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改变与经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道德为本的文化，这在理念上集中表现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之道内蕴两个基本信念：第一、道德完善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第二、道德是整合社会秩序、维系世道人心的垠本力量。儒家经典《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而止于至善。”尔后又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光齐某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     

“格物”“修身”是管理者之本

当前有些管理者只注重学习管理方法而忽视"格物"和"修身",其实,在古代著名的政治家眼里,"格物"和"修身"才是管理者的基本功。《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金瓶梅》饮食谱

东吴弄珠客说：“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弄珠客的概括不算完整,至少还能补充一条：“生饕餮心者,吃客也。”这里说的饕餮就是指食指大动吃心不改．没有任何假借比喻的意思。只关乎食,无关乎色。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 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特色与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宋翔凤先著有《论语纂言》,后又“别录私说”为《论语说义》,从传统考据学转出,发挥孔子微言大义并形成系统的士大夫之学;以《春秋公羊传》贯通《论语》而阐发“性与天道”之说,又以《周易》《老子》会通《论语》并推论孔、老同源于《归藏》之《易》。宋翔凤之群经互证与焦循等人将《论语》《孟子》与《周易》互证有所类似,但独特的《论语》与《老子》互证则走得更远,故《论语说义》虽有穿凿附会之嫌却也体现了《论语》文本的开放性以及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招魂》创作的年代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揣其语气,似以《招魂》为屈原作品。王逸《楚辞章句》则以为宋玉所作,谓“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二说都未得到先秦史料的证实。     

《中华道藏》校点疏误例释

指出了《中华道藏》中校点的几处疏误：《正一法文经章官品》中“中外强徉”之“徉”当作“”,为“”之形讹,“”是“祥”的换旁俗字;《陆先生道门科略》中“三官遣考,召君史潜守门户”中间不应点断,“史”为“吏”之形讹;《洞玄灵宝五感文》中“动生怨怪”之“怪”当作“恡”,为“悋”之俗字;《老君音诵戒经》中“吏兵、管护者哉”中间不当断;《太上老君戒经》中“不欲人在已先病者”之“已”为“己”之形误;《女鬼青律》中“食寅”不辞,“寅”与“肉”之俗字形近而误。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明代文学家郎瑛在《七修类稿》卷二十二《辨证类》中说:“谚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有人曾说,西湖最美,杭州当列于前,郎瑛认为“谚语因欲押韵,故先苏而后杭。”又因为“苏(姑苏)自春秋以来显于吴越”,而“杭(州)惟入宋以后,繁华最盛     

《葛特露和克劳狄斯》:重构《哈姆莱特》

厄普代克长篇小说《葛特露和克劳狄斯》重构了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颠覆了后者中的人物关系,把“被说者”变为“说者”,“说者”变成了“被说者”,从而传达出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作家对历史、善恶尤其是女性问题所做的辩证性思考。     

周敦颐<太极图说>的道德修养论

周敦颐之《太极图说》上承《学》、《庸》的思路 ,用天人一道来论证圣人何以“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道德修养原理 ;强调“主静”的修养功夫 ,认为无欲才能静 ,将解决人欲问题做为道德修养之要点。这些奠定了理学修养论的基本思路和强调节制人欲服从天理的基本内容。学界认为周氏“主静”说“排除了修养” ,是一种误解 ;不能正视宋儒克制人欲说所包含的对于道德修养的实际意义 ,也是片面的     

洛阳纸贵

西晋左思“欲赋三都”，从山东临淄“移家京师”，“遂构思十年”赋成，一时不被人看重。左思请德高望重的皇甫谧看过，皇甫谧矢口称赞，并为作序。又有著作郎张载、中书郎刘逵作注释，于是《三都赋》声名大噪。起初，著名文学家陆机也想作此赋，听说左思在写，对他弟弟陆云说：“有一个鄙夫要写《三都赋》，待他写完，用来盖酒坛子吧。”待《三都赋》问世，经名家荐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陆机也为之叹服而辍笔。     

修身与当代大学生

修身与当代大学生刘继合修身原系儒家用语，原意是指经过努力，来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修身。《礼记·大学》：“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儒家之所以把修身提到齐家、治国、平天下...     

意不在醉——评任艳明雕塑新作《醉酒》系列

“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说有三。其一曰：仪狄始作酒,与禹同时。又曰尧酒千钟。则酒始作于尧,非禹之世也。其二曰：《神农百草》著酒之性味,《黄帝内经》亦言酒之致病,则非始于仪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与天地并矣”。     

《礼记·学记》学习方法的当今接受

《礼记》中《学记》一章对于当时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几点见解。认真咀嚼其精言要义,对比今日学校教育之弊端,其中的教育“兴废”说、长善救失说、教学相长说、循序渐进说以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思想,对于今天从事学校教育的人来说,仍有很精辟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饶鲁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性诠释及意义

饶鲁在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中,颇富新意地阐释了理气、心性、工夫、仁政诸论题,主张理主气辅、理德气势,反对程朱“孟子论性不论气”之说。他将性与理、仁通而论之,反驳朱子性论的诸多看法,强调仁义当从道而非事的角度论述。饶氏思想流露出注重综合而非分析的心学倾向,主张仁与心一体,提出操存之心与仁义之心皆是一心,批评朱子心论的二分说;重视存养扩充工夫,认为孟子对克治工夫有所忽视;在仁政、王道上对《集注》亦提出不少具体批评。饶氏对《孟子集注》之批判性阐发,源于其自身工夫受用及欲矫朱子学弊病的动机。尽管因立说“多不同于朱子”而招致学者批评,然饶氏之学以其思想之深刻新颖,对此后的朱子学产生了持久影响,显示了“后朱子学”演变发展的轨迹。     

《大学》(节选)批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②,在亲民⑨,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④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⑤。     

张载“参两”说及其与“太极”之关系

《正蒙》中有《参两》篇,先儒与时贤对“参”的音义理解意见不一,或读解为“参”或读解为“叁”。其实,张载“参两”之说先见于《横渠易说》,后备于《正蒙》。从文本疏通和义理阐释两个方面对《横渠易说》中相关条目进行分析可知：“参两”非单以数论,而当合以象言,描述的是现实世界活泼泼的生命,应读为“参”而非“叁”;相应,《正蒙》中应为《参两》而非《叁两》,“参两”在更深层次的内涵上是穷理尽性,与“太极”密不可分。“参”虽包含“叁”之义,实则意蕴更丰富,并具参合之义,生动具体描述了太极之道的一与两合为叁以及参合化生之义。即是说,张载的“太极”一物而兼有乾坤两体,在太虚之气的场域下,本质上“太极”是气化生生流行不息的状态,是一种动态图景。“太极”与“参两”的关系为“参”是“太极”气化生生表现样态的定性,“两”是“太极”气化生生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