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重建过程中重视社区管理的若干建议

一、明确在灾后重建过程中重视灾后社区管理的意义 社区这个同类型于社会生活而形成却又相对独立的地区性社会作为人们参与社会的一个基本场所。它是跨地域性的．包括一定的生产、生活设施、相应的管理机构以及社区文化、意识。因此,灾后社区管理不仅包括过渡房搭建、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设施等物质层面的恢复重建,还涉及到社区管理机构、管理模式、灾民生活信心、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等非物质方面的恢复重建。     

安置社区建设——汶川震后重建的社会工作视角

地震灾难不仅凸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凸显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地震灾难对人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即对人自身各种关系的影响,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影响,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这些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的社会关系,重构和重建人的社会关系是灾后重建的重要内容之一.安置社区和安置社区建设范畴能够满足这种灾后社会关系重构和重建的要求,以安置社区为区域,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重构和重建人的社会关系,对于形成受灾群众的互助体系,加速受灾群众的自我恢复,提高受灾群众参与灾区重建的积极性,形成受灾群众自我发展的能力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多元共治：明代官民协同治灾模式及其实践效益

明代是古代中国灾害治理的成熟期,治灾理念日愈革新,治灾机制日渐完善,治灾能力日益提升,治灾主体日趋多元,并形成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的社会化、集体性官民协同治灾模式。灾前备灾时,明廷从政策层面督劝民众种植桑枣,修水利,建设仓储,以实现“长远性”减灾效益。灾中救灾时,明廷从应急层面调配社会资源,劝励民众以捕蝗、代赈等方式参与救灾,以实现“安全性”救灾效益。灾后重建时,明廷从规划层面组织民众复籍复业,重振重建,并通过反思灾中赈救的利弊得失,进一步强化治灾举措,以实现“持续性”灾后重建效益。明代官民协同治灾模式是官方自主、社会自治和民众自救等治灾机制彼此互动的结果,也是官主民辅、官退民进和官民协同等治灾路径综合联动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明代多元主体“共治”灾害的独特历史格局。     

地震灾后重建与宅基地政策研究

汶川大地震后的抗震救灾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恢复重建阶段,农村居民住房重建工作成为灾后重建工作的重中之重.宅基地为我国特有的土地制度,在灾后重建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在现有的宅基地法律制度中,根据灾民意愿,在充分考虑到地震所导致的宅基地的毁损情况下,采取5种符合实际的重建措施,切实解决灾区农民的宅基地权问题,切实维护宅基地作为灾区农民"居者有其屋"的基本生活保障条件;吸引各种合法资金积极参与重建,联建房突破宅基地传统思维模式并与我国现行宅基地制度功能相一致.     

地震受灾农民主动参与住房重建的影响因素分析

选取了5.12四川地震灾区的5个村为例,通过构建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了地震受灾农民主动参与住房重建的影响因素,发现文化程度、重建主体认知、重建后居住环境改善成效与农民参与住房重建的自主性呈正相关,重建资金来源认知、重建决策主体与农民住房重建的自主性呈负相关。性别、年龄、重建指挥主体、政府对农民意愿的尊重和农民对政府重建表现的满意度与农民是否主动参与灾后重建无显著相关。     

社会组织参与灾后社区治理综述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已成为多个学科领域重点研究领域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前人通过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学理研究或实践总结,提出大量关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历程回顾、研究范式、存在局限及未来发展方向的观点,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经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本质上在于政社关系,关键还在于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尤其在灾后重建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其参与灾后社区治理的深度,更直接影响社区灾后重建的结果,而要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现基层社区的多元治理,则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合理有效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     

灾民安置与社群重建——都江堰市翔凤桥社区安置点6月4日实地调查与思考

突如其来的"5·12汶川大地震"不仅是一场地质学意义上的地震灾害,更是一次对当今中国产生巨大震撼的灾难性社会事件。笔者以08年6月4日对都江堰市翔凤桥社区安置点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第一时间考察了灾民安置工作的现实状况,着重关注重大灾难性事件之后,整个灾区民众的"灾民化"过程所引发的社群关系双向变迁:概念层面的社群扁平化与现实层面的社群凸显,并力图探讨灾民安置工作中的社群认同及其内部再建构的重要问题,旨在为艰巨的灾后社会与文化重建提供一种在场的声音和反思的可能。     

灾后重建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汶川地震灾后的恢复重建工作,提供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样本.灾后重建中极具中国特色的对口援建模式,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实现,宣示了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巨大作用.重建中排第一位的住房重建,不只是简单地修建住房、恢复原来的居住面貌,而是借重建契机把解决灾区群众住房问题与引导农民向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集中结合起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体现了改革精神的时代创新.在重建项目顺利建成的同时,人们也在努力重建精神家园,重建工作者"荣"与"辱"的价值判断,构成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宣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效应.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模式创新与制度保障

西方国家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证明,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是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三元主体.为充分发挥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有必要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制度化模式.本研究根据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状况及其制度环境,提出了"政府主导、项目带动、网络联动、整合发展"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创新模式;并从登记制度、扶持机制、志愿参与、社工人才建设及评估机制、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六项制度保障措施.     

汶川地震灾区城镇住房重建的思考与对策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应在尽量完善过渡性居住区生活设施配套与环境改善的同时,加快地震灾区城镇住房重建步伐。为此,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做好灾区城镇住房重建的各项前期工作,重建与灾区城镇居民收入结构匹配衔接的住房供应体系,并防止以灾后解决城镇居民住房为由产生的违规违法行为。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新路径——成都“联建”政策的法经济学分析

出于地震灾后住房重建的需要,成都市出台了“联建”政策,允许地震重灾区农民提供宅基地使用权,“联建”方提供资金联合建房,房屋建成后由双方共同经营管理或进行利益分配.“联建”政策的法经济学分析表明:“联建”模式解决了农民灾后住房重建的资金来源问题,避免了与现行土地法律制度的冲突,实现了制度约束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效益最大化,其实质是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有效创新.     

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目标模式、现状问题及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目标模式是实现参与式社区治理.在社区行政化背景下,居民参与呈现出参与率总体偏低、参与明显不均衡、参与效能不高等问题.为达到居民参与的目标模式,在社区治理视域中,有必要从参与渠道、组织化程度、法律制度、社会资本、福利体系、政府和社区的回应度及效率等方面探讨破解居民参与难题的一般路径.     

贫困村灾后重建中的扶贫开发模式——“整村推进”与“单项突破”的村庄比较

甘肃三个在汶川地震中都受灾的贫困村,在灾后重建中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扶贫开发模式,在重建的效果上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采取"整村推进"模式的两个村庄在住房重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重建和心理文化重建等各方面都全面领先于采取"单项突破"模式的第三个村庄.本文分析表明,整村推进模式是引领灾后重建和扶贫开发的有效模式,其有效性和优越性是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创新而实现的,整村推进模式的机制创新主要体现在资源整合、增权和参与模式的创新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推广整村推进模式是今后灾后实践和相关研究的重点之一.     

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现状、成因与对策

城市社区业主维权是伴随我国住房商品化改革而出现的新兴社会现象.现阶段社区物业纠纷和业主维权事件日益增多,矛盾和冲突呈升级态势,所涉及的公共问题亦日趋复杂.住房产权体制变革、房地产市场的不规范与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房地产开发商的侵权、物业公司服务水平低下、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以及一些行政人员的腐败行为、居民委员会自治能力欠缺、业主委员会运作不规范,是导致社区业主维权事件频发的系统因素,这迫切需要对基层党和政府进行角色定位,加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公共治理.     

论参与式灾后重建的作用和影响

参与式方法所强调的,一是对弱势群体赋权,二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平等磋商,三是提高发展进程中各种投入的效率。本质是激发各利益相关方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本文通过政府与社会组织在5·12汶川地震重灾区民乐村开展参与式灾后重建规划的实践,分析政府科学回应社会和群众需求的方法与条件,提高政府和社会援助效率、改善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可能性,研究刺激公共品需求、培育社区自治能力的途径,探索社区管理模式转型为社区自治模式的基本框架。文章认为参与式灾后乡村重建可以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城乡发展提供借鉴。     

从行政管理性社区到公民自治性社——论中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转型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城市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城市行政管理性社区治理体系已不再适应形势发展,崭新的公民自治性社区正在兴起,从而改变传统的社区制度的供给与创新模式,形成政府管理与公民自治互动的新的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当前,中国正在着力构建崭新的公民自治性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     

灾区重建与社区工作模式

地方社区是受到灾难直接影响的对象,社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仅凭自己的力量克服灾难重创,需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支持下,逐渐恢复秩序和活力.以社区为基础的抗灾和重建理念要求从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出发,尊重社区自身的主体权利和根本需要.在基本手段上则是建立专业化的社区服务网络和争取居民参与;在抗灾和重建的每一阶段,都把各种社区服务网络和社区居民参与放在重要地位.通过居民参与过程调整社区发展体制,重建物质和精神家园.     

中小企业灾后救援：国际经验与中国方案

中小企业是产业发展和社区稳定的基石,也是灾后经济社会复苏的增长极。此次新冠疫情对中国中小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区域以及长短期的影响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参考美国和日本支援中小企业应对灾害的典型做法,可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企业灾后救援与复苏方案提供借鉴。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根本在于以自救对抗自身的脆弱性和提高企业韧性,并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加速自身转型。当然,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灾害救援的顶层设计以及中小企业援助的长效机制,以更加精准的产业政策、高度协同的区域政策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小企业灾后援助和复苏的中国方案,密织中小企业应对灾害等外部冲击的“安全网”,帮助中小企业增强应对外界扰动冲击的抵御能力、适应能力与创新发展能力。     

重大自然灾害后社区情境对心理健康的调节效应——基于汶川地震过渡期两种安置模式的比较分析

基于汶川震后入户调查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水平模型评估与分析灾后过渡期集中安置点和普通社区灾民心理健康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为灾民提供了两类社区情境,受灾严重的安置点灾民心理健康状况并不劣于普通社区灾民。两类社区情境中影响心理健康因素的社会机制存在差异。相比普通社区,在安置点,资源损失给灾民带来的压力得到有效缓解,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也更为显著。这体现了灾害境况中集中安置点作为一种特殊社区情境具有更强的"社会力",在政策意义上则凸显了灾后心理救助中社区干预的重要性。     

土地所有制之争应该从主义回归到方法--兼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自发演生的障碍与动力

我们需要检讨主义与精英决定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模式.现行土地社区所有制模式并不适合当代中国.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决策体制既定的框架下,由于意识形态、信息不对称、个人偏好以及制度设计者的政府属性等原因,社会生产力对产权制度的真实需求很难通过制度精英反映出来.中国土地产权制度面对两难选择,改革现行主义与精英决定制度模式是必然选择.我们需要参考美国土地产权制度,建立社会参与制度博弈的自发演生决策体制,而精英设计与社会博弈结合是可能选择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