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政治哲学中“礼”“法”“刑”的关系

荀子十分推崇"礼"的地位,认为"礼"是社会治理之根本,他在"隆礼"的同时也强调"法"的作用。荀子哲学以"礼"为主体,由"礼"产生"法",同时强调"刑"的作用,并将"刑"作为一种维护"法"和"礼"的必要手段。在荀子政治哲学中,"礼"是"法"的根基,"法"是"礼"延伸,"刑"则是"法"和"礼"的保障。     

由“分”而“统”——荀子天人观的内在逻辑

荀子在继承孔子天命观与孟子天道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观思想,并通过由"分"而"统"的内在逻辑将天与人的关系统一于一体。一方面,荀子以"职"为主线,在范畴上对"天"和"人"进行了"分",认为"天职"是"天道自然"、"天行有常";"人职"就是"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另一方面,荀子以"礼"为基础,论证了"礼"是天人之"统",认为"礼"既是天道之用,又是人道之极,是形上关怀与现实关怀的辩证统一。     

康德道德性"上帝"概念与《易传》"太极"、《中庸》"中"之观念的比较

"道德性上帝"是<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的本体概念,将此概念与儒家本原概念<易传>之"太极"与<中庸>之"中"相比较,可以看出,康德之"上帝"与儒家之"太极"、"中"都是其所谓生发万物的本体. "上帝"的"自由"与"太极"、"中"之"性"有相通之处;"敬"于"上帝"与"诚"于"中"有相通处."上帝"与"太极"、"中"又有不同之处:"上帝"在理论上不可知,而"太极"、"中"内在于人性,且能最终达到"大人合一".另一方面,儒家"太极"、"中"在人性返归本体上有较"道德性上帝"和"灵魂不朽"更清楚的运动步骤和实践性.     

本与末——王国维“境界说”与中国古代诗学传统关系的再思考

王国维把自己提出的"境界"与中国古代的"兴趣"、"神韵"之间的关系描绘为"本"与"末"的关系,近百年来,这个观点几乎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识。实际上,王国维的"境界说"来源于以叔本华"直观说"为代表的西方美学传统,而"兴趣说"、"神韵说"植根于中国古代"比兴"的诗学原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本"与"末"的关系,王国维的"本末说"本身恰恰是近代东西方不平等文化关系的一种历史写照。     

网络游戏“私服”、“外挂”行为的民事法律责任研究

"私服"、"外挂"行为严重威胁和冲击着网络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界定了"私服"、"外挂"行为,指出了"私服"、"外挂"行为的危害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私服"、"外挂"行为构成要件内容的特殊性、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和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最后提出了"私服"、"外挂"的立法建议.这有利于网络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净化网络文化环境,打击"私服"、"外挂"行为.     

论老子的“精英意识”

无论是太过强调"在上者"在老子思想系统中的地位,还是将老子的一些重要观念简单归结为"平民意识",都因忽略了老子的"精英意识"而有值得商榷之处。在"精英"的"自我实现"方面,老子强调精神超越升华的价值,在政治的实践领域,老子强调在上者"无为"基础上普通民众之"自为"的意义,而老子思想系统中的这两条主线,均以"精英"为重要绾合点。作为"精英"的"圣人",以努力向"下"来凸显其非同寻常的"上"和"先"。与"道"在"万物"找到了自己"的时候"实现了自己"同理,作为"精英"的"圣人"在"主观"上没有自己,但结果却在民众的充分自为中成就了自己。     

关于先秦儒学“人性论”的一些讨论——以孟子和荀子为核心的展开

儒家认为人性既有"自然气性"也有"道德觉性"。中国人文精神的生长是一个从"帝之令"到"天之命"进而"道之德"的历程。"传经之儒"和"传心之儒"是儒学的两个脉络系统,人性论与"天地亲君师"关联。孟子的性善论是就"大体"和"天爵"而言的,性善是"存在的呈现",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从"自然气性"到"社会习性"的转化;孟子由"尽心知性"而"知天",荀子则强调"天生人成"而"化性起伪";孟子正视本心,扩充善性,荀子通过礼教来治理"自然气性"。合参孟荀,儒家"内圣外王"可以充实而饱满。     

发展与差距:西部职业结构变迁的时空维度及特征分析

从时间维度看,30余年来西部地区职业结构经历了"速度慢"、"变动小"、"程度浅"的类别变迁和"等级化"、"阶层化"、"模糊化"的等级变迁的过程,其结构形态正逐步实现从"倒丁字塔型"向"类葫芦型"的转变,表现为"中部变大仍较小、底部变小仍很大"的变动格局;从空间维度看,与全国相比,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职业结构经历了"区域"、"路径"、"风险"上的差异化变迁过程,并呈现出"滞后性"、"非常规性"、"易变性"的特征。30多年来,西部地区职业结构在纵向上获得了较大发展,但在横向上却存在着明显差距,整体仍处于"传统型"向"现代型"逐渐迈步的过渡阶段。要构建现代职业结构体系,西部地区尚需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新时代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区精准脱贫:问题诊断与破解策略

与非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区相比,新的时代背景、空间环境、贫困群体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区的"特殊性"。随着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推进,这种"特殊性"主要集中体现为精准脱贫过程中所面临的"短期性"与"长期性"认识误区、"生存性"与"发展性"文化冲突,以及"顽固性"与"脆弱性"劣势积累、"主导性"与"被动性"二元嵌入、"差异化"与"均等化"操作失衡等强化的"志"不足、"智"不强、"治"不均。要实现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区脱贫攻坚取得最终胜利,就应坚持问题导向,正确认识脱贫攻坚"短期性"与消除贫困"长期性",处理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以创新民族地区文化形态和加强民族地区青少年教育,调和民族文化冲突,弥合"生存性惯性"与"发展性目标"差异;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扶治"相结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少数民族从"生存伦理"的惯性使然到"发展能力"的主动作为,形塑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区精准脱贫的有效社会合力和社会秩序。     

明清贸易领域中的"客店"、"歇家"、"牙家"等名异实同考

在贸易领域中,"客店"、"歇家"、"牙家"、"牙歇"等,都是采取"客店"与"牙行"相结合的经营方式,且都有"开肆"的功能,它们在贸易领域经营方式的内涵,实际上是名异而实同.因在文献中见之最多是"歇家",故将这类模式称为"歇家牙行"模式.由于"客店"、"牙家"、"园亭"、"歇店"、"牙歇"等都有称为"歇家"的记载,故可把它们称之为"歇家"之异名.     

中国先秦小说的原生态及其真实性问题

《韩非子》一书中《说林》《内外储说》中的"说",就是中国先秦小说的原生态。"小说"虽和"解"、"说"、"传"、"记"一样具有解经的功能,但它全借"精彩的小故事"来解经,不同于"解"、"说"、"传"、"记"在解说中有很多"抽象的语言";同时,它完全来自民间,又不同于"传"、"记"中的记载属官方史书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韩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自觉的"小说"著述者和"小说"价值的真正发现者。韩非以民间故事传播的渠道和过程是否可信,作为衡量"小说"真实性的标准,这对中国古代的小说真实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儒家"道"、"德"观之寻根阐释及其"形上化"之后果

"道"与"德"就其源始义而言,皆是表示在"天命"之"感召"情境下的"行",其本身即是先民的生存境遇之表达.由此处境而发,便进一步开显出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极其重要的"生生为本"之观念以及儒家的表现为"赞天化育"之形式的"天人一体"的天道观.然而,随着宋明理学之勃兴,不仅"道"、"德"的源初意蕴被日趋"盘剥",而渐为"形而上学"之思想物;相应地,儒学也逐步地从作为其立足之根的"人伦日用"中"滑脱"出来,从而沦为空寂与僵执,失去了作为其本质特征的"通经达权"或"顺变精义"之精神,于是,在社会生活中,便引发出许多消极之后果.     

“内圣”、 “外王”之辩：一个“后新儒学”的反思

本论文旨在针对"内圣"与"外王"这组概念,对比于"新儒学"与"后新儒学",做一总的回顾与思考。当代新儒家不同于以往儒家的"内圣"直通"外王"之道,改而强调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特别经过一"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知性主体",并以此而开出现代化的民主、科学。我则以为应该有一大进展,这是经由"新外王"的学习,进而启其"内圣",有一新内圣之发展可能。这些论题将涉及于"方法论之本质主义"与"方法论之约定主义"的差异;另外,也涉及于"历史的发生次序"、"理论的逻辑次序"、"实践的学习次序"三者的差异。本文首先溯及于1990年代以来所引发的思考,对比地呈现出"后新儒学"与"新儒学"的总体异同。再者,指出第三波的儒学革命主张的是"民主宪政,公义为主"、"多元而一统",此不同于往昔第一波之"宗法封建,人伦为亲"的"大一统",也不同于第二波之"帝皇专制,忠君为上"的"大统一"。在此新局下,当有一崭新之思考也。吾人以为,儒学该从"道德的形而上学"转为"道德的人间学",由"心性修养"转而强调"社会正义",在重视"君子"之前,更得重视"公民"这概念。这已经不是如何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考,而是如何在"新外王"的学习过程里调理出"内圣",并由此"新内圣"再调理于"新外王"之中。"内圣"与"外王"是交与为体用的,这种"两端而一致"的船山式思考,正是后新儒学思考的特点之一。梳理传统,面对"血缘性纵贯轴"三纲之限制,解开此中所涵之"道的错置",经由"公民"与"君子"之对比与厘清,朝向"公民社会"之建立。从"内圣─外王"到由"外王─内圣"的结构性转换,是伴随着儒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而开启的,这是儒学不得不要有的转化与创造。     

“此在”与重提“存在”问题的必要性——海德格尔对传统“存在”学说的超越

"存在"是哲学的基本范畴,自哲学产生以来,人们对"存在"的研究和争论就从未停止。传统哲学对"存在"主要有两种理论倾向,一是将"存在"等同于"存在者",试图用理性的形式逻辑对其作出定义;二是将"存在"彻底与"存在者"相剥离,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只能把握"存在者",而"存在"本身则是不可知的,哲学家只能对此闭口不言。然而海德格尔指出,"存在"一方面与具体的"存在者"相区别,因其有着本体层面的超越性;但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与"存在者"彻底割裂,而是在最特殊的境域内充当本真与现实之间的媒介。为此,海德格尔提出"此在"范畴,在原始的本真处境下,"此在"与"存在"是同一的,也只有当其"先行"到"存在"成为"存在者"之前,才能使"存在"的意义澄明、显露自身。     

论当代俄罗斯哲学的特征

当代俄罗斯哲学在哲学功能上,具有"入世"与"出世"的特征。在哲学地位上,具有"越位"与"归位"的特征。在哲学属性上,具有"依附"与"独立"的特征。在哲学形态上,具有"封闭"与"开放"的特征。在哲学本质上,具有"科学"与"人文"的特征。当代俄罗斯哲学的一系列特征,既表征着其哲学发展的路径,又面临着相应的难题。     

旁指代词与"这"、"那"的选择限制

旁指代词是代词的一个小类,和"这"、"那"的连用,体现出旁指代词与心理距离的关系.旁指代词"另"、"另外"、"其他"、"其余"能够与远指代词"那"连用,表心理远指.而"旁的"、"别的"既不能与远指代词"那"连用,也不能与近指代词"这"连用,既不表心理远指也不表心理近指.     

动词“给”对“与”的替换

动词"给"对"与"的替换至少从明末就已经开始。可以从结构和地域两个方面来呈现和解释其替换过程。从结构方面来说,在动词"给"发展出"给予"义时,动词"与"的结构已经相当丰富,基于相同的动词词义,动词"给"能够直接进入动词"与"所在结构从而实现对动词"与"的替换。从地域上来说,动词"给"对"与"能够实现从南到北的替换,是基于动词"与"在共时平面上是南北通用的"给予"义动词。以上两点也是动词"给"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替代"与"的原因。     

反映、反应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

有论者提出并认为无人能置之"死地"的"审美反映",其实只是人的先验"意识"在外部刺激下的自我重组,不是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即与承袭了康德"自在之物"不可知余绪的皮亚杰同出一辙,是反应,不是反映.而综观该论者同时提出的作为"客观因素""主观化"、"主观因素""对象化"中的"审美反映"和作为"与生俱来"、"融入"于文学"最基本的审美单位"的语言文字的"审美意识"、作为文学"本质特性"表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三者关系可知:所谓"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实际就是实行了语言学转向、属形式学派范畴又颇为彻底地与非"审美"、非文学的先验"意识"的自我表现文学论,并不"新鲜".     

为"实践唯物主义"再辩护——兼论它同三种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2010年以来,<哲学研究>发表多篇文章,批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实践唯物主义"解读的学术主张.这些文章把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跟一些中国学者"删除唯物主义后缀"而自立的"实践人道主义"等学说混在一起,然后用"自我循环"、"交互解释"等判词来断言必须"扬弃"实践唯物主义.他们又把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解释原则--"实践"解释原则硬性冠以"历史"解释原则的称谓,从而论证作为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名称,同时贬斥本来与之同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要求后者向前者"还原"、"回归"、"提升",将其话语统统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总范式下.笔者不同意上述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批评,以"实践论"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硬核、"实践"解释原则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解释原则为哲学立足点,再次论证并肯定:在历史地形成的马克思哲学的诸多名称中,"实践唯物主义"是最能说明马克思哲学真正实质的名称.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或作为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可以说,条件是:其理论硬核是马克思的"现实的人"的实践论.在这个意义上,同"实践唯物主义"相对立的,或者扬弃"实践唯物主义"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哲学.     

“巨人传”与“侏儒史”——从吉狄马加诗歌《我,雪豹……》看“人兽”辩证法

在长诗新作《我,雪豹……》中,吉狄马加从"兽"的自我人格建构入手,完成了雪豹人格化的体认以及"通灵"能力的赋予,书写了一部雪豹族群成长的"巨人传"。通过对人兽转化的辨析,诗人委曲地指出了"人"异变成"兽",且不断"侏儒化"的事实,从而建构起独特的"人兽辩证法"。诗人试图借雪豹的"歌哭",呼唤人性的复归,确立具有"万物一体意识"的"人兽"同构观,并藉此重建社会"圆形秩序"和"万物共存"的和谐生态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