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     

缱绻与决绝:五四新文学家的"新诗"与"旧诗"

五四时期的"新诗"与"旧诗"不是一个纯文学的分界,而是一个道德性的判别.在"文/白"、"死/活"、"善/恶"的五四式的论辩框架中,新诗与旧诗发生了功能性分离:新诗被抬进了面向公众启蒙的文化广场,旧诗则退隐为表达私人情趣的精神自留地,现代知识者自觉的启蒙责任感与传统的文人情趣构成了一种对峙的和谐.而正是在五四新文学家对于新诗与旧诗分流又越界、缱绻与决绝的暧昧态度中,演绎着"新与旧"、"常与变"的复杂精神样态.     

论五四新文学的文化自觉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是近代文化自觉历程中的一个高潮,它是不平等的世界交往过程中一次转被动为主动、由封闭到开放的自觉的文化转型运动。五四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追求的一个重要领域。它立足于民族,与世界先进文化保持广泛的联系并与之进行有效的对话,具有鲜明的文化自觉特质,这主要表现为清晰明确的启蒙思路、见善思齐的文化态度、勇于担当的文化情怀等。充分认识这一特质,对我们今天的世界文化交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五四:文化论战,为何而战?——以陈独秀与杜亚泉为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陈独秀与杜亚泉发生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对这场论战的评价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1990年代之后从保守主义立场上对这场论战进行的再估价也非常可疑。因此,这页旧账很有重新清理的必要。他们究竟在争什么?新文化阵营为何而战?论战开始之前,双方都在进行文明比较,但一方志在文化革新,一方意在文化保守,冲突可谓不可避免。论战中的分歧主要在于:一、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专制主义和呼唤思想自由,杜亚泉却习惯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秩序,不喜欢思想的自由状态,因而主张“统整”。二、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中国固有文明和引进西方现代文明,杜亚泉却留恋中国固有文明而不满于西方文明的输入。三、杜亚泉致力于维护固有文明之“国基”,陈独秀则为这“国基”阻碍民主共和的健康成长而痛苦。作为共和国的卫士,陈独秀在当时的努力与蔡锷的护国壮举有同样的意义。任何再评价都需要首先尊重这一历史事实。     

五四新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学术转型

五四新文化知识共同体基本上实现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学术转型.体现在文学史及其研究中,初步建构起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研究方式.特别是他们的文学史写作,具有自觉的文学史观念,并按照现代文学理论进行科学的分类.其"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主要体现在白话语体和人的文学观念方面.在白话语体的建设中,他们明确意识到语言与思想文化、语言与文学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并提出建设现代白话文的具体设想.他们的现代文学思想观念,是建立在现代人性论基础上的人道主义,以此批判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常.五四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为现代文学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模式,并在形成规约文学学科发展的学术传统的同时,留下了诸多有待解决的难题.     

五四白话文的诗意何为——以胡适、郭沫若新诗为中心

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新诗的诗意追求集中于音调、音韵、音节等形式方面。从《尝试集》的数个序言之中,"自然音节"最终成为评判其创作的唯一标准,也表明了胡适新诗尝试与探索能够达到的最高之处。郭沫若强调的"诗本体"构成的直觉、情调、想象等,"内在的韵律""节奏"明显地成为郭沫若诗学之中的核心问题。从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有关新诗的若干言论与实践,也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节奏、两种不同的诗意获得,并镌刻进入了新诗的历史,留下了难以泯灭的一页。     

历史的脚步与背影——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文化思考

文化是历史的产物 ,文化的发展依靠的是融合和濡化 ,而不是铲除和革命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由于受其时代局限 ,是一次未完成的运动     

《科学》杂志与五四现代白话文的形成——重新审视五四现代白话文的产生及其现代性意义

《科学》杂志并不以文体变革为己任,反而走在了中国现代语体文变革的最前列——最先采用横排书写方式、最先使用西式的标点,并且早在《新青年》有意提倡白话文的两年前,就已经刊发了极具现代汉语特质的白话文。《科学》杂志上的文体语言变革方向与后来汉语现代化转型的方向是一致的,它的出现标志着晚清白话文运动向五四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完全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这种无意识的转变恰恰显示出了西方科学思想在中国现代白话文形成中的关键作用,进而揭示出五四思想革命与语言革命之间的血肉联系。这一点正是学界一直所忽视的,由此需要我们调整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研究视野。     

作为方法、知识与想象的“晚清”文学——“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的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这一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     

士庶文化的貌合神离——五四新潮中的京剧舞台

清末至五四时期,京剧趋于繁荣并高度商业化,知识界对改良京剧颇多建议,五四新文化人更是对京剧予以激烈批评.尽管有的改良主张通过剧界编演新剧得以实现,但五四思潮与京剧舞台仍存在显著歧异.新文化人将京剧纳入思想或政治范畴的努力没有实现,旧剧改革也不像文学革命那样取得显著效果.清末民初一度出现了中西戏剧融合之势,五四以后则随着京剧与话剧日趋成熟而明显分流.     

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断裂现象谈发展先进文化

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断裂,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下,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审慎地对这一现象作理性的分析和探究,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指导我们理性地发展先进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鉴于此,在当前要弘扬优秀传统,发展先进文化,就必须大张旗鼓搞好文化开放,构建文化的多元格局,同时避免过度放开,应规范市场,扼制功利化,呼唤人文精神,处理好文化的世俗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关系,从而坚持先进文化方向并发展先进文化。     

寻找鲁迅研究与新世纪的契合点——“鲁迅与五四新文化精神”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广东省文联、广东鲁迅研究学会、茂名市鲁迅研究学会联合主办的“鲁迅与五四新文化精神”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８、１９日在茂名市召开。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文联、茂名市委及茂名市文联的有关领导同志参加了开幕式并到会祝贺。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刘斯奋在书面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在同封建主义展开斗…     

现代“自我”的产生与五四新诗的文类策略和形式逻辑

作为一种现代文类,五四新诗的发生,与现代中国主体“自我”的起源密切相关.新诗的情感政治面向对五四时期的苦闷“自我”构成了强烈的表达吸引,语言、风景等认识装置的引入也为“内面自我”的发现提供可能.五四新诗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借助于一种综合的形式风格,生产出了一种社会化的自我形象.并且,经历长诗小诗的形式辩证,一种“曲折”“深刻”的主体自我也被生产出来.这种能动性的自我又进一步投入到五四社会改造的具体实践中.     

重新认识五四激进主义——从岳凯华博士论文的研究范式看五四激进主义研究的深入

五四激进主义是对现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由于与现实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人们对它的认识往往停留在情绪化的非理性层面。岳凯华的博士论文《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在研究范式上避免了空洞的宏观立论,而是致力于重返历史原点,在历史语境中探究原委,从微观和细节上考察历史的动向,不仅廓清了强加在五四激进主义之上的种种不实之论,阐明了它与中国新文学发生之间的逻辑联系,而且从治学方法上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范式。     

重新认识五四激进主义——从岳凯华博士论文的研究范式看五四激进主义研究的深入

五四激进主义是对现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由于与现实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人们对它的认识往往停留在情绪化的非理性层面.岳凯华的博士论文《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在研究范式上避免了空洞的宏观立论,而是致力于重返历史原点,在历史语境中探究原委,从微观和细节上考察历史的动向,不仅廓清了强加在五四激进主义之上的种种不实之论,阐明了它与中国新文学发生之间的逻辑联系,而且从治学方法上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范式.     

立人·立德·立国:五四新文化的运动逻辑

以"新人"为突破口,通过"新道德"的换血,从而达到"新国家"的目的,乃是五四先驱的一个基本逻辑构成。将"心身薄弱"的"纨绔子弟"改造成"心身两全"的"朴茂青年"也就成了五四先驱最初追求的"立人"目标。所谓"心身两全",就是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当《新青年》"主撰"意识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后,"德育"便作为不二的启蒙法门被给予了超负荷的重托。至此,五四先驱的"立人"目标已由原先的"心身两全"变成了"以德为主"。要"立国",须先"立人",而"立人"的路径则是"立德"。他们的这种以"新道德"的换血来造就新国民、新国家的理念与中国古代的"修身治国之道"可谓如出一辙,其中无不蕴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     

二十世纪中国新诗中死亡想象的文化内涵

在20世纪的中国新诗文本中,死亡想象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从文化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新诗中死亡想象的丰富内涵予以比较分析或阐述,有助我们对新诗中的死亡想象所包含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把握。     

断裂之后:修复、游戏与解构——兼谈怀旧在当下审美文化中的意义

现代人无时不在断裂中,不管是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或者是审美与消费,都以各自的逻辑导致生存悖论与主体的碎片化。怀旧是人对抗现代性生存处境,修复碎片化主体存在的一种审美姿势。可是,怀旧只是在审美意义上遮蔽了断裂,断裂依然存在,但尴尬的是这种修复姿态又导致文化与审美的断裂,其结果是游戏与解构在当下审美文化中的泛滥,形成更加平面、更加游戏化的生存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