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周钧韬《金瓶梅》研究述评

周钧韬先生专事《金瓶梅》研究二十多年,提出了"《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金瓶梅》为性小说"等6个新说;完成了《金瓶梅》创作素材来源考证的基础性工程。他的"治学之道"包括"知己知彼,选准研究目标";"高层次加入";"目不斜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思辨与考证,双向汇流"等。其自言"治学之道"的核心是学好哲学。     

新时期《金瓶梅》研究述评(续)

三、评者与评点新时期《金瓶梅》的评者与评点研究取得了可喜的突破。其主要标志是吴敢新发现的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和其中的《仲兄竹坡传》,以及以此为据撰写的《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和《张竹坡与金瓶梅》两部专著。刘辉在《〈金瓶梅〉研究十年》中对此作了如此评价:“如果说国内学者在《金瓶梅》研究中不少问题正处于探索阶段,只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话,那么,在《金瓶梅》重要批评家张竹坡的家世生平研究上,则有了明显的突破,完全处于领先地位。”这个评价是客观而恰当的。除此之外,使金学界引以自豪的学术成就还有刘辉的文龙…     

《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

探讨《金瓶梅》的成书问题,是《金瓶梅》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就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心的三个问题谈一点看法。一、《金瓶梅词话》当成书于万历年间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时代,过去长期流传的是“嘉靖说”。最早提出此说的,当为屠本畯的《山林经济籍》:“相传嘉靖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此则约写于万历三十五年。屠本畯与屠隆是同里同宗,但屠本畯于万历二十九年罢官归里时,屠隆     

《玉娇李》与《续金瓶梅》关系考论

《续金瓶梅》在人物命名、人物命运等多方面受到《玉娇李》的影响,这就明确了前者在创作时确实参考了后者。当下《玉娇李》研究几乎全是研究《金瓶梅》的副产品,而对《玉娇李》本身及其对《续金瓶梅》的影响研究不够。丁耀亢当是通过诸城丘家见到或听到过《玉娇李》。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改者似乎看过《玉娇李》。《玉娇李》与《续金瓶梅》之间关系的发现对《金瓶梅》研究有一定的价值。     

《新刻绣像批评金梅》评点初探

目前,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注意发掘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和从事《金瓶梅》的研究,但对于明末无名氏评点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却似乎没有引起重视。其实,它的评点较有见地地阐发了《金瓶梅》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从而丰富了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宝库,对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的小说评点起了直接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它的观点,简直无法对金圣叹,特别是张竹坡作出正确的评价。它应当在我国小说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以下简称《新刻》)的评点包括眉批、旁批和圈点,其出现时     

明清《金瓶梅》研究概论

明清两代的笔记丛谈,便已带有研究《金瓶梅》的意味。崇祯本上的评点,尤其是《第一奇书》张竹坡的评点、文龙的评点,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金瓶梅》研究。虽然现代意义上的《金瓶梅》研究,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但明清时期的《金瓶梅》研究,具有发凡起例、启导引进之功。     

《金瓶梅》国外研究论著辑录

《金瓶梅》既是我国古典小说名著,同时也是世界文学名著.但对这部名著的评价,长期以来,在国内外都有较多的分歧.近年来,国内学者有不少关于《金瓶梅》研究的新著发表,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刊载的拙文《金瓶梅在国外》,曾对这一名著在世界文坛所占有的地位及其在国外的版本收藏、翻译、研究、影响诸方面作了粗略介绍,为了便利国内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今再将国外学者有关的研究论著作一辑录,供学界参考.据笔者所见,世界东、西方学者发表有关《金瓶梅》的论著,大体都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迄今     

读《金瓶梅词话》校点本札记(二)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以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为底本出版的校点本《金瓶梅词话》,经过校勘,其衍夺讹舛之处,多数得到勘正,大大便利了对该书的阅读。然而,书中有些地方也还未能做到尽善,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在拙文《读〈金瓶梅词话〉校点本札记》(载《古籍研究》1988年第1期)中,曾对该     

试评魏子云先生对《金瓶梅》语言的看法

人们对《金瓶梅》的语言(下面均简称“金语”)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特别在讨论《金瓶梅》的作者是哪里人时,“金语”更成了各家争论的焦点,意见颇不一致。台湾学人魏子云先生是研究《金瓶梅》的名家。他对《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思想艺术”和“作者是谁”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石昌渝、尹恭弘两先生在《台港〈金瓶梅〉研究论文选》前言中说:“关于《金瓶梅》的成书和作者的考证,魏     

《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与陶望龄

在《金瓶梅》作者“徐渭说”中,陶望龄是个关键人物,但陶望龄和《金瓶梅》之间的直接资料几乎没有,只有通过研究《金瓶梅》抄本收藏者和陶望龄的交往,才能找到陶望龄和《金瓶梅》早期传抄的关系。文章在潘承玉《金瓶梅新证》的基础上,通过追寻陶望龄和徐阶、王肯堂、文在兹的关系,探讨陶望龄作为《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中作为非作者总源头的可能性。     

《续金瓶梅》的人物塑造艺术

作为《金瓶梅》主要续书的《续金瓶梅》 ,其价值不能用“狗尾续貂”一笔抹杀 ,在思想和艺术上 ,续书都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对于其思想价值 ,前人已有论述。在艺术上 ,它同样有其独到之处。表现在人物塑造上 ,《续金瓶梅》在借鉴《金瓶梅》手法的同时又有自己的加工创造。这都是我们在研究续书时应该注意的。     

关于《金瓶梅》的几个问题

说起《金瓶梅》,人们常称之为“奇书”。这话看来并不过分。仅是作者布下的“兰陵笑笑生”这一迷阵,三百多年中不知引发了多少人的雅趣。近几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这部古典名著竞相探索,发表了不少文章,见仁见智,各有千秋。笔者长期从事历史地理的工作,对目前《金瓶梅》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是门外汉说话,目的是向行家们请教。一、明代有北、南两个清河县,(南)清河县是西门庆故事的主要地理描写点。     

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

清代中期,北京戏曲舞台上演绎的很多曲目取材于《金瓶梅》,人物情节虽较小说略有变化,但继承关系明显。大量的《金瓶梅》戏曲演出史料以及相关禁令无一不彰显《金瓶梅》在清代中期北京传播的广度。文人墨客或者达官贵人对《金瓶梅》戏曲的接受程度和对演员的评价再现了戏曲《金瓶梅》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金瓶梅》对《水浒传》的继承与发展

较早谈到《金瓶梅》和《水浒传》的承继关系的大概是袁中道。早在《金瓶梅词话》刚在世上流传时,袁中道便在他的日记《游居柿录》中指出:“《金瓶梅》……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的确,《水浒传》给《金瓶梅》以重要的启示,《金瓶梅》对《水浒传》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表现手法,不仅有所继承,而且有一定的发展,当然其中也难免有一些不足。对此进行一番探讨,这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是不无益处的。一《金瓶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承继     

《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在对以往发表的《歧路灯》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成书方式上,《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是《歧路灯》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在“对小说写‘性’的认识之比较”部分提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写性,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金瓶梅》大写特写性,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李绿园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     

《续金瓶梅》主体精神探析

《续金瓶梅》作为《金瓶梅》的主要续书,除了对《金瓶梅》艺术框架的依托外,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其特点和价值,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主体精神。所谓主体精神在这里指的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创作精神。《续金瓶梅》在继承和借鉴原作的同时在结构模式和审美范式上都有独特之处。这跟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当时小说观念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袁中郎致董思白书考辨

《金瓶梅》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初刻本大约问世于万历四十五年以后。在初刻本问世前的二十年,已有抄本流传于世。从现有史料看,国内外的《金瓶梅》研究专家都认为,《金瓶梅》出现在人世间的第一个信息,是由袁中郎致董思白书中透露出来的。现将此信抄录如次: 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谭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兄耳。《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     

《幽怪诗谭·小引》解读

袁宏道《与董思白》信,传递了《金瓶梅》抄本问世的第一个信息.《金瓶梅》的问世,震撼了晚明文坛.相继有王世贞、屠本竣、谢肇制、薛冈、冯梦龙、沈德符等著名文人作家评论传播《金瓶梅》,抄本在北京、麻城、诸城、金坛、苏州等地传抄.《与董思白》写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今已411周年.晚明与《金瓶梅》有关文献,称此巨著为《金瓶梅》、《金瓶梅传》,无有称《金瓶梅词话》者,欣欣子序称"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因此,有学者猜测原抄本曰《金瓶梅》,"词话"二字是书商刊印时加上去的.《幽怪诗谭·小引》称《金瓶梅词话》,在至今所见文献中,这是最早传递词话本的信息.     

《金瓶梅》的时代性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金瓶梅词话》最早是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刻本,《金瓶梅》是人们习惯的简称。作者将书中三位妇女的名字(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各取一字订为书名。崇祯时代又有《新刻绣像金瓶梅》出现,研究者仍以《金瓶梅词话》为定本。据吴晗考证,《金瓶梅》成书约在明代隆庆二年至万历三十四年(1568——1606)之间。     

辽大高越峰教授来我校讲学

9月19日上午,辽宁大学中文系高越峰教授应邀来我校中文系做《金瓶梅》研究专题报告。高越峰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在《金瓶梅》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报告中他首先介绍了《金瓶梅》的故事梗概和基本情节,然后重点讲了如何评价《金瓶梅》和《金瓶梅》的性描写两个问题。他把《金瓶梅》的社会意义概括成五个要点,认为这部作品十分复杂,良莠难分,而成就是主要的,精华胜于糟粕,糟粕之中亦包含了某些积极的成份。他认为,《金瓶梅》中大量的性描写固然是作品的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