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之道与“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先秦一种流行的政治理念。道家从自然主义出发,主张通过“去欲”、“去智”等手法实现“无为而治”。儒家从道德理想主义出发,主张通过道德教化、以身作则、贤人当政等途径实现“无为而治”。法家从权威主义出发,主张通过“势治”、“术治”和“法治”途径实现“无为而治”。各家的“无为而治”理想都因其实现途径上的片面性而难以在现实中得以有效贯彻。     

道家的“无为而治”与企业的科学管理

将道家“无为而治”的哲学智慧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含义有四:一是在企业决策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二是在企业用人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三是在企业家行为上,要“顺其自然”有所为,“逆其自然”有所不为;四是在市场竞争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而治”是一种以最小的领导行为获取最大的管理效果的高超管理艺术。     

无为而治：当代教育教学的理念与策略——兼评主体教育理论

道家提出的“无为而治”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 ,其目的是想用“无为”的手段 ,让统治者效法天道 ,自然无为 ,以达到“无不为”的目的。“无为而治”是治国之道 ,养生之道 ,也是教育之道 ,教育中的“无为而治” ,既是教育教学的一种理念 ,也是一种策略。作为一种教育理念 ,“无为而治”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顺应学生的成长规律 ,减少不必要的干预 ,不做徒劳无益甚至揠苗助长的事 ,使“无为”与“有为”达到最佳统一 ,从而使主体教育的实施达到最佳的效果     

老子思想对高等学校管理的启示

“无为而治”管理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始于西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儒、道、法等诸家均有论述,而尤以道家为代表：“无为而治”是众多思想家所推崇的管理伦理思想,也是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管理境界。在中国历史上,无为而治的管理伦理思想曾被一些明智的统治者所运用,发挥着安定社会与民众生活、促进经济发展等积极作用。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研究道家思想的热潮悄然兴起,人们开始从现代管理伦理的角度来诠释其管理伦理精义。这一思想开始走进企业,走进管理领域,走向世界。因此,将“无为而治”管理伦理思想运用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中,我们可以得到诸多启示。     

论领导活动的最高境界——基于"无为而治"的"超级领导"

“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管理文化的精髓，“超级领导”则是西方现代一种新的领导思潮。基于“无为而治”思想和超级领导理论，领导活动的最高境界应是在以“道”的辩证思维进行“有为”的超级领导、以“法自然”的思想实现超级领导的“无为”本质这一思想境界的基础上．从建设“无为而治”的超级领导文化、提高领导活动各主体的“领导”能力、塑造超级领导的“自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努力，进而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领导状态。     

有为而进无为而治——略论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其内容可以用“有为而进,无为而治”加以概括,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任人举贤、简政宽民等行政方略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其核心内容是贤人政治,因而他极力主张要选贤任能、唯才是举.对于政府的行政过程和行政方针,孔子主张“居敬而行简”,抓大体,不烦琐,而简政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宽民”,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一种宽松的环境.孔子的最高政治目标是“无为而治”,但孔子的“无为”与庄子的“无为”有本质上的区别.庄子的“无为”有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孔子的“无为”则是通过“有为”的政治方式而达到“无为而治.”     

老子的“无为”哲学及其管理思想探析

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为中包含着有为。无为而治首先是指要创造一种良为管理秩序;其次是要求治之于未乱,为之于未有;要做到无为而治,最根本的是要把握“道”的内容。道有“常道”与“非常道”之分,“常”有三解释,“常道”有三种涵义,“非常道”亦有三种规定。理解和把握道,要先确定“常道”,再探讨“非常道”,进而深入于“道”。道就是整体性规律,亦称整体之道,整体之道亦可变之道。对“道”的理解是研究管理思想的向导。     

道家"无为而治"对企业管理思想的启示

“无为而治”作为一种统治术,即顺应自然、无所妄为、杜绝干预的治术。对今天的企业管理者而言,应借鉴道家的“行不言之教”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思想,以调动全体员工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同时,要实施“无为而治”,企业领导者必须培养老子提倡的“不敢为天下先”的谦下美德。     

孔子的政治理想与无为而治

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无为而治。作为一种天下大治的社会状态,孔子认为,无为而治的社会必须具有三个特征,即人民足食、天下无兵和社会诚信。在孔子看来,为政以德即所谓德政只不过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手段或途径罢了,它是以建立礼的秩序,发扬仁爱精神和坚持富而后教为基础的。孔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是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进步呼声,是一种积极的无为而治,是对于老子消极的无为而治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自汉武帝以后对于儒术的独尊已经完全丢弃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千年来的尊孔只是利用亡灵的作用而根据自己需要的对于孔子的篡改。     

“无为而治”思想对现代高等教育管理的启示

“无为而治”管理伦理思想源远流长。文章概述了“无为而治”管理伦理思想的精华，探讨了其对现代高等教育管理的启示，提出了操作上的具体策略和方法。     

从"小康"到"和谐社会"--兼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创新

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为宏伟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已得到初步实现。在此基础上,奋发有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一发展过程,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选择,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党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质资源的创造性运用,体现了党执政理念的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对福建“新圩经验”的分析

加快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福建省华安县新圩村的“新圩经验”表明: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是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据此理念,新圩村通过建立利益表达的“输入—反馈”机制,保证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并防止信息反馈的失真,实现了基层利益表达机制的创新;通过多元利益主体的平等、理性的协商来达成共识,实现了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创新;通过建立“两委主导,多元参与”的决策模式实现了民主决策机制的创新。虽然“新圩经验”的具体制度设计立足于本村现实,但其体现出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却具备推广价值。       

国民党“以党治国”实践失败的原因分析

孙中山主张在训政时期实行"以党治国"。1928年,中国国民党开始做"以党治国"方面的工作。国民党在大陆的"以党治国"实践是失败的,它没有使中国经过党治走上宪治之路。国民党"以党治国"实践的失败,既有军政时期的任务没有完成的客观原因,也有国民党政权制度化水平低、国民党本身和孙中山"以党治国"理论预设方面的主观原因。     

“表演型上访”:作为弱者的上访人的“武器”

构建"表演型上访"的解释框架,旨在解释作为"弱者"的上访人采用何种武器进行利益表达的问题。上访人之所以采取"表演"的方式来作为上访的武器,与上访目标的确定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有关,而深层次的根源还在于国家宏观的政治结构与上访治理方式的非制度化特性。上访过程的表演性凸显,给信访的制度化吸纳增添了障碍。因此,推动实施宏观政治结构的变迁与制度化的信访治理方式刻不容缓。     

自性而化—一老子“无为而治”刍析

"无为而治"是老子政治哲学的重要范畴。以老子天道"自然"观为基础,可以看到"无为而治"的本真内涵是"自性而然"。在此论域下,"无为而治"区分为两个维度———上者的"无为"和下者的"自化"。"无为"与"自化"一体两面,共同构成了"无为而治"的本真意蕴。     

试论"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提出背景和重要意义

江总书记“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 ,是站在新世纪的高度 ,对传统治国理论的扬弃和现实社会的紧密结合而得出的真理性命题。“以德治国”思想是对中外历史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 ,符合中国民族特殊心理的国情而提出来的 ,并与传统和外国德治有本质区别 ;“以德治国”思想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必然论断 ,也是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求 ,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要的客观需要。     

对“以人为本”中“人”的解读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人类对自我认识的一次重大提升,与近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所理解的抽象的人不同,以人为本的"人"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是类、群体、个体三重存在统一的人,只有正确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才能真正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原则。     

论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实践路径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执政理念和价值理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研究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实践路径,探讨落实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反映在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中的实践要求,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不折腾”思想的政治学解读

在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上,"不折腾"的通俗表达体现了重要的政治理念.这一理念体现了多元民主社会下政治宽容与政治共赢思维,体现了在党的领导下社会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基本需要,体现了执政党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则,体现了执政党执政自觉和执政理性的日益加强."不折腾"的政治思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     

从适用到规范——论民事诉讼中的“策略取证”

民事诉讼中"陷阱取证"这一概念存在较大争议,用"策略取证"将其替代,并对"策略取证"进行严格界定,通过对其源起、概念、可行性及价值诉求作详细的探究,为此概念及相关制度顺利移植到民事诉讼中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