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宗族匡正不良风气的举措——以族规家法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由于徽商的成功,加之当地地痞无赖的引诱,一些不良的社会风尚逐渐盛行。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民间赌博活动猖獗、争讼之俗愈演愈烈、资产雄厚的徽商及其子弟生活奢靡等社会问题都不利于徽州社会宗族内部的稳定,因此,为了维持族内秩序的长久稳定和发展,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积极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来匡正治理宗族内部的不良风气,遏制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和发展。     

从明清徽州家谱看明清徽州宗族的职业观

族规家训是规范族人行为,维护宗族运行和体现宗族群体利益的民间法规。规范和教育族人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是明清徽州家谱中一些族规家训的重要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规定族人要以四民为正业,禁止从事贱业;视读书和为士为四民之首业;在看待经商与力农问题上,有些族规家训明确主张经商事贾,也有宗族保持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禁止族人经商;重视对族人进行择业和尽业等方面的职业教育。明清徽州家谱族规家训所见之职业观与全国相比,既有其共通性,也有其特点。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伦常秩序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制定和执行族规家法、设置排行、实施惩罚等途径,对族人的伦常关系和族内伦常秩序进行规范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持宗族内部伦常秩序稳定的目的.在实施族内伦常秩序控制时,徽州宗族对明清封建政权制定的相关法律条文、宣扬的宗法伦理意识形态,采取主动效仿和接受的姿态,这是徽州宗族能动地适应明清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积极步骤,体现了徽州族权与明清封建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论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他推进了徽州宗族修谱传统的形成,徽州宗族修谱传统反过来促进了朱熹思想在徽州民间广泛渗透,受朱熹的影响,徽州宗族形成了重教兴文的传统,朱熹思想深刻影响了徽州宗族内部的礼仪规范建构和风俗习惯的形成.     

明清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其祭祀仪式

明清时代的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宗族管理井然有序,宗族的公共财产如族田、学田等源源不断地支撑着宗族运行的经济基础。作为程氏宗族的聚居地,祁门六都在明清徽州时代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围绕祖先等为中心的祭祀活动亦十分活跃。本文以六都为例,全面深入地对明清时代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祭祀仪式进行探讨,以期了解和洞察明清时代徽州宗族管理和运行的一般状况。     

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运作逻辑——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宗族组织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大致经历了国家政权的压抑、默许的半合法性到许可的合法性的过程.清代的族权呈现出政权化倾向,徽州宗族组织合法地成为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微州宗族通过族权的政权化、集体记忆与文化权力的运作逻辑,维护了徽州乡村社会的合作与秩序.这三个方面的运作逻辑既可以独立穿透徽州宗族社会,又相互在内容上有所交叉和重叠,实质上都聚合于清代徽州不断扩大和泛化的宗族权力.     

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基层社会控制方式的比较研究

同处江南的徽州与苏州,因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两地社会控制的方式不同。徽州为宗法社会,明中叶以来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多是经由民间宗族组织实现的;而苏州则复杂得多形成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多元控制格局,直至太平天国战后,民间组织才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比较两地社会控制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对应关系以及社会控制机制与社会发展路向之间的内在联系。     

徽州传统农村社会的宗族观念——以徽式建筑中的祠堂和牌坊为例

徽州传统农村社会的宗族观念比其他地区更长，这种宗族观念不仅规范着古徽州人的言行举止，而且也体现在当地的建筑中。本文以祠堂和牌坊为例，阐释凝结在其中的文化精神。     

明清徽州的社会慈善救济义举

古往今来,任何时代,在大多情形下,对于社会慈善以及救济方面的民生保障都会有各显不同的一套社会机制。人们平日维生会遇到众多难题,贫病之人难于度日,即使一般人家遇上灾荒、瘟疫,都将困顿不堪,如何应对？传统的方法是地方政府（更多的是宗族组织）倡设义仓、置办义庄（义田）,在灾荒或青黄不接之时低价出售仓粮。宋代以降,社会上出现了养济院、育婴堂之类的组织,收养孤老和弃婴,到明清时期尤其在清代,善堂增多。徽州的社会慈善以及救济保障义举就很普遍,它们属于传统的乡村范式,带有浓烈的宗法社会色彩。     

明清京杭运河区域仕宦宗族的社会变迁——以聊城“阁老傅、御史傅”为中心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畅达的漕运,促进了沿岸区域经济的繁荣,也为这一区域宗族组织的发展带来了契机。探讨运河区域社会的地方性特征与宗族社会组织发展、衰落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宗族组织的内在发展脉络,是本文的研究旨趣与所要解决的问题。     

论晚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的变化

清朝早期徽州宗族运用宗族威信和族规家法对民众的服饰、饮食、宗教信仰和处世态度等各方面进行严密控制,加之其与国家长期的良好互动关系有力地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得到了国家的肯定和支持,使对民众的控制得以长期维持。然而,到晚清时期,由于兵燹的破坏、新思想的传入、外国资本主义的介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徽州宗族对民众的控制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这种破坏体现在徽州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与宗族形态的历史考察

在历史上,中国的宗族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的宗法制阶段,东汉至唐中叶的士族、世族阶段,宋以来的庶民宗族阶段。其间,春秋至西汉,唐中期至五代,可视为两个过渡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宗族形态是不同的,其中主要的变化有:第一,宗族的平民化、庶族化;第二,宗族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弱化、间接化;第三,宗族内部关系松散化,制度化程度和强制性减弱。此外,还发生了宗族聚居由北盛于南向南盛于北的变化。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的土司宗族构建——以西宁卫东李土司为例

宗族研究是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把重要钥匙。文章利用《西夏李氏世谱》中的谱序、谱跋及碑铭等资料,从共同过去的言说、祖先记忆的重构、军马田的经营等三方面对明清时期西宁卫东李土司的宗族构建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共同过去的不断言说、祖先记忆的持续重构及军马田的族内经营,成为宗族构建中强有力的文化纽带和赋役纽带,使得明清时期卫所管理体制下构建起来的东李土司宗族,不仅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特殊的赋税共同体。     

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探析——以《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和真应庙为中心

徽州方氏会宗统谱的修纂和真应庙的修建历史,生动地说明徽州祠堂的广泛修建是徽州宗族宗法的物化表征;徽州宗谱的普遍纂修是徽州宗族宗法的血脉延续。遍建祠堂和广修族谱是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最突出的两个特色,对徽州地域社会有本质性的影响。     

试论科举与古代戏曲之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作为读书人的一件大事,对文人剧作产生的影响是普遍而深刻的。正因为此,科举及与其有关的情节在我国古代戏曲中随处可见。通观我国古代的戏曲作品,从早期南戏到明清传奇,表现男女爱情和婚姻生活的戏曲往往少不了科举求名的情节。元代在不得为官或仕途不如意的情况下,许多士人把目光投向下层社会,因为他们要找寻寄托,而杂剧无疑是他们寄托怀抱、娱乐自己的最佳工具。八股文处处要求合乎科举考试的要求,要求应试者完全放弃自己的思想戏曲代言,而戏曲尽管也要受到戏曲创作规范的限制,但相对应试的八股文体,作家在思想上无疑有着更大的自由,可以发挥更多的想象,可以给作者带来心灵上的自由,因此,许多失意文人把它作为抒情言怀的最佳工具。     

对宗族的认同感是徽州古祠堂得以保存的关键

在徽州大大小小的村落里,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明、清时代遗存下来的古建筑,其中古祠堂是最为耀眼的,其数量有数百处之多。且大部份保存较完好,而今已成为中外游客喜爱的观光去处。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村民的住房多已几度变迁,而古老的祠堂却巍然依旧。那么,徽州古祠堂是何以较完好地保存下来的呢？     

试析清代江西宗族的自治机制——以万载辛氏宗族为例

清代的江西是一个宗族势力很强大的地区,又是一个农村社会很稳定传续的地区.这种宗族势力与农村社会的稳定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宗族有着一套很完备的自治机制,而乡绅掌控着这套自治机制,从而控制着农村社会稳定地传续与发展.故此.通过以清代万载县的第一大宗族--辛氏宗族为个案来解读这种自治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剖析清代江西的农村社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