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权力的变化:以环境气候领域国际非政府组织为分析中心

随着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发展,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领域中扮演着日渐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环境治理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首先从相关非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和发展入手,分析当代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权力变化的现象。其次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例,指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其中权力的有效性体现在意识宣传、信息提供、行动监督这三个方面。最后探析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权力获取的主要途径,总结出议程设置权力的引导和规则规范权力的引导这两种不同的权力获取渠道。笔者认为,在全球治理领域,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权力和合法性都在不断上升,虽然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行为体还是国家,但是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正深刻地影响着这一进程,这是不容忽视的。     

国际气候政治中的负外部性权力及其影响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各国的温室气体减排进程缓慢。文章通过“负外部性权力”的视角分析这种国家行为体削减自身负外部性意愿和行动力不足的问题。在特定条件下,负外部性形成一种权力资源。其发挥作用的原理是产生负外部性的主体可以凭借负外部性为条件与其他行为体讨价还价以增加自身的获益或使自身处于有利地位,因此负外部性具有关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属性。在气候政治中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排放大国倾向于使用负外部性权力影响总体谈判进程和其他行为体以获取利益。通过案例研究,文章认为在国际气候政治里美国主要是消极使用负外部性权力,欧盟则是积极使用负外部性权力的典型,而中国也拥有越来越多的负外部性权力资源。为了更好地解决负外部性问题,应当承认负外部性权力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在合理限度内对其进行使用。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家集团多重博弈研究——基于国际公共品视角

全球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全球气候治理最重要的行动纲领与合作平台。研究了全球气候治理中存在的国家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关系,尤其是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各集团内部所存在的多重博弈与重复博弈,并分析了气候基金中存在的联盟博弈和子集团的权力大小关系。必须合理分配各国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并落实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与技术支持。     

权力与权利关系中的政党作用论析

在权力和权利关系框架中,人民主权理论有三种思想传统：洛克的以权利约束权力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卢梭的权力与权利一体化的平民激进主义传统;十九世纪后,又产生了权力与权利统一于阶级利益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虽然它们在阶级本质上有着根本区别,却都需面对一个共同的课题：如何实现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顺畅转化。这本质上是人民拥有的权力如何具体实现的问题。政党政治作为人民主权制度的内在逻辑产物,成为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中介和桥梁,有着具体实现人民主权的工具意义。     

IPCC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自成立以来对推动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发布的许多报告成为国际社会认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对国际气候谈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直接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重要国际气候法律文件的制定。在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谈判任务艰巨的形势下,IPCC需要对自身暴露出的一些局限进行改革,才能在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组织变革中的权力关系演变与规范路径探究——读张康之《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权力作为社会治理活动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于社会治理的成效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伴随着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增长,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性以及权力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近年来,由权力性质异化所造成的腐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如何有效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异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张康之在《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中指出,必须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在制度主义向行动主义转变的社会建构历史与逻辑中,从政府组织模式变革中所伴随的权力关系演变角度寻求有效的权力规范路径,同时,张康之构想了合作制组织中的权力关系,认为权力将更多地与人的知识、智慧及道德联系在一起,因此,从权力意志的角度思考权力的规范方式,才能有效避免权力异化问题。     

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

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是解放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都有悠久的形成历史.一方面,公民权利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政治权力则是公民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二者在运行过程中经常出现矛盾,政治权力的"硬性"力量常常侵蚀公民权利的"柔性"肌体.制约政治权力的自我膨胀,保护公民权利,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力保障.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FAO援助机制的嬗变及中国应对

《巴黎协定》明确了"自下而上"型的温室气体贡献目标,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更需包括FAO在内的多元主体予以共同治理。事实上,FAO已将援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粮食安全的传统工作范围延伸至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但客观而言,其仍存在国际合作模式僵化、机构设置与整体目标不匹配、行动能力不强、工作透明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对此,FAO宜在自身改革和治理中更突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地位,加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的互动与衔接,创建发展中国家关于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数据库。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亦应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机制的完善,并创新农业发展战略和碳融资方案。     

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下的美国气候政策的“钟摆现象”

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订以来,美国在对待几个关键附属气候条约的立场上呈现时而保守时而激进的“钟摆现象”,如：1997年美国国会拒绝核准由前任美国副总统艾尔戈尔签订的《京都议定书》,2015年奥巴马总统利用行政权力绕过国会签署了《巴黎协定》,2017年前总统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这些看起来令人困惑的行为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在气候政策制定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本文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了几个关键变量——“领导人形象与认知”“党派政治”以及“公民社会和游说集团”如何左右美国的气候政策及其影响。     

国外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建设的经验及借鉴

权力文化网络是乡村社会的一种内生性的政治文化力量,它是维护整个乡村地区稳定与发展、防止外来侵袭以及保护文化传统与权威的隐含力量。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国家均依托其原生文化理路,构建出各具特色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模式,作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具象场域。总结和借鉴各国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发展经验,有助于拓展我国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和建设的视野,促进乡村社会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幸福宏图的早日实现。