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海关志》看山海关在明清之际的地位变迁

在明清易代之际,山海关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山海关志》是对山海关地区记载较为系统、全面的志书。明清时期：共有七种不同版本的《山海关志》出现,但由于明清的更替,导致明清之际的三版亡佚。详细比对现存明与清初的两版《山海关志》,可以从中窥探出其余各版本的内容与特点,可以看出除余一元版的《山海关志》外,其他各版都对之前版本的内容损益无多,并且对已亡佚三部“山海关志”的内容亦有迹可循,另外还可以清晰地看出山海关地区在明清之际战略地位的变迁。     

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

江南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它所代表的区域范围多有变化,而且还具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唐代以来,有关江南的诗作颇为丰富,产生了各种意象。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但同时也发展出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明清朝鲜文人在创作中沿袭中国文人的江南意象,歌咏江南风情,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愁思;另一方面,他们将中国文人的江南之意与朝鲜本土的江南实景相融,赋江南以新的地理内容。江南一词的区域范围在明清朝鲜文人的作品中并不局限在中国,而往往带有朝鲜本土江南景象的关照,从而创造出朝鲜本土的地理意象。除此之外,明清交替,政治上对清朝的力屈而降及文化上的尊明攘清,使朝鲜文人笔下的中国江南更具备了感念明朝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论朝鲜文人笔下的“黄金台”意象

“黄金台”的典故常常出现在中国文人表达“怀才不遇”与渴望“招贤纳才”的诗句中.由于朝鲜文人对“黄金台”意象的接受,他们在诗歌中谈及人才问题时,对“黄金台”典故的运用与中国是相通的.但是在明亡清兴之后,随着东亚政治格局的改变,朝鲜士人“思明反清”心态的形成,“黄金台”被适时地赋予了“思明反清”的新内涵,朝鲜文人对“黄金台”典故固有意象的这种“篡改”,体现了他们对明清关系的认知.     

燕行使与沈阳朝鲜馆的历史记忆

文章根据不同时期朝鲜使行人员留下的燕行录,分析了他们对野坂亭和沈阳朝鲜馆的记述和感怀,以及对入城仪式的解释,从而说明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与对孝宗的评价有关,并受到当时朝鲜人“忍痛含冤,迫不得已”的时代心理的影响。     

朝鲜王朝古地图中的湖南与朝鲜人的湖南意象

朝鲜王朝古地图与文人诗歌体现了朝鲜人的湖南空间认知形态与他们心目中的湖南意象的特殊性。近代以前,湖南与朝鲜几乎没有直接交流,湖南却成为许多朝鲜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背景。朝鲜人并没有强烈的湖南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湖广”“楚”“荆州”等概念。湖南的山水博得了朝鲜人的赞赏,与其相比,一些人文环境的评价却相对不高。这些现象产生原因主要来自朝鲜特有的儒学价值观,及由此形成的朝鲜中华主义政治态度与景观评价标准。     

朝鲜洪大容《乾净会友录》与清代文人

燕行录是研究前近代中韩关系的重要史料,其中18世纪朝鲜文人洪大容所著《乾净笔谭》的价值尤为贵重。洪大容于1765年随朝鲜使节团来到北京,与数名中国文人进行笔谈,回国后将这一经历写成《乾净衕会友录》,两年之后改编为《乾净笔谭》,主要内容均为笔谈记录。前后两个版本之间进行的删改修订,反映出当时两国文人在不同的大环境下有着政治、学术、女性观等认知上的差异。     

朝鲜使臣笔下的明代通州

在中国与朝鲜长时间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繁荣发达已经成为朝鲜的社会集体想象。朝鲜使臣在使行中国时,对明朝经济发达的通州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载。他们不仅记载了通州经济的繁荣,而且对京杭大运河的政治和军事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对通州漕运的盛况给予了详细的记载,并从细节上对中国的漕运制度进行了仔细的观察。通过对通州盛况的观照,朝鲜使臣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经济繁荣发达的社会集体想象,而这种社会集体想象,则是朝鲜使臣们希望本国繁荣富强的心理反映。     

朝鲜燕行使节中华认同观的递嬗

燕行使节的中华认同观是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风向标。研究以《燕行录》为代表的中朝关系史料,不难发现,奠基于礼学体系的中朝宗藩关系从明末便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朝鲜使节对明代的批判、对中华文化正统性的质疑便时有显现,其中华认同观也渐始减弱。明清易代后,朝鲜已不满足于"小中华"的自我定位,视满清入主中国为"鸠占鹊巢"而予以批判,有意识地区分出"他者"与"自我"并以正朔自居。总体而言,朝鲜中华认同观的变化是一种彼此渐行渐远的双向过程:自我意识日渐强烈,中华认同观因时递减,导致朝贡关系与自我身份认同背道而驰。     

朝鲜开港前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宗藩体制的崩溃是西势东渐和周边国家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但是也可以从宗藩体制自身的演变中寻找其轨迹.清韩宗藩关系虽然一直比较稳定,但是受尊周大义论、北伐论的影响,朝鲜对清朝的态度始终在现实需要与理念追求中纠葛.从制度层面来说,朝贡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甚至连下马宴、上马宴这样的礼仪活动已经变得很不严肃.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变化中,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文人和官员的交往日益扩大,为近代中朝关系的新变化开辟了有限的途径和可能.     

传播与接受——岳飞形象在明清通俗小说中的嬗变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和<说岳全传>,是明清时代的两部重要通俗小说.前者属于史传小说,质朴而忠于史实,作者以双行夹批的方式刊刻传播;后者属于比较成熟的章回小说,作者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塑造了精忠报国的杰出军事家岳飞的形象,同时又交织着某些宗教观念,使岳飞形象复杂化.两书各有千秋,传播方式独特,传播范围广泛,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刻.     

从清修《明史》看明清欧洲观的嬗变

清修<明史>包含相当丰富的欧洲内容.这些内容虽取材于明代史料,但透过明史馆臣对明代欧洲素材的取舍、增补、修订与评赞,可以看出清人对欧洲势力东来亚洲之战略目的有了更为本质的认识,对欧洲文化的态度也更趋理性.但<明史>流露出的西学中源论以及有关欧洲内容的疏漏、错误,又说明清人欧洲观仍然存在严重缺陷.     

明清时期的官方理学和非官方理学

我国明清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但在理学中,又有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的区别。官方理学是以明代薛瑄、胡居仁,清代熊赐履、李光地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与权力、利禄相结合,在理论上日渐僵化。非官方理学是以明代罗钦顺、王廷相,清代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对程朱均有所批评,富有理论的创新性。在明清,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都批判心学。对他们来说,心学无疑是异端之学。     

论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人物形象的移民化倾向

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但人物形象却呈现出鲜明的移民化倾向:主要人物形象中移民比例很大;多正面形象;有着深厚的怀旧情结与同乡情谊。其原因有:战争移民与经济移民的大量涌入;大量文人(包括小说家)因宦游、谋生而寓居杭州。人物形象的移民化倾向还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     

山海关士绅与山海关之变--一组甲申山海关之变新史料的发现及意义

山海关地方史志里的一组史料表明,山海关当地士绅在甲申山海关之变中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他们鼓动吴三桂"降清灭闯",勾结清兵入关,阻挠李自成进军山海关.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山海关之变的结局.     

明清人眼中的陈眉公

陈眉公是晚明时代最负盛名、最有代表性的文人之一.明清以来,对于他及其作品的传播与接受产生了一系列激烈的变化.以乾隆朝为界,在明清人眼里有两个面目截然不同的陈眉公.一个是"志尚高雅,博学多通"的陈眉公,一个是学识浅陋,人品虚假的陈眉公.眉公的冷热与升沉,反映出时代文学与文化风尚的变化.     

明清时期的镇江商业

镇江因长江、运河之利,商业向来发达.明清时期,镇江地处江南两大经济中心--苏杭和南京之间,商业发展受到发达的江南商品经济的辐射和影响,镇江发展成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的区域中心市场.中转贸易、米粮业、丝绸业、木材业和水上客运业是明清时镇江商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区域中心市场,明清时期的镇江商业在江南商业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中转贸易的特殊性、本地商品生产水平和手工业水平的限制,与苏杭、南京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相比,镇江商业水平逊色不少,影响了近现代镇江商业经济的发展.     

明代朝鲜使臣与辽东贸易研究

朝鲜使臣出使明朝,其中一项重要活动即从事贸易活动。明代朝鲜使臣与辽东贸易是朝鲜使臣赴明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辽东临近朝鲜,又是朝鲜使臣陆路朝贡的必经之路,明代朝鲜使臣与辽东贸易异常活跃。朝鲜使臣与明代辽东贸易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自由贸易和征索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