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邓小平社会控制思想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而稳定社会秩序的维系则有赖于社会控制.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通过长期实践逐步摸索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控制基点;以改革开放为控制动力;以实现社会发展为最高目标;以"三步走"模式为控制策略;以实现人民利益为控制机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社会保持了平稳有序的发展.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社会控制体系的挑战

伴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现代化过程,要求打破并必然会打破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秩序,从总体上说,全球化势必会减弱传统的社会控制,并给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控制带来新的挑战。面对变迁的趋势和潜在的风险,发展中国家必须调整乃至重建新的社会控制体系。依靠法制协调利益关系,控制人们的行为,强化与完善社会管理,兼顾效率与公平,使社会结构健康发展。     

论诉讼法存在的社会基础

诉讼法的价值及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问题,为法学界所关注。本文从社会纠纷的存在与解决机制、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与实现社会正义等方面分析诉讼法存在的必要性与不可替代性,从而论证了诉讼法的完善是一个国家走向法治化和法制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公正问题的思考

社会公正是维持社会秩序和民心稳定的基础条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直在不断地探索民主与公正的内在联系与实现方式,主要有:民主公正是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人人平等是民主公正的共同追求、享有权利是民主公正的重要体现、加强法制是民主公正的可靠保障等,这些精辟的论述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秩序的失调及其重构路径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体制转轨、结构变化以及社会形态变迁都可能带来社会秩序的失调.转型时期社会秩序的失调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秩序的失调会引起社会生活的暂时紊乱,但是也孕育着适合社会发展的新秩序,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并重构社会秩序,使之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秩序的重构可尝试通过重建价值体系、完善社会规范和加强社会控制等手段来实现.     

优化国家控制:在秩序与活力的平衡中寻求稳定

秩序与活力是社会政治稳定的两个基本维度。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社会才能正常运行,激发社会活力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秩序与活力只有相互促进、互动共存才能维护社会的长久稳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深刻的矛盾,即改革需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但改革本身又可能引发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当下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进入深水区,只有从优化国家控制的角度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既维护社会秩序又增加社会活力,才能为中国继续深化改革提供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论微博与社会秩序的二重影响

社会秩序多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道德规范和法律规章,是一种有序平衡的动态社会状态。微博作为一个有3亿用户的交互平台,具备打乱中国传统秩序让其重新洗牌的强大生命力。为了分析微博与社会秩序的交互性影响,论文从微博与社会秩序二者入手,探讨了微博对于重塑社会秩序的影响力以及社会秩序对微博本身的规范和作用。结果表明,微博与社会秩序之间存在着良性的相互作用,而二者的良性双向作用既有利于重塑社会秩序,同时社会秩序本身也会规范和维系微博的正常生长发展。     

信任转型与秩序建构——以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理论为视角

社会秩序需要信任支持,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实现社会秩序所需的信任类型不同.在人的依赖性阶段、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物的依赖性阶段和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实现社会秩序的信任模式和信任类型都必须与该阶段个体的心理结构特征相适配.当前,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失序现象,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形成与该阶段人的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社会信任模式.     

习惯法与民族社会控制

民族社会控制是以特定的社会规范为依据而实现的,离开了特定的社会规范,也就无所谓民族社会控制.然而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社会秩序结构模式存在着差异,但习惯法作为民族社会控制的主要依据的作用却是一样的.在此,我们着眼于现实社会,以藏族地区社会为例,分析民族社会规范与民族社会控制,并对习惯法作为传统法文化在民族社会控制中发挥的正反作用进行初步探讨.     

国家与社会:汉代“独尊儒术”及其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启示

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的独特内涵和结构关系，不仅成为礼法体系赖以生存的深厚土壤，而且塑造礼法的精神特质与相互关系。因此，秦汉时代法制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政治国家官僚体制有效运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适应维护宗法乡土社会秩序的要求。汉代循吏施政执法的风格，就是沟通国家与社会，协调法律与礼俗的桥梁或表示。秦汉时代法制变迁，不仅是对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诸多事实的回应，而且也是各种因素长期“磨合”的结果。而这，对于中国当代法制建设颇具启示意义。     

社会利益关系的法律控制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法律控制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正式形式,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最重要手段。利益调节是法律控制的社会基础。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法律控制是整合与协调利益关系的最恰当的选择,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2008奥运会与我国民众信仰及社会秩序的探讨

2008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民众信仰和社会秩序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信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信仰蕴含并展示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支配着人类的行为实践而影响社会秩序。2008奥运会与我国民众信仰和社会秩序的关系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德治理念的形成

在春秋战国变革的社会格局中,以儒、法为代表的哲学家们都以政治谋士的身份参与到社会秩序的重构中.虽然在理论上,以儒家为代表的理论派强调主要使用先王的传统规范(儒家习惯法之"礼")来治理社会,以法家为代表的实践派强调通过创制新的法律(成文法)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然而在现实层面,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各国都普遍选择以国家权力控制为主的治理模式.在国家权力控制为主的治理模式形成过程中,秦及汉帝国逐步形成的"齐民制"和"家产制"二元社会结构,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秦汉根植于高度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整合模式、独特的文化模式和国家意识形态理论.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变迁与秩序生成——近代以后中国二元社会秩序生成的考察

人类社会自从法律形成以后,社会秩序就一直表现为习惯-法律的二元秩序样式.近代以来世界秩序的变革受两种模式的经济变迁的决定:一种是一元的经济变迁,一种是二元的经济变迁.由此形成一元经济下的二元社会秩序和二元经济下的二元社会秩序,前者面临的秩序矛盾是单一的,后者面临的秩序矛盾是多重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二元社会秩序的生成是由中国的传统-现代二元经济所决定的,这种二元秩序中的规则关系表现为法律和习惯两种规则体系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承认当下中国传统-现代二元经济的现实,就应当承认传统经济下习惯法权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当承认在这种传统经济中形成的习惯规范的合法性,继而协调法律与习惯的矛盾关系,俾使当下中国的秩序治理走向和谐.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背景的解析

当前我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的深刻变化(包括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各种社会控制必须面对的新问题,使得对新的社会控制理论的阐释和新的社会控制模式的建构变得十分必要.如何发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现和价值观对社会秩序的作用？如何使广大人民群众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用什么样的文化来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秩序的和谐和稳定？国家在系统控制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的新社会控制理论和模式必须清晰解答的问题.     

象征性社会秩序探究

本研究探究了一种不同于当下主流社会秩序的象征性社会秩序,其所表现出的缓冲社会变迁剧烈程度、维持社会整合状态的社会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种象征性社会秩序及与之伴生的生产机制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甚至阻碍社会秩序的更替与进步,并形成对当下主流社会秩序的冲击和影响,进而成为众多社会问题的直接根源。     

社会秩序的结构论析

社会秩序作为结构性存在是由各要素按照一定的内在联系有机构成的系统整体,其基本要素是价值内核、社会规则和社会权威。其中,价值内核渗透于其他要素中,作为统摄性的因素发挥作用,社会规则规定着社会秩序的具体内容,社会权威则是社会秩序生成与存续的现实性主导力量。各结构要素的交互作用,生成了社会秩序的整体特性和结构功能。     

知识、自由与社会秩序——以言论自由为视角

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个人往往缺乏主动性,整个社会的进步,需要为与社会秩序相容的个人主动性提供最大的空间.在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社会中,通过知识的增长,心灵才能从它的精神束缚——偏见、偶像和可以避免的错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人们会乐于思考,思维会更敏捷,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也更具有活力,社会本身也得以良性的发展.在中国,随着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过渡,公民的角色、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并不是一个“一言堂”的气氛,观点的对立和意见的多样是社会的常态,是必要和有益的.言论自由作为获致真理的一种手段,维持社会稳定和变化之间的平衡,它给予社会活力,推进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国家转型期,一个良性的社会秩序尤其需要言论自由.     

“大一统”思想下的民族自治政策

“大一统”思想是古代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制一直秉承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大一统”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共同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追求,“大一统”思想内含的民族因素使得中央政府在坚持华戎同轨的思想基础上,又推行了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政策,对于维持与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间阶层发展观与道德情操探究

能力、财富作为个人利益向公共利益转化的间性原则,是中间阶层发展观的两个重要维度,是中间阶层在现代社会的主要交往方式。古典功利主义从情感、秩序、美德三个方面为研究中国中间阶层的道德情操提供理论方法论工具。以知识分子为实践主体的中国社会转型期中间阶层,他们的社会身份一方面需要从理性上被界定,另一方面他们在法制的完善和社会正义力量的道德诉求方面也应该在社会秩序建构上加以接纳。中国社会道德转型表现为与个体道德相关联的个体道德权利和道德责任的道德反应被社会认可,社会道德思维走向多元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