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城市产业集聚经济效应实证分析——以西安市和成都市为例

本文运用符合中国实际的CES生产函数对西安和成都城市产业集聚经济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表明,西安市和成都市的产业集聚效果都比较差。西安市的集聚经济效应h值历年均小于1,总体上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成都市的集聚经济效应水平先高后低且小于1的总体发展趋势,表明成都市实现的也是集聚不经济。     

区位优势、集聚经济和中国地区间FDI竞争

FDI在中国东部多、中西部少,这可能导致东部在集聚经济上的优势,而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差异也造成了东部和中西部的区位差异,这两方面差异可能会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的竞争策略。在马尔可夫完美均衡的框架下构建一个模型来分析集聚经济、区位优势对地区间FDI税收竞争均衡的影响,后续的空间面板实证分析则表明:地区之间的FDI税收竞争是存在的,税收仍然是影响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但随着时间渐趋减弱;相对来说,中西部省份更依赖于税收竞争,而且吸引的也是对税率更加敏感的相对低端的FDI ;拥有区位优势和集聚经济优势的东部省份则可以对FDI课征更高的税率以获取集聚租金;另外,集聚经济的存在弱化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课征的平均税率随着时间均趋于升高。     

集聚经济、制度改进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条件logit模型实证检验集聚经济、传统因素和制度对日本FD I区位选择的影响表明:集聚经济效应特别是日资企业的国别集聚、FD I的优惠政策和法制建设所带来的制度改进都对日本FD I的区位决策具有很强的正向影响,同时结合对传统因素(要素成本、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的分析,可以发现日商投资会趋向于选择那些已经聚集大量日资的企业、有良好的市场制度和有利的FD I优惠政策、市场规模较大、要素成本较低、基础设施良好的地区。     

“产业地理集聚及其经济绩效”专题探讨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劳动地域分工的日益深化,产业地理集聚逐渐成为区域产业组织的重要形式,也是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途径。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地理集聚引致成本节约,促进     

西部国家级高新区的集聚经济效应

基于国家级高新区的"西高现象",运用Segal模型和修正的Carlino模型对西部两个高新区的集聚经济效应进行了测度与分析,研究表明:西安和成都高新区都存在明显的正集聚经济效应,且西安高新区的集聚指数远高于成都高新区的集聚指数;总体上成都高新区的集聚弹性远小于西安高新区的集聚弹性,但成都高新区的集聚弹性呈现总体上升趋势,集聚功能呈现加强态势,而西安高新区的集聚弹性则呈现整体下降趋势,集聚优势越来越弱化。     

江苏省FDI和产业集聚关系实证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对FDI和产业集聚的关系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FDI和产业集聚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FDI的区位选择除了受到产业集聚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外商示范效应（投资水平）、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地区金融集聚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笔者首先从区位经济、规模经济、信息外溢效应和政府推动四个方面对金融集聚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进而计算了各省金融业和保险业的区位熵作为金融集聚的指标,从上述四个方面分别选取指标作为代理变量,建立了面板数据模型,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是金融集聚的首要决定因素,政府推动是金融集聚的次要因素,金融业在该地区的重要程度对金融集聚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集聚经济与中国制造业新企业区位选择

本文基于条件逻辑模型探讨集聚经济对中国制造业新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企业更倾向于集聚在已有同类产业的企业周围,不同类产业的集聚往往容易挤出新建企业,这种趋势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明显;对资源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不同类产业集聚对挤出新建企业的影响较小。新企业还倾向于与相同或相近所有制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国有或集体新企业在布局上没有与外资企业集聚的倾向,而外资新企业往往倾向于和所有类型产业的新企业集聚在一起,以便降低信息成本,获取集聚效益。     

企业选址、集聚经济与城市竞争力

经济学所关心的不外乎是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谁生产?而本文讨论的主旨,则聚焦于在哪里生产?也就是要问:企业在哪里选址?企业在哪里进行相关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究竟都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无疑,地理和区位已成为管理的核心原则之一,选址是企业发展中的重大决策行为。本文尝试用集聚经济理论探讨企业选址和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将企业选址指向性的内容拓宽到城市和区域的多个领域。     

重庆制造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

本文通过产业集聚的指标体系,对重庆制造业的集聚程度作实证分析,并研究了其与重庆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重庆制造业集聚规模较大但专业化优势不显著,主导产业的集聚优势明显,总体来说,制造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     

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与对策研究

总部经济集聚区内企业间价值链互动与合作,获得更多的价值链高端价值,发挥总部经济的集聚优势,从而推动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在综合性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中,不同产业企业总部之间的协同和支柱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协同并存,而在特色性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中,同一产业链企业总部之间的协同和旧产业路径依赖与新产业培育的协同并存。从政府、企业、中介协作发展角度,制定相应的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对策,要求在强化企业总部间协同创新和企业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和保障体制建设,并完善社会中介服务支持体系的有力支撑。     

发展中国交通知识经济的理论探讨

论述了中国交通知识经济的现实意义、现状及基本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性地提出了中国交通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配套政策.     

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研究

准确认识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拓展数字经济影响的评估视角,也为发挥数字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的融合倍增效应提供有益思路。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数据要素跨域流通打破了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市场分割,助推城市群边界的有效扩大。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主要通过两个作用机制,一是推动创新主体跨城市跨区域进行合作创新,促进城市协同创新网络发育壮大;二是提升城市空间集中度,增强邻近空间范围内的城市要素集聚能力。数字经济的网络性、跳跃性及外部性特征放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构建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和要素统筹配置机制正当其时。     

广西产业集聚现状及对策研究

产业集聚是产业活动在空间的集中现象,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为测度广西产业集聚情况,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计算了广西产业地方专业化指数和区域分工指数,并与全国其他省、市、区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广西近5年的产业集聚发展趋势。结果显示,广西产业集聚水平较低、优势产业较少且结构不合理,同时区域分工水平较低,但从趋势来看强势产业集聚程度开始增强。根据广西产业集聚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原城市群高速公路网络发育程度评价

作为城际联系的快速通道,高速公路网络对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通达指数、伸展指数、趋中指数等为衡量指标,以20个入网城市的最短路径矩阵为基础,对中原城市群区域高速公路网络的发育程度进行定量评价,结果显示：中原城市群高速公路网络在空间格局上呈现明显的“核心一外围”模式,通达指数最高的城市集中在中心城市郑州周围,较低的城市分布在外围地区,且趋中指数排序与通达指数排序相吻合。因此,中原城市群边缘地区城市的通达性需要提高,城市群南北部横向高速公路网络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武汉城市圈产业一体化研究

产业一体化发展是推进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和区域一体化的关键因素。对武汉城市圈三次产业结构相似度和规模以上行业区位商的分析表明,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问题主要在于：三次产业结构相似度太高;规模以上工业行业虽已基本形成地域专业化,但优势地位不明显;产业集聚规模小,产业链延伸不充分。提出了促进城市圈产业一体化的主要途径在于突出各城市优势产业,提高产业集聚力,形成产业优势互补,配套、协作发展。     

聚集效应、区位差别与区域经济增长

运用一个简单的生产函数,对我国各省区1991到2002年资金投入、人力投入、聚集程度、科技投入等的数据进行估算,可以发现,在此期间决定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仍然是劳动投入和资金投入的增加。为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各区域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国家应加大对落后区域的支持。     

我国的海洋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伴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产业的分布越来越呈现出空间集聚的趋势.针对这一现象,通过区位商法的分析发现,海洋产业的集聚化特征已比较明显.根据不同因素的区分与归类,概括出影响海洋产业集聚的因素主要包括海洋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差异、海洋相关政策,以及海洋资源环境约束,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不同海洋产业的集聚水平.对于我国沿海区域经济的发展来说,可以通过提高海洋产业集聚水平实现区域竞争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