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澶渊之盟”缔结的原因

“澶渊之盟”是宋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关于其缔结的原因,许多人都做过论述.有不少同志把它看做是宋朝在强大的辽国面前仓惶失措,丧失了正确对待事物的能力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有人仅仅把它简单地作为宋朝政治腐败昏朽和苟且偷安的一个苦果来认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偶然,也没有绝对的必然,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原因、背景和条件.同样,“澶渊之盟”也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笔者以为其缔结是有许多原因的.本文试作一粗浅探讨,以求教正.     

“澶渊之盟”对北宋经济增量的影响

澶渊之盟是宋辽在大体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所达成的盟约。盟约的签订使双方都达成了各自的战略目的,是一份宋辽都比较满意的协定。澶渊之盟的签订,使得宋朝节约了大量用于北方边患的军费。由于盟约,在双方边境贸易的过程中,宋朝居于主动地位,又可以大量获利。合约签订带来了相对持久的和平局面,这一和平环境所带来的间接的经济增量,更是不可估量。     

北宋赴辽使节“辞不行”现象初探

宋辽自澶渊和议之后,双方使节不绝于途,但是北宋在与辽国正常互派使节、进行节日道贺时,赴辽的北宋使节却出现了频繁“辞不行”的现象。探讨该现象的表现、发生的原因及其对外交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对《重评“澶渊之盟”》有关史实的两点意见

公元1005年的“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统治集团在激烈争夺之后达成的停战和议。这一和议是宋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因此,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是有着重大意义的。《民族研究》1981年第二期发表了金石同志的文章,题目是《重评“澶渊之盟”》,对这一和议进行了新的评价,读后获益良多,颇受启发,但文中史实的引用颇有商榷之处。现略陈就教。     

谈“澶渊之盟”

公元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的订立,迄今已近1000年,以往不少学者论及这一历史性事件,①笔者就这一历史事件,谈点个人的看法。 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辽檀渊订盟后,“二方既定,中外略安”,②真宗因寇准有社稷功,“待准甚厚”,就连寇准退朝,真宗也“月送之”。③可见,真宗为澶渊订盟而心满意足。初战之时,大敌当前,北宋朝野惊慌失措,京都开封危在旦夕,王钦若密奏真宗迁都,遭到寇准的痛斥,对寇准怀恨在心。战后王钦若便向真宗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何耻如之！”“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④显然,这是王钦若为报复与深嫉寇准的谗佞之言,后代的史学家多数接受了这种“屈辱说”。进步的史学家则从订盟后出现的“南北弭     

再谈宋辽“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宋辽之间由战争走向和平的转折点,关于这一事件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本文主要通过爬梳基本文献,放宽视界,认为它是双方势力均衡的产物,盟约的缔结出现了双方百年和好,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引发的政治后遗症也不容忽视,无休止地搞封禅祭纪等活动劳民伤财,懈怠武备加剧了军事弱势。     

辽国的战略进攻与澶渊之盟的订立——宋辽战争研究之三

自九八六年宋太宗北伐失利,宋辽双方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宋损兵折将,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辽稳稳抓住了战争的主动权,以其机动的骑兵队经常地驰骋于河北大平原之上,攻城陷镇,最后迫使宋签订了城下之盟。对这段历史,人们并不陌生,但对于如何评价这段历史,特别对于如何评价澶渊之盟,则持有不同见解。本文将以这个问题为重点,兼从战略战术制订和运用等方面,对宋的失败作一剖析。这点想法是否成熟,还要在实际中受到检验。     

十世纪辽王朝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

辽代武装力量建设与武装斗争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军事史领域中一块需要大力开拓的园地.公元一00四年,辽宋两王朝在延续多年的武装对峙和冲突之后,订立了著名的“澶渊之盟”,促成这个和约的主要因素是辽宋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从此,辽王朝停止了对关内汉族区域的军事进攻,与宋王朝和平相处愈百年.“澶渊之盟”前的百年中,契丹族统治集团在战略上处于优势和主动地位,采取以进攻为主的军事行动,进行民族征服与领土扩张,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本文谨对这一百年间辽王朝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一些探讨.     

北宋赴辽使节"辞不行"现象初探

宋辽自澶渊和议之后,双方使节不绝于途,但是北宋在与辽国正常互派使节、进行节日道贺时,赴辽的北宋使节却出现了频繁"辞不行"的现象.探讨该现象的表现、发生的原因及其对外交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澶渊之盟”

公元1004年,辽宋两国经过多年的兵戎相见之后,签订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近十个世纪以来,不少史学家把这个盟约斥之为屈辱妥协的投降卖国的条约,认为北宋“开一代投降政策先例”,等等.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难免有些片面.对于如此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做全面系统的客观深入的分析研究,只抓住某些表面现象去探求,就不可能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可能导致不正确的结论.     

赵翼《廿二史劄记》金代“汉人”“南人”说厘正

自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提出“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以来,学界虽对此概念多有使用,但却未从不同历史语境下对“汉人”“南人”的多重内涵进行更深入的解读。检点史料,赵氏所言金代“汉人”“南人”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时空局限性,未能反映这一概念的整体面貌。金初“汉人”概念由辽朝沿袭而来,特指由辽入金的汉族群体,至金中叶以后,“汉人”逐渐成为金朝境内汉族群体的统称。“南人”起初是与“汉人”相对举的概念,指代由宋入金的汉族群体。但在一定时期内又特指黄河(旧河)以南原伪楚、伪齐统治区。而在一些与宋朝相关的特殊情境下,金人也常以“南人”指代南宋政权(南宋人)。金代“汉人”“南人”概念之所以被提出和使用,与其所处的多重历史语境有关,主要包括“辽宋之别”与“重北轻南”的统治策略。     

昭君论——一个文学经典的定型

在正史上只有寥寥数笔的昭君出塞形成了绵延千年的文脉,历代以昭君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学现象,笔者称之为"昭君文学"。昭君出塞由一历史事件生发成文学母题再定型为文学经典,一是其叙事要素的演进与定型,二是其情感内涵的拓展与丰富。由此而见昭君文学经典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与更具本质性的文学史意义。     

才猷茂勚的赵侃

自明代开始,贵州的历史文化已经散发出璀灿的光彩,在安顺乃至贵州的历史人物画卷中,赵侃是明代前期引人瞩目的一颗耀眼明星。他不仅是安顺人引以为自豪的第一个进士,也是贵州较早任职京师贵为九卿的官员之一,并且又是最早身受皇帝赐祭葬的大臣。赵侃为官勤政爱民、疾恶如仇,敢于直言谏对,是封建时代传统的治世能臣;他关爱家庭,富有同情心、责任感,是儒家心目中理想的士大夫。他对于安顺和贵州学风的转化具有推进作用,在贵州的历史人物中享有重要地位。     

试论金初宰相韩企先与隐者政治

为了深入认识金朝政治的特殊性，以由辽仕金的韩企先为研究对象．研究他在金初政坛被信任、重用．为相几二十年的政治作为与历史背景。把他在政坛上的成功概言为“隐者政治”。他的隐者政治是金初贵族政治与皇权政治夹缝中的产物，属于个人，也属于金朝社会，其影响深远。     

三郡乌丸考

曹操平定幽州的三郡乌丸,是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是“三郡”的具体名称,后世史家说法不一。事实上,“三郡”是指幽州下属的辽西郡、右北平郡、辽东属国。将辽东属国解释为辽东郡或上谷郡,是不妥当的。     

契丹辽朝与南唐交聘中的关键节点

为了对五代十国时期契丹辽朝与南唐的交聘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梳理和分析史料的结果表明,“高霸事件”是双方交聘前期的重大事件,“清风驿之变”则是双方交聘后期的转折点,它们是对双方交聘目的、内容、地位和作用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节点。这对于准确把握双方的关系,以至客观认识契丹辽朝的中原政策很有帮助。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宏阔视域下的教育史研究——《教育与辽代社会》读后

辽代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北疆游牧地区的文化水平,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然而辽代教育研究却相对薄弱。高福顺教授《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突破史料不足征之桎梏,从宏阔视域审视辽代教育发展演变的全貌,对辽代教育与社会的互动性予以深入研究。此书是辽代教育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其出版推动辽史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     

论张洎的外交思想

宋太宗时期，宋朝的对外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对辽主动出击到虚内守外、以防为主。张洎在太宗朝累官至给事中、参知政事，参与了宋王朝的重要政治活动，他几次上奏言边事，表达了其消极防御的外交思想。张洎提出在外交模式上防守勿攻、敌去勿追的思想；在内政与外交问题上，主张把内政放在政治生活的第一位；在西夏对宋边境的战争中，提出弃地妥协的主张。张洎理想主义的消极防御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太宗朝及北宋中、后期的外交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