变革的关口,面临村治的转型与社区的重建.构建新型农村社区遵循的理念与逻辑是:从管治到服务,促进农民公民权的增长及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实现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体现国家外部性整合和乡村社区自我整合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转型期社区组织的科层化及其走向——以C市J社区为例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伴随着社区的转型升级以及政府行政、民生事务的大量下沉,社区自治组织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科层化现象。与行政组织和企业组织权责分明、分工精细的科层管理模式不同,城市社区自治组织权力来源的天然缺陷与资源掌握的有限性,使其科层权力运作缺少坚实的基础。自治组织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性以及自治组织内部成员的低成本脱位性,亦导致社区自治组织的科层化呈现出特殊的形态。虽然社区组织的科层化有利于基层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但其行政化倾向却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社区科层化现象是转型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进程中行政体与自治体之间复杂关系互动的产物,任何试图通过改革使社区组织走出科层化的举措,都将面临复杂要素的制约。     

城市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

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核心问题,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对于促进社区自治、提升社会微观管理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应进一步理顺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完善政治沟通制度等,构建城市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要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必须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为实现农村社区善治,要处理好社区自治与乡镇政权管理、农民组织与村党组织、农民组织与家族宗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分类治理：中国社区双重属性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基于珠海市社区议事协商的案例分析

“强行政—弱自治”是当前社区治理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既有研究聚焦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社区属性定位,试图从“去行政化”和激活社区活力两个角度入手解决社区自治不畅问题,但实践探索未达到预期效果。基于事务与运行机制相匹配的组织学理论,构建社区分类治理的分析框架,并以珠海市香洲区社区协商治理实践为例展开的个案研究发现：破解社区自治难题的关键在于区分社区双重事务,在社区建立行政与自治两种工作机制,以实现社区党委领导下双轮驱动的社区治理。其中,以规则为核心的可操作化自治机制是自治有效运转的关键。这一研究不仅对加强社区自治给出了具体路径建议,也是对中国社区双重属性及相关问题之争的某种厘清。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再造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再造了大量的社会组织承担社会服务,这类再造社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所形成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合作方式,具体表现为政府提供资金,民间组织提供服务的委托经营模式.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体现了社会转型期间国家社会化治理的尝试,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但这一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运作过程中依赖政府,成为政府部门的延伸,表明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官办社会组织的合作提升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技术,进而促进了社区和谐.     

行政与自治之间：社区财政的二元属性及其治理机制

财政是公共组织运行的底层逻辑,但当前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普遍缺乏财政维度。与正式的政府财政体系不同,社区财政具有二元属性,兼具自上而下的行政属性与社区共同体的自治属性,形成了“非相容多元委托”的组织现象。二元属性使得社区财政体系可能出现治理导向的摇摆：或者是按照政府财政的方式“过度行政”监管,造成财政资金难以与社区治理需求融合,有财而无政;或者是将财政资源简单下放给社区而“过度自治”,造成社区公共资源退变为精英谋利。通过对西南某市社区公服资金十余年的历程分析,探讨社区财政的复杂性,并从中分析兼顾二元属性的治理方案。从实践来看,有两类治理机制可应对上述问题：一是治理主体建设,通过专业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介入平衡行政与自治的要求;二是治理程序建设,以行政程序保障社区自治要求。但两者都可能出现目标替代问题,社区财政的公共性建设还需要社区共同体治理能力的实质提升。     

社会管理创新中社区自治的逻辑演进

社区自治是现代社会管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管理从单位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格局转换,使社区自治的发展空间得到极大拓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自治的发展轨迹呈现了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从垂直到网络的权力关系重建以及公众参与功能转换的内在演进逻辑。在以治理为取向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社区自治发展应与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有机结合,力求达到"管"与"治"功能关系的协调均衡,以形成现代社会管理的坚实基础。     

社区公民参与特殊性之内外审视——基于治理视阈

近年来,"社区自治"、"社区治理"两个概念在学术界被频繁使用,也体现了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着"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两种主张之争.实际上,社区治理更符合中国的现状,它要求重视公民的作用,但公民参与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因而对公民参与特殊性进行外内部的审视,应该能推进社区治理向前发展:从社区参与的外部视角审视,社区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载体,即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治组织,但不能仅仅是惟一的自治组织;从内部视角审视,内部参与将促使社区逐渐摆脱政府控制,培养公民精神,有利于促进社区公民社会的发展.     

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区自治的若干问题与思考

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区自治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源于传统行政体制的惯性对社区自治空间的挤压和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嫩弱。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为城市社区自治营造良好的自治生态环境,让政府真正从城市社区的一般性公共事务管理中退出,重塑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威,不断提高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体系创新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为例

村集体资产的收益与分配、各利益主体间复杂的矛盾和纠葛、从农村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的困境等问题都充斥在农村社区的转型过程中,使得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陷入困境,迫切需要社区治理体系创新。金华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通过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组务自治、融合性社会组织建设等多种形式,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探索出一条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的体系创新实践路径。因此,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理顺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建立城乡统筹的管理与服务体系、探索不同的社区治理有效实现形式,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府、村级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体系。     

城市社区治理及发展走向

城市社区治理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在主体的权责、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社区自治的居民基础等方面,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区居民委员会角色错位、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工作困难、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可以在培育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为居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成为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参与不足:困境与突破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但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社区内的社会关联度较低,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社区意识来构建社区内的社会关联。     

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面向探讨

在当前关于城市社区治理微观基础的探讨中,研究者往往倾向于围绕政府权力、社会资源介入等外向力进行分析,却较少关注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然而,城市社区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激发社区内生的治理力量,盘活社区内在的各种关系,以社区自治推进社区治理。实践中,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具体表现为社区居民的自组织能力,它能够在社区自组织的形成和行动中将其组织成员的身份、关系和能力嵌入日常生活、集体行动和社区舆论等具体的治理实践层面,并推动城市社区实现可持续的良性治理。     

城市社区管理：主题与模式选择

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 ,社区的功能和作用开始得到人们的重视 ,改革现行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已经列入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全能政府”的减员与“单位制”的解体决定了当今城市社区管理的主题是“自治与服务” ,这就需要由此出发 ,充分利用社区内已有的组织资源 ,通过不同的功能组合构建起能够实现这两个主题的基本管理模式。以社会中介组织为主导、以基层党组织为整合、以居委会为辅助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农村社区自治与社会资本培育——湖北杨林桥镇农村社区建设实践的启示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试点工作,因此,地方政府和农民正在进行的探索和实践,可以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些启示。本文基于湖北杨林桥镇农村社区建设实践,从社会资本视角解析农村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笔者认为,杨林桥模式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正是因为在社区自治组织之下,扩大了农民的自主参与,在增加社区公益的同时积累了村庄社会资本,从而也利于农村社区秩序的整合。     

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自治的关联及其发展

社会资本是体现地方治理发展状况、反映其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成长状况及其表现形式,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文化的形成、公民参与愿望的实现呈正相关关系。随着政府分权化改革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城市以邻里社区为主体、乡村以自然村落为主体的基层地方自治管理迅速成长起来。在此将地方治理定位于社区,从社区居民相互信任与合作、社区居民参与网络等角度谈实现社区的自治,阐释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自治的内在关联,提出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发展途径。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要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必须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为实现农村社区善治,要处理好社区自治与乡镇政权管理、农民组织与村党组织、农民组织与家族宗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