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之傩仪:关于《国殇》主旨之论争

在先秦两汉时期,除祖先崇拜外,人们认为鬼是能为厉、为祟的害人者,而战死者属于强死者,其为害尤甚。故《国殇》一文不可能是歌颂死于战争的楚国士兵的。"殇"与"禓"古代通用,而"禓"与"傩"异名同实,所以,《国殇》即《国禓》,也就是《国傩》,是楚国国家祭典中的傩祭之歌。对《国殇》主旨的重新认识,有助于从整体上研究《九歌》,不至于出现因误读而将其排除在《九歌》之外。     

厉祀、殇祀与《国殇》《礼魂》的祭义

周有七祀制度，王祀泰厉、诸侯祀公厉、大夫祀族厉，以厉祀祭祀无后者。殇祀则祭祀二十岁以下的殇者，使其附先祖从食。二者皆以祭祀的方式，使其魂有所归而不为祟。兵死者不入兆域，通过集体安葬而享受祭祀。楚有厉神，又有武夷掌兵死者，皆使兵死者享受祭祀而有所归。由厉祀、殇祀制度观察，《国殇》当为楚国为兵死者举行的公祀仪式，以安其魂。按照楚汉的魂魄观念，神灵魂魄合一，常人则魂飞魄散，故《礼魂》当为安魂曲，用于人鬼之祀，其当为《国殇》的附歌，而非送神曲。     

论杀人祭神、人神恋爱——九歌十论之七

《楚辞·九歌》描写不描写——进而歌颂不歌颂——“杀人祭神”或“人神恋爱”呢?这要做归类分析。第一类祭祀太阳神及其“升格”的《东君》和《东皇太一》,祭祀轩辕星云雨风雷女神的《云中君》以及借以“招魂、起殇、却敌”的《国殇》,安魂、娱人、乐神的《礼魂》,都肯定不带“人     

论《九歌》的性质和作意

本文在辩证前人诸说的基础上，认为《九歌》是屈原撰写的一组祭事诗。在11篇里，《国殇》与前面描写天神地的诗篇不类，它的题材是现实的，写战争的，带有政治性的，是一篇歌颂为国捐躯者的英雄赞歌。是典礼的高潮，是全剧的压轴戏，是这一祭事活动的性质所在。所以末篇《礼魂》即礼“国殇”之魂，实际上就是《国殇》的“乱词”，也正说明《国殇》是这次祭祀的主体，是这组诗歌的意义所在。因此，文章的结论是：这次祭典是为了祈福佑，而这福佑的主要内容，是十分现实的，具体的，那就是企图借助天神和国殇的英魂，复国耻，报国仇，使一再兵挫地削的楚国，转危为安。这就是《九歌》的性质和作意。     

楚货币金属不是“金五品”

《书·禹贡》载:荆、杨二州"厥贡惟金三品",孔安国曰:"金、银、铜".金、银、铜作为楚国的货币金属这是肯定的,但楚国铜币不是由单一的金属铜(所含的杂质另当别论)组成,而是由铜锡铅的合金组成的.据此,有的同志认为锡、铅是二种"辅助货币",楚国的货币金属应该说是"金五品".这是值得商榷的.据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考记,在铜或铜合金中加入铅主要是从西周以后逐步开始的,铅的加入主要有三个作用:1、进一步降低金属(或合金)的熔点; 2、替代部分金属锡; 3、增加合金熔化后的流动性,便于铸造胎薄、花纹细腻繁复的器物.由于楚国的铜币体     

郑成功家世考

确斋公和乐斋公南安康店乡郑成功坟墓的墓碑上刻有:"乐斋公暨妣郭氏"、"五世祖、六世祖、七世祖"等字.乐斋公究系何人?据郑经所撰《橄榄山墓志》云:"乐斋公,经七世祖也".据最近新发现的《郑氏家谱》载:"确斋公,讳棓,字用棓.井居公长子.避倭难走杨子山下被害.妣许氏,葬娘子宫下.子六:辉(殇)、盟、耀(出家)、魁、?(出家)、浩(殇)"."乐斋公,确斋公次子.讳盟,字日盟.妣郭氏,合葬康店山大墓.子五:贡、谦、省、荣、志."如果我们把郑经《橄榄山墓志》等的有关记载和《郑氏家谱》的上述记载加以对照研     

《涉江》中“伍子”为子胥考

学者多认为伍子胥是楚国"国贼",有人并据此否定《楚辞》王逸注有关《涉江》中"伍子"为伍子胥的说法。考诸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可知,春秋时期的"父"、"君"观念与后世有很大差别。《郭店楚简.六德》将其概括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国语.楚语》也反映了类似观念。子胥出楚境,为吴臣,"楚国贼"说系后人的误解,伍子胥对吴国的忠诚是屈原对其加以咏叹的原因,《楚辞章句》相关内容不误。明乎此,方可进一步讨论《九章》中《惜往日》与《悲回风》两篇的作者问题。     

人民革命的风雷颂——论《女神》的主题

《女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革命新诗集,它和鲁迅的《呐喊》在小说方面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一样,在诗歌创作方面具有继住开来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研究者对《女神》的评价,特别对《女神》主题的认识还很不够;一般虽都承认《女神》所表现的反抗精神和朦胧的革命理想,但却认为其主题是歌颂祖国,歌颂自然,所表现的是爱国主义思想。邓小平副主席在郭沫若同志的悼词中说:“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这是对《女神》最确切的评价。     

楚族溯源

本文所要追溯的楚族之源,是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草创楚国之前辗转迁徒而来的楚国统治集团及其族属的先族,不是荆楚之地土著居民的先族.春秋时代所谓"华夏"族称楚人为"荆蛮",楚人也毫不隐讳地自称"我蛮夷也",以别于中原诸国.不过,这种蛮夷华夏的分野并不反映鬻熊以前,也就是周文王时代以前的情况,而仅仅是西周春秋以后凝成的地域——文化观念.我们认为,所谓"华夏"族,无非是统治了中原,或多或少地融合并文明化了的蛮夷戎狄.华与夏原是黄河下游与中游东西对峙的两大部族,楚人的先族出于黄河下游的"华族"部落联盟.一楚人与鬲楚人与鬲有着特殊的关系.楚人最显赫的祖先就是祝融和?熊,出于楚族的变竟因不祭祀祝融、?熊而被楚国所灭(《左传·公二十六年》).可     

“楚国之举,恒在少者”试释

"楚国之举,恒在少者"语出《左传》文公元年,为史学界谈楚国继承制者所必宗.多数学者以此语与《左传》昭公十三年"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一语并提,作为楚国实行少子继承制或称幼子继承制之明证.近年来,亦有少数学者提出异义,认为楚国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因而否定了"楚国之举,恒在少者"是历史事实.在这里,对"楚国之举,恒在少者"的理解就成为判明楚国继承制度的关键,今就此语试作新释,略陈己见,以求教于方家.     

《九歌》篇数之谜考辨

传世《九歌》何以题名九而篇为十一,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解之谜。“九”为虚数之通行说法并非确解,“九”为确数诸旧说也多不可取。《九歌》是来源甚古的一组祀神乐歌,原始《九歌》虽不可考,但按理应以符合九篇之数为是。而与之有传承关系的沅湘之间流传的《九歌》亦即屈原据以加工改写的《九歌》,依传世篇目检索正好九篇,此即《九歌》之前九篇。《国殇》《礼魂》不在原《九歌》之中：《国殇》祭祀人鬼,所祀不在神列,乃屈原独立创作的祭祀为国牺牲将士的乐章;《礼魂》无所祭者,不能独立成篇,题目中的“魂”字决定了它与前九篇所祀之“神”无关,非“礼神”“送神”之辞,只是《国殇》的乱辞和附篇。二者实为一篇,皆为屈原自创,因与祭祀有关而被后人附于歌末,不在“九”数之内。《九歌》的“九”实为确数。     

《战国策》折射的尊士主题与社会影响

将《战国策》纳入政治思想史的范畴,分析"尊士"和"尊君"这两个悖论性主题。二者看似冲突,实为和谐,共同与"崇谋"、"尚贤"、"重利"的思想交织在一起。"尊士"构成显性主题,"尊君"则是隐性主题,并且规定了"尊士"的上限。"利"将士和君合而为一,促成中华帝国的形成和士的消失;而这段历史也证明了《战国策》主题思想既冲突又和谐的合理性。     

厚葬的殇者,驱祟的仪式——南阳许阿瞿画像石墓个案研究

汉魏时期,夭折儿童瓮棺葬的习俗依然广泛存在.其原因包括人伦亲情、礼仪规范以及人们对凶祟殇魂的排斥与恐惧.许阿瞿画像石墓是汉代殇葬的特例,其建造目的在于用画像石墓厚葬的规格与隔离生死两界的功能完成对“儿鬼”的驱祟仪式.为使仪式符合汉代丧葬的礼仪,建造者又赋予墓室画像新的内涵,即以一种象征的形式为成为“儿鬼”的许阿瞿举行“成年礼”.     

春秋时期楚司马系列考述

春秋时期楚国司马的系列,《左传》、《国语》诸书虽然有所提示,但在不少地方仍然含混不清,或多存缺环.古今史家对此系列的论述亦不乏错误之处.以下,笔者想从分析史料、辨正诸说的途径入手,对这一时期楚国的司马依次作一考述,以图能显示出一个大致无误的春秋楚司马系列.斗子良若敖之孙,伯比之子.这是见于《左传》的楚国首任司马.不过,《左传》不是正面记载,而是以追叙的笔法,将他任司马一事补记于鲁宣四年:"初,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良是令尹子文之弟.子文任令尹长达二十八年(前664-前637),子良为司马亦当在这一时期.子文任令尹的前期,有职掌相当于司马的莫敖屈完主管军事,后期司马为成得臣(详下),故子良任司马当在子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历史观出发点新探——"抽象人本学出发点"质疑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从抽象、理想化的"人"及"人的本质"出发来说明社会历史问题的,因此《手稿》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著作.笔者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根本性质疑,认为《手稿》历史观的真正出发点,不是抽象、理想化的"人"及"人的本质",而是感性、现实的劳动实践活动,马克思正是以劳动实践活动为根本出发点来说明社会历史问题的;劳动实践的观点,是理解《手稿》历史观及其理论实质的一把钥匙.     

楚骚与哀吊类韵文

哀辞以悼童殇、吊文以慰亲属、诔文以彰德行、祭文用于典祀,它们均以亡者为悼念对象,都指向一种哀痛伤心的情感。《楚辞》中的《国殇》、《招魂》、《大招》等作,对上述哀祭类韵文的兴盛影响极大,而贾谊《吊屈原赋》这篇楚骚体赋作,更被视为哀吊文的首出之作。同时,楚骚体的“兮”字句,是哀祭类韵文中重要的句式之一;而“兮”字句与四、六言的搭配,可以增加句式变化、加强抒情效果,并在作品中起到结构上的作用。     

青年鲍德里亚与莫斯-巴塔耶的草根浪漫主义

青年鲍德里亚的研究是人们长期忽视的领域,尤其是对青年鲍德里亚思想的基本定性存在严重误识,特别是将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之前的思想判定为"新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本文认为,在鲍德里亚的思想中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阶段",他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青年鲍德里亚早期文本中呈现的哲学观念,其理论起点恰恰是后马克思思潮,而正在形成的基本学术逻辑主体上已经是莫斯-巴塔耶的草根浪漫主义.     

《天问》“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再考释——兼论仙人王子乔之迁变

考析《天问》中屈原所问之本意,或当指楚文王时之事。盖"大鸟"之谓,当是指文中所言"此大鹏鶵也",大鹏"羽堕如雪,血洒如雨",因是而鸣,而又疑"丧"乃"葬"之讹(丧、葬同属阳部,或因音近而讹)。盖大鹏广数十里,其体硕大,不知何处可葬。王子乔仙化之事,在先秦典籍中鲜见,至汉代以后,则流俗怪说,陡然兴起。溯其上源,盖在秦汉方士盛行之际,至蔡邕之时,备受推崇,而后遂窜入道家神仙的体系。而从王子乔迁变的论述中,亦可知《远游》篇在很大程度上或非屈原所作。     

竞争与和谐之哲学省思

当前学术界关于竞争与和谐关系的认识,存在着四个误区。本文以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视角,着重从人生哲学和文化学的维度,对竞争与和谐的问题作了"动力学"的探讨。作者认为,竞争"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和谐则"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竞争与和谐乃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价值取向,而不是同一价值取向下的简单选择。     

诸子是怎样炼成的--先秦诸子发生学引言

诸子经典还原,是要"以心印心"地激活民族文化之根的活力,做一个对自己文化家底的明白人。《老子》在诸子中唯一存在着母性生殖崇拜,因而属于与《周易》"乾坤文化"并峙的"坤乾文化",这与老子出生的氏族及陈楚文化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一语,为子见南子之后所说,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具有同样的历史针对性,告诫执政者不可沉溺于女色与小人。庄子是流亡宋国蒙地的楚国疏远贵族的后裔,其书散发着对楚国的乡愁,顾忌"政治楚国"而留恋"文化楚国",在蒙泽湿地中创造了"诗的哲学"。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及韩非、李斯师事荀子,是春秋战国近三百年间诸子百家争鸣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在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的方法综合中,考定"孔老会"和"荀韩李三人行"的具体年份和历史现场,可以使之储入民族文化的记忆,滋润着现代思想创造的元气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